杨朱是战国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虽然他的生平和著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还能从《列子·杨朱篇》中探寻到杨朱的一些思想。
杨朱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他说：“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种“存我的天性”，不单是人如此，一切生物的进化，都是因为要保存自己。他还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也就是他认为侵害他人、他物是最卑劣的事情。所以得出结论：“古之人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古时候的人，损害一根毫毛去为天下谋利益，他不肯给；把天下的财物都用来奉养自己的身体，他也不愿要。人人都不损害自己的一根毫毛，人人都不为天下人谋利益，天下就太平了。
可以看出，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要损人利己。他贵“存我”，又贱“侵物”；损害自己有利天下的事不做，侵夺天下供养自己的事也不做。他要的是“利己但不损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这和他的悲观的“生死观”有关。他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消灭，是所同也。”世间一切生物，活着时都不一样，一样的，就是死亡。人活着有贤明、愚蠢、高贵、低贱之中区别，而死了以后，都要变臭腐烂，最后什么也没有了。他还说：“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死了之后，生前的差别谁又会知道呢？所以还是顾好生前的事情，死后就别管了。
这种消极厌世是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春秋战国时，诸侯混战，百姓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所以就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思想：像墨子那样苦心孤诣的救世思想和杨朱这样极其悲观的厌世思想。
由“生死观”，杨朱又提出了自己的“养生”思想。他说：“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随心所欲地行动，不违背自然的喜好；顺从自然本性去游玩，不违背万物的喜好。这和道家的思想有点近似，但他更追求一种折中，胡适说：“杨朱论养生，不要太贫，也不要太富。太贫了‘损生’，太富了‘累生’。”（《中国古代哲学史》）这种观念倒是很值得现代人深思的。
杨朱又说：“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生活快乐，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杨朱追求的只是“乐生”和“逸身”两件事，他不追求长寿，也不追求不死，只要活得快乐舒服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