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飞跃式地发展，中国青少年犯罪的浪潮也在近十年中被引爆。一份中国青少年犯罪统计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的7成以上，校园暴力已然成为社会顽疾。这一问题的产生显然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例如：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原有的家庭结构被破坏；网络时代带来的低俗信息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留守儿童问题的附带产物；警力缺失与法律缺位。

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可以找出一千种客观原因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浪潮的发生，但谈及如何解决问题时，所有的答案都变成了加强教育，加强监管等苍白无力的言论。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上挪开，来看看纽约是如何应对地铁犯罪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纽约地铁可以被称为“地狱交通道”，每年发生在地铁系统的重大犯罪事件高达15000起，在八十年代末期可能达到了20000起。地铁中到处充斥着古怪的涂鸦，逃票现象严重，乞丐和小痞子的骚扰是家常便饭。而到了九十年代，这一问题奇迹般的消失了，九十年代末期的犯罪率比九十年代初期下降了75%。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便是威廉.布拉顿—当时的纽约交通警察局局长。布拉顿局长听从了著名犯罪学家乔治.克林的建议，采用“破窗理论”指导实践，投资数百亿美元来对地铁进行大规模翻修。所谓“破窗理论”就是指，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人来修，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这就是犯罪流行潮理论，犯罪行为是可以传染的，就像时尚潮流一样。但是引爆这种潮流的并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某种物质—如公共场所的涂鸦。简单来说，促使人们发生某种行为的推动力不是来自某类人，而是来自其所处环境的某个特征。

随着地铁大规模休整计划的推行，地铁内无序的涂鸦被强行抹去，所有的车厢一旦发现任何破坏就立即修理，跨过旋转门逃票也被严厉打击。于是奇迹发生了，地铁内以及整个纽约市的犯罪率都大规模下降。

视线转回中国的青少年犯罪事件和校园暴力行为，当我们审视这些恶性犯罪行为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大多处在穷街陋巷的角落或者破败校园的一角。而这些破败的场景和纽约地铁里的涂鸦一样，构成了引爆犯罪潮流的环境特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有两位心理学家——休.哈茨霍恩与M.A.梅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例如有一组测试，研究者提供一组简单的能力测试。孩子们仅有一点点时间，根本完不成测验，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许多题目没有及时回答。第二天，孩子们要进行的还是同样类型的测验，题目不同但难度一样，这一次孩子们得到一份标准答案并自行批改。这组实验的目的在于鼓励参与者作弊，由于有前一天的成绩作为参考，可以准确的发现哪些孩子参与了作弊以及作弊的程度。

心理学家们在多种情景下进行了多种测试。他们让孩子们参加体能测试并由孩童自己上报成绩，观察他们是否有作弊行为。研究者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孩子们独立完成超出他们能力的作业题，看他们是否会寻求家人帮助作弊。

最终，心理学家们将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对传统的性格认知提出了质疑。实验中很少有一群人固定作弊而一群人完全高尚。有的孩子在家里作弊而在学校则不作弊，有的孩子在笔试实验中诚实而在体能测验中撒谎。换言之，只要改变具体的情境，孩子们的作弊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于是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诚实并非一种特质，至少不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特质受到了具体情境的影响。

性格从来不是固定不变、容易辨别的一系列特质组合，性格更像一种某个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流露出来的习惯、倾向与兴趣的几何体。大多数人的性格似乎是一种稳定的状态，那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环境是稳定的，我们有能力控制自我的环境而不是控制自我的性格。

当说到校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的施害者时，人们通常选择以一种符号化标签化的性格描述来评判这些施害者。评论他们大多残忍、愚蠢、急躁、缺乏同情心与同理心。无论认为他们的性格是后天的构成还是先天的附带，是自身的原因还是社会造成的结果，大部分人都下意识的忽略了客观环境与特定情境的作用。于是解决校园暴力与青少年犯罪的结论往往就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不同的人对教育的理念与方法也不同，有主张强制管理的，有主张用爱感到的，似乎用思想就能结局一切问题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挑了两组神学院的学生，其中的一组被选择学习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圣经中关于帮助他人，劝人向善的故事），另一组学生则没有。然后研究者告知他们赶往一个教室。学习撒玛利亚人故事的一组被告知时间紧迫需要迅速行动，必须十分钟内赶到，而没有学习的一组则被告知不需要那么着急，可以慢慢来。在学生们赶往教室的路途中研究者设置了一位扮演犯病摔倒的演员，他们想要看看哪一组学生会更多的伸出援手。实验的结果非常的违反直觉，需要匆忙赶路的一组人有10%的人停留下来伸以援手，而无需赶路的那一组里63%的人都停留下来帮助犯病者。

一个人的思想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并不像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所施加的影响那样重要。人具体行为受到环境与情境的影响比思想大得多。人们总是对某些宗教徒们积极向善的行为所感动，并把一切的功劳归咎于信仰，可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宗教徒们通过互助，集会等行动创造了良好环境，这种环境阻止了犯罪行为的发生，阻止了犯罪浪潮的引爆。

回到校园暴力这一话题，如何有效解决校园暴力中的种种行为？答案很简单，先解决学校周围肮脏的环境，尘土飞扬的操场，糟糕的伙食，污水横流的厕所以及掉漆的墙面。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犯罪，但我们可以消除很多犯罪发生的引爆器。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更愿意用思想改造来解决问题，大约是因为思想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吧。不用多花钱，不用多交税，动动嘴皮子就解决问题的世界大概是最美好的世界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