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时任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三家分别建国，标志着“三家分晋”获得了正式承认。
※韩赵魏三家封侯
1500年后，《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司马光对此痛心疾首，于这部煌煌巨著的开篇就说——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很显然，他把“三家分晋”的主要责任按到了周威烈王的头上，认为是周威烈王自己坏了“礼”的规矩，所以之后——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因为周天子“自毁长城”，所以后来各个诸侯国都被灭掉、诸侯国的国人百姓也都几乎死光，原因都在这里。
后世一直都把司马观的这个观点奉为至理，认定周天子不该失去原则，向现实低头。同时也认为周天子之所以失去威信，不再被重视，乃至最终被干掉，都是发源于此。
但是，这真的是历史的真相么？司马光说的就一定对么？
壹
事情要从两年前即公元前405年说起。
这一年，东方的齐国发生了两件大事，死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当了50年齐国国君的齐宣公，这个事看起来应该是齐国的头等噩耗，然而因为齐国实际权力早已经落在了田氏家族的头上，所以齐宣公的葬礼可能会办的风风光光，但真把它当回事的人，恐怕也不多。
另一个就重要了，这就是田氏家族的家主田悼子也死了。而且田悼子的死因极为蹊跷，有人怀疑他是被继任家主田和阴谋暗杀的，也就是说田和为了上位，干掉了田悼子。
田氏家族内部就此发生了分裂。其中一派当然是以田和为首，另一派则是田孙、田会等人。
其中田孙也被田和派人杀掉，于是田会在根据地癝丘发动叛乱，而且宣布脱离齐国、投入赵国的怀抱。（此时赵国的正式称呼应该是晋国赵“家”，还没资格称国。本文采取习惯称呼。）
对于这种叛国行径，齐国当然不能容忍，迅速派兵前来镇压。赵国却是天上掉馅饼，不接白不接。而且当时赵韩魏还是铁杆兄弟、历史盟友，“一家有事三家支援”，三国军队联合出动，战国初期规模较大的癝丘之战就此爆发。
※癝丘之战示意图
这一战齐国又丢人了，大败亏输，据说被“杀齐兵三万余人，获齐战车两千乘”。
更重要的是，因为战场上打败了，当初暗杀田悼子的“阴谋”也就无从辩解了，国际社会一致认定田氏严重触犯了当时的礼法。虽然田悼子不是国君，但也是家主，怎么能随便被族人干掉呢？
所以赵韩魏以此为把柄或者说借口吧，决定继续惩罚齐国。
注意，问题从此出现了。
之前，赵韩魏可以以救援田会的借口防守反击，那没有问题，但现在攻打齐国，可就不能那么随意了。
我们后人可能会觉得，不是有那个把柄在手了么？为什么还不能打？还有什么讲究么？
还真有讲究，因为很简单的一句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虽然时代早已经实际进化到了“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但名义或者说礼法上还是要维护的，而且，如果您能猜到赵韩魏干未来一系列事情的某种主要目的，就更能明白中间的玄机。
毕竟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算是外姓国家，又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国，讨伐它必须得周天子的命令才能“名正言顺”。
赵韩魏怎么做呢？不好意思，他们还没有“资格”直接请示周天子，只能搬出晋国国君来，当时是晋烈公，由他出面请示周天子。
周威烈王估计一开始都很诧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几百年了，你们爱打谁打谁，啥时候需要周天子的批准了？
晋烈公也很无奈，估计他也没想明白赵韩魏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吧。再说傀儡早就当惯了，为了维持生活，让演啥就演啥呗。
难得被尊重一把，周威烈王也就顺势刷刷存在感，发布了“王命”——“王命韩景子、赵烈侯、翟员伐齐”。（《水经》引《纪年》）
其中翟员应该是魏国的将军，所以这道命令的实质就是让韩赵魏三家联合伐齐。
这下有了“尚方宝剑”，韩赵魏迅速动作起来，他们思虑周全，不仅自己上，还以周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诸侯，大家一起来讨伐齐国。
公元前404年，晋烈公（三家名义上的资格又不够）在一个叫“任”的地方大会诸侯，郑国、卫国、宋国、鲁国等中小型国家都来了，甚至于连南方的越国也来了。
誓师大会后，“联合国军”开始攻打齐国。
※联军伐齐之战示意图
齐国去年连赵韩魏都打不过，现在自然更不是对手，据说连齐长城都被突破了。尤其是越国，战斗力极为强悍，它又是“南蛮”，估计打齐国打得也最狠。
战场上是没戏了，只有在外交上争取。越国是最先被分化的，“齐与越成，以建阳、巨阝陵之田，且男女服。”（清华简、系年）
就是割地、送人等意思。估计越国此来就是趁火打劫吧，所以见到好处也就收了。
