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文字被锁了，今去掉图片和毛先生的讳字，重发一次。

      前几天去西安时，俺曾冒雨去了趟空工院。

      我说的空工院是西安空军工程学院，确切的说应该是原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许多年前，同在西安的空军工程学院和空军通讯学院与位于三原的空军导弹学院合并成空军工程大学。合并后的空军工程大学建在西安灞桥附近，原空军工程学院院址改为空军工程大学的工程学院。

      当时，空工院所在的地是毛西公社东李村。如今东李村还沿用原名，只是不知毛西公社现是乡镇还是改成了街道。记得当年空工院往外寄信的代号是空字零零二部队，旁边还有一支零三五部队，零三五好像是负责印刷教材的单位。

      走进学院大门，原来直面的领袖塑像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面胡主席的题词墙和一柱旗杆，高大的树木把十号楼遮挡的严严实实，俺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雪松，屈指算来估计也得有五十年的树龄了。十号楼是学院的机关办公楼，它旁边的是二十号楼，印象中十分高大的二十号楼如今却显得那么矮小。

      当年就在这个旗杆的位置，我第一次见到了芒果。那是阿尔巴尼亚人送给领袖的芒果，领袖把它们转送给了北京工宣队，工宣队又把它们送至全国供人瞻仰。那天我连续排了三次队，连续看了三次芒果。黄灿灿的芒果装在玻璃匣子里，极诱人。后来听说，那个芒果很可能是蜡质的，因为真芒果很难保存那么长的时间。看来在特定的环境下，一颗水果也可能搅起全国性的波澜。

      随意在校区里走着，眼前的景物早已物是人非，变化大的还属那些树木，立在那里默默的记录着时代的年轮。原来校区的大树多是杨树，如今的雪松、梧桐和法桐都已参天，有的估摸已有了三四十米的高度。其中有棵皂角树，当年我们曾摘取其豆荚洗衣服，虽然也有些沫子，但远不如用肥皂效果好。

      在教学区，看到2009级研究生在进行入学入伍教育训练考核。身着军装的是从部队考入的学员，身着迷彩服的是从地方院校考入的学员。相信他们在若干年之后，定会也成为那参天大树。

      学院最东侧的露天游泳池是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我就是在此学会了游泳，并从此游向了江河，游向了大海。那时游泳是有时间限制的，每次大约一小时，到点必须清场。记得当时清场的办法是，管理员在铃响之后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击打不愿上岸的孩子的头。当然，俺是出来没被击打过，咱守纪律呀。

      每次游完泳，我们就把毛巾和游泳裤一起顶在脑袋上，这样既可以挡挡炎炎烈日，也可顺便把泳裤晒干，一举两得。有一次回家后，发现头上的泳裤不知何时被风吹落了，跑了几个来回也没找回来。气的俺妈两个星期没给俺再买泳裤，害的俺两个星期没能再去游泳。打那之后直到今天，我一直记着这样的教训，在任何时候，裤衩都是万万不能套在头上的！

      学院的家属楼依地势而建，首长居住的小楼建在山坡的最高处，记得当时的院长是薛少卿将军。许多房子如今已显得十分破败，当年我们就是在这些院落里跳忠字舞，吃忆苦饭。印象最深的还是武斗的准备，那时学院的文革也闹的很凶，所谓武斗是防止地方上的派别进攻大院。我们每栋楼都有一名军人做楼长，一层的住家早就把“细软”收藏到二楼三楼，并随时准备往楼上撤退。一二楼之间的楼梯用厚厚的木方钉死，仅留一个能过一人的小门。楼梯拐角处还放一个水缸，那是防止“敌人”火攻用的。从三楼的维修口可以攀爬到楼顶，楼顶上堆满了空酒瓶，用牛皮纸包裹的炉灰渣，更多的是我们孩子自己用黄泥搓成并晒干的弹弓子弹，一箱一箱的安放在楼顶四角。按照分工，我是负责在楼顶中间给别人传送“弹药”的，楼长告诉我，千万不能到屋檐边去，那样太危险。即便如此，俺也是相当兴奋的，因为更多的孩子连上楼顶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趴在二楼或三楼房间的地面上。

      这场武斗最终没有打起来，大人们深深的吐了一口气，而我们娃娃们却遗憾至极。

      我读书的学校当时叫建设小学，现在改名为空工院子女学校，估计也是小学初中九年制。从落锁的大门朝里望去，眼前这座教学楼肯定是新建的，当时仅有两排平房和那个长满草的操场。记得操场四周种的都是泡桐树，春夏季节树上总有些拇指大小的豆虫掉落，人们并没有一点怯意。多年之后我在山东烟台的餐桌上又看到了这样的豆虫，尽管豆虫已被加工成菜肴，我心中却充满了恐惧。

      我对学校的印象已经不深了，记得校长叫朱德惠，同年级的同学有马占军、车壮之、车榜之、刘忠诚、章敏、姜振邦等，早就都没了联系。目前只有三门峡的刘同学和南京的郭同学还有来往，其中郭同学是我从网上搜出来的。前年我们在南京一边吃匹萨，一边听郭同学讲我们念书时儿的事儿，在她的嘴里，我竟成了一个常做恶作剧的淘气学生。呵呵，一定是她记错了。时间过的太久，当年的往事已经成了碎片般的记忆。

      门诊部原来是什么样，早已没了印象。这座小楼恐怕也是后来重建的。离开西安之前，我就是在这个门诊部，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那天有三个人预约手术，一个比我低一级的女同学排第一，她做完一侧切除就跑掉了。我是第二个患者，一直坚持了下来。第三个是位战士，还没等进手术室，就当了逃兵，我成了当日的英雄。

      术后恢复几天后，我们家就搬往了夏官营。记得在新的学校，我对动员我参加宣传队的同学说，我很勇敢，把扁桃体切除了，所以不能唱歌了。后来俺知道，唱歌用的是声带，它取决于天赋、悟性和努力，与扁桃体无关。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在空工院内走马观花般的转了一圈，时光匆匆，行色匆匆。游泳池、皂角树、92号家属楼、门诊部,这所有的一切，不时的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毕竟，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我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足迹。

                写于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