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穿衣一点儿不讲究，在母亲娘家长辈和同辈眼中，是出了名的“异怪叟”、“老杠精”。

在穿衣方面，没有谁再比父亲更加执拗了。他一辈子都不喜欢穿新衣服，不管谁