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得名钩沉
长期以来，由于受“衣冠南渡”北人南迁这一历史事实的影响，人们对于“客家”或“客家人”这种称呼的来历，产生了简单化的误解。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所谓“客家人”，也就是由“外地（北方）”南迁至于本地的族群，说白了也就是所谓“外来户”的别称。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值得商榷的——所谓“客家”之所以被称为“客家”，其实或另有历史渊源。
说到客家人，不得不令人想起风起云涌的战 乱与动荡的社会形势。而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安定，才催生了“坞壁”或称 “坞堡”这种半民用半军事化的建筑堡垒形式。这种建筑堡垒，在南方，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客家围龙屋”或 “客家碉楼”。而在古代的泛中原地区，其实也广泛存在着与南方围龙屋或碉楼基本一致的建筑堡垒形式——“坞”、“坞壁”、“营坞”或“坞侯”。
“坞壁”或“营坞”最早的起源，在我看来恐怕要追溯到先秦夏商周时代，而汉代就在边塞地方作为防御工事建立了很多小城堡。然后，十六国、唐代藩镇割据时期这种建筑堡垒一直都很兴盛。
其实不只是官方才修建“坞堡”，民间大族豪强往往也聚宗族而修坞堡防御战乱。
当时，这种官、军、民用途一体化的建筑内部，官方的坞堡内驻有官员、卫士、兵卒、家属、仆役杂工甚至是歌舞乐队等等。而民间所筑坞堡内则大多是同宗族的人们由乡族里长带领合力聚居，或是由因战乱而流动的人们聚集而修筑。地方大族自为坞主或宗主，其下有很多宗人或者是乡亲。而这些宗亲或乡亲与宗主之间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半依附关系，而宗主作为一座堡垒的主人，对同宗“住客”则负有监督保护职责。同宗之间存在这种关系，而由原来的官员或流民所建造坞堡内这种主客关系则更加明显。尤其是在新的土地获得进一步开垦，人均土地面积暂时相对宽松，劳动人手不够而对外招人的时期更是如此。
风云骤起，烽火连天之际，原泛中原及边关地区的这种坞堡连带其内部的人员，在“大南迁”的时代洪流裹挟之下，来到了南方，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原来的内部关系。
部曲，又称为“客”、“客户”。
部曲，本意是当时的部队编制或私家兵丁，后指仆役。“将军营五部，校卫一人”；“部有曲，曲有军侯一人”。
由此可见，这种“主客”关系，本指坞堡或坞壁内部之“主客”关系，而非南迁以后南迁族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
这种聚拢很多人而筑城堡而居住，人们内部又往往存在“主客关系”的特点，显然与迁入地少经战火相对松散的民居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客”或由本族宗亲内部产生，或由外面招募而来，或由因战乱而被迫成为流民者聚居而来，但都有个共同特点，即平时耕种而一旦发生争战，则合而为兵，共御外辱。无论是建筑的堡垒形式还是堡垒内部人员关系，都具有自己鲜明的“战时特色”。这是客家人被独立称为“客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主客关系就人口比例而言，堡垒围屋内部的“主人”或族长毕竟是少数，他们其实也是衣冠南渡所指的“衣冠”，也就是当时的领导人阶层。其实，在当时，也只有他们才有财力修筑堡垒。所以，以居于主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客”来称呼筑堡而居的人们便顺理成章了。这种小堡垒内部存在着的主客间悬殊的人口比例关系，是客家人得名的第二个主因。
后来，尤其到了明代以后，客家人因人口增多，遂逐渐继续向西发展，特别是到了两广交界的地方。那里当时人均土地相对宽松，所以有很多南迁又西迁的人们来开垦种田。因为具有与当地民众不同的上述特点，故而也被称之为客家人。
直到二十世纪初南北议和的时候，谈到“平均地权”时，人们方才意识到，当时只有南方才存在高度集中的地权，绝大多数人没有土地，而中原及北方的中小地主、富农、中农、小农户相比南方就要多的多了。这种差异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土地集中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及北部地区，那么南方扛活儿的佃户，也就是“客人”，也就相应要多的多。而南方山多地少，本来就没有多少土地，这也大大加深了土地相对集中的程度，突显了这种“主客”关系。
当然，所谓“衣冠南渡”者，主要指的还是原社会上层及部分中层及其所部兵丁家丁等等。由于古代尤其南方莽莽群山重水间交通条件之恶劣，剩下的普通老百姓由于经年战乱，饱受地狱水火煎熬，无车马更无盘缠，也只能留在了故地。
与此类似，后世所常见的替人扛活儿的“掮客”，或在农忙时为别人家收割的“麦客”等，其实也证明了这种潜在的所谓“主家”与“客家”间的雇佣关系。
其实，中国语文历来就有“省略”这种修辞格。综上所述，所谓“客家”，其实原本主要就是指——“（分为主与)客（的人)家”。
[民系学·客家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