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
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是在西方许多国家，很早就有人在讨论话语权的问题。欧阳峣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认为所谓话语权，实际上就是一种说话的“权利”和“权力”。从权利的意义上看，它是一种普惠性的说话的资格和能力，即每个人都有说话或者不说话的权利；从权力的意义上看，它更是一种强力或者专权，其影响力强大而深远。其中，国际话语权就是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和“权力”。从不同的领域看，它包括经济的国际话语权、政治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从经济学视角看，掌握国际话语权就是以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解释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并且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掌握国际话语权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研究的对象具有典型意义，即被解释的经济现象不仅对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同类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研究的成果具有创新价值，即在学术上有重要发现，创造出新的经济学原理、理论和知识体系。三、交流的手段具有国际性，即研究方法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和传播。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它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程度。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的增大，中国经济学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曼说过“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应该注意的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要坚持两条原则：一、要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中，深刻理解它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把握它对中国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二、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机情况，以科学的态度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
命运
什么是“命”？有人说“我命该如此”，也有人说“我不信命，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在没有读吴军博士关于命运的言论前，我想我应该是第二类人吧。无论是社会的言传说教，还是来自家庭权威的期待，我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所谓的“命”。今天品读了吴军博士硅谷来信的三封，深有感触，其关于命运的解释，我是赞同的，但有些观点或许与我们所认为的命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改变做事的方式改变既定的命运。
吴军博士在信中说到一个人的命运由大环境和做事的方式决定。我认为大环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外部基础。比如“国民老公”王思聪，他可以在舆论面前夸夸其谈，且不论他的做事方式和观点对错，仅就他对待事情的看法很多人甚至想都没想过，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我。他可以大谈投资之道，商业致富之经验，这一点他比很多人更超前。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就是大环境引起的。众所周知，王思聪的父亲王健林可堪称中国首富，在这样的家庭中，王思聪更早地接触了商业知识，投资经验，甚至亲临公司了解企业结构，发展战略等。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从一开始就比王思聪落后了一点点。但是仅就大环境带来的这点弱势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吗？当然不是，这就涉及吴军博士第二个观点：命是一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和做事的方法。在信中，吴军博士举了很多例子，在机动车道健走的人，“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故事等等，吴博士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一巴掌扇出的命运。说实话，面对“如果有人扇了你一巴掌，你会怎么做的问题时”我还是犹豫了片刻。如果以牙还牙，我觉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最后以一场斗殴结束；如果就这样忍了，我似乎也不是这样的人；当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气哄哄地问他：你为什么打我”。看完吴军博士的解释，我想这样的我还算“有救”的，虽然没有想到更深层次的意义，但至少也不是那种认怂，或者只会还别人耳光的人。生活中的各种事，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为“一巴掌”，怎样处理这一巴掌，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就是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即吴军博士所讲“一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和做事的方法”。我生活的家庭可以说是幸运的，也可以说是不幸的。幸运的是我和哥哥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不幸的是这点幸运所带来的嫉妒。小时候的我不懂事，不能想太多，但是长大以后再回首，所有的不幸我都可以通过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加以改变。我始终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改变既定的命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前吴军博士也谈1万小时，如果想要改变平庸的命运，我想这一万小时的论点也是极为有用的。由一万小时带来的效应是专业，由专业才可能做出成就。
今天的聆听让我想到了许多，个人自嘲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很好，所以仅发表其所包含的信息，当然这些仅代表个人观点。吴军博士的硅谷来信有些的确引人深思，站在巨人的肩膀看问题，我想我也可以一步步纵观大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