对于赵韩魏的争取最重要，被打的晕头转向的齐国总算还有清醒的人物，有个叫田括的人就分析说：“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住。”（《淮南子•人间训》）
意思很简单，赵韩魏跟越国不一样，他们不是图利来的，是求名来的！
求什么名呢？威名呗，干掉齐国立威啊。就像当年郑庄公为什么老拿宋国开练，因为宋国爵位高，虐它有面子。现在赵韩魏揍齐国也是一个道理。（此战前后，赵韩魏“军威大振”，华夏震动。）
所以齐国的做法是让“齐侯”也就是当时的齐康公去谈判——
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与陈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清华简、系年）
如果仔细阅读这段文字，韩赵魏的真实目的已经呼之欲出。按照当时的礼制，韩赵魏哪里有资格和齐康公会盟呢？必须得晋烈公出马才对等啊。
然而赵韩魏就是这么干了，还得齐康公前往晋军大营和他们会盟。而且韩赵魏派出了自己家的大夫，也就是家臣，去同齐国的大夫田和等人会盟，已经是自视成“诸侯”了！
当然在《吕氏春秋》中有另一种记载，叫“虏齐侯”，也就是说齐康公在战争中被赵韩魏俘虏了，如果是这种情形，那齐康公的“表演”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还不算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高潮——
“晋公献齐俘馘（俘虏的耳朵）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羴（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清华简、系年）
也就是说，天下诸侯几乎都聚集到了周王室，一齐向周天子献功：在晋国赵韩魏三家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齐国终于受到了惩罚，我大周礼法的尊严得到了完美维护。
其后由齐康公带头提出，为了奖赏赵韩魏的功劳，请周天子册封他们为诸侯！
贰
还陶醉在罕见盛大场面中的周威烈王立刻傻眼了，估计直到此时，他才醒悟过来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吧！
原来他这个局外人反而才是最最关键的人物！
之前的一切，其实都是铺垫，都是为了让他——周天子——做出一个可能前所未有的抉择。
以上，便是周威烈王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前的历史背景。
如果了解了这些，那么请问，此时的周威烈王还有什么选择么？
从情理推演，是他发布了王命，要求赵韩魏去讨伐齐国，结果赵韩魏做到了，按照礼法就得赏赐。
周威烈王还有什么可以赏给他们的呢？就算有，又是赵韩魏真正想要的么？
那不给他们想要的，“后果”会怎么样呢？
※周天子风光的日子……
从内心深处来讲，周威烈王当然不愿意做出这种有违祖制也有违礼法的抉择，他也未必想不到，一旦开了此例，会对周天子的权威产生何种伤害以及后续的深远影响，但他真有说“不”的权力么？
周威烈王看着满朝的诸侯，估计会情不自禁地苦笑吧？
因为除了身份不同之外，他们的实质处境没有任何区别。看看齐康公、鲁穆公等人，他们哪一个手上还掌握各自国家的实际权力？
尤其是晋烈公，他难道不知道三家封侯最打谁的脸么？那他为什么还忙前忙后？而所有的诸侯，又有哪一个不是演员？
具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都隐藏在了幕后，就看着他们这些傀儡表演，而周威烈王，很不幸，就是那个最大的傀儡！
他能说不么？说了别人会答应么？别说那些幕后的人，眼前的演员都不会答应吧？
其实相比后世的很多“闹剧”，比如曹操封公、汉献帝禅让乃至司马昭弑君，周威烈王所面临的处境已经很好了，这一点他倒真要感谢“礼”的约束和作用。
客观说，赵韩魏三家还是“讲究”的，他们毕竟是按照既有的礼法和程序的框架在推进他们的封侯大业。
尤其是，因为资料所限，我们已经不知道当时社会“因功封侯”的资格和条件，这种事情几百年来也没有发生过，但礼制上肯定有过相关规定，不排除赵韩魏的做法或者说功劳，可能已经的确满足了相关条件。
就算不满足甚至一切都前所未有吧，赵韩魏的做法也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所能实现的最高规格：他们邀请了几乎所有华夏诸侯，而且由最大的诸侯国齐国的国君来提议此事（晋国肯定不能出面）。可以说，能做的都做了。
换言之，已经给足周天子面子了。
台阶搭得够好了，您老人家就顺坡下吧！
※公元前401年战国大势图，看看周王室和晋公室的可怜疆域
虽然当年就“九鼎震”（爱信不信）、后来司马光痛心疾首、后人也普遍觉得无奈，但像曹髦那种决绝的人毕竟是个例，大多数当事人最终都选择了顺从。
最主要的是，曹髦死了也没实质改变什么啊。
因此，对于当事人，可以惋惜可以不屑甚至都可以痛骂，但至少不能“让他们勇于去死”，为后人的“理念”或者说价值观买单。这恐怕在任何时代都说不过去。
尤其是，如果了解了上述历史大背景，就很容易发现司马光的认知是有多么天真乃至“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
意思是，周天子就是不答应，然后赵韩魏就会自立成为逆贼，于是一旦出现齐桓晋文等明君，就会“奉礼义而征之”。
且不说周天子根本没有说不的权力；就算周天子说不并且成功了，也可以明确一点，不仅当世肯定没有齐桓晋文，以后也不会再有。
原因很简单，因为诸侯阶层已经被卿大夫阶层所全面取代。正如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哪位诸侯为周天子真正“出头”，以后也不会再有卿大夫为“诸侯”出头，毕竟谁会干不利于本阶层的事情呢？这注定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最后，可能也是笔者最想指出的，“礼义”真的就是正确的么？
仅仅因为它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就一定正确了？就得永远持续下去？连改动一下都不行？
对此，笔者不客气地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天真的地方。
因为礼乐制度本身是架构在周天子的权威之上，其核心精髓是服务于周天子的特权。说难听一点，是真正的“举天下而奉一人”。
正是因此，当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开始衰落，礼乐制度也就必然走向礼崩乐坏。因为登上历史舞台的诸侯们，势必要对周天子的特权发起挑战，文化上挑战礼乐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必然组成。
比如“周郑交质”，对于周天子来说，这当然是前所未有的“王纲陵夷”，周天子的儿子怎么可以去诸侯国当人质呢？
然而站在第三方的角度，难免会想：“为什么不能？凭什么周天子的儿子就必然尊贵了？”
最重要的是，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当周天子的权威或者说实际能力驾驭不住局面的时候，他就算再不愿意，也不得不让儿子去诸侯国当人质。这才是现实。
反过来更容易看出历史的真义，诸侯们既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争取和保障自身利益，他们必然就要寻求改变既有的游戏规则，创造出崭新玩法。
在周天子或者礼乐制度的信奉者眼里，这当然是礼崩乐坏、大逆不道，然而道德或者说“礼义”真有用的话，就不会出现来自现实的挑战了。
也就是说，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礼义”的实际规则是不停发生变化的。在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春秋，虽然礼乐制度仍然无处不在，但它的实质早就已经不围绕周天子转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已经由“方伯”、“诸侯霸主”说的算了。
而到了战国初期，既然实质上早已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那么赵韩魏寻求制度或者说法律上的正式承认，就同样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甚至于，这是一项严肃正规的创新型政治活动，盲目地将它定位为“闹剧”，可能都是对政治新阶层的偏见。
※改革就得创新
再回到司马光身上，我们就能发现他“天真”的根源：
周天子早就已经说的不算了，让周威烈王“说不”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效果。
与之同步的，架构在周天子权威上的“礼义”，其实质和规则在战国初期同样早已发生改变，再也不是几百年前那个单纯、原始的“礼乐制度”了，对战国初期的时代约束力早已荡然无存。
因此，指望有人来维护这种早已过时的“礼义”，只能是后世一厢情愿的想象、寄托，用今天的话说，也就只是一种“情怀”吧。
那到底该如何看待周天子给赵韩魏三家封侯呢？
以下是笔者的个人浅见：
随着政治参与人群或者说阶层的逐步扩大，既有的游戏规则必然要发生变相或者根本的改变。其中尤以变相改变更为常见，因为相比政治的演进，文化上的变革更为缓慢，在创造不出新规则的时候，多数是寻求对于旧规则的修补和变通。
对此，如果能够刨除中国人几千年来固有的“崇古”、因循守旧等心态，而是保持开放性的心态，或许能更容易逼近历史的真相。
就拿“三家封侯”来说，赵韩魏为什么要号令天下攻伐齐国？他们就是要证明，西周时代周天子、春秋时代诸侯霸主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卿大夫们同样也能做到。
既然天下实质上早已经由卿大夫们主导了，那卿大夫的政治地位获得提升，真是什么天大的罪过么？至少卿大夫们只是要求封侯，可从没想过取代周天子吧？
而且，世界上应该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永远正确”、一以贯之的道理或者说规矩，礼乐制度也好，后世的儒家思想也罢，都是随着时代不停改变的。
对于文化或者文明来说，也许多样性才是人力注定不可遏制的方向。不停创造出新事物、新改变，才是每一代“今人”必然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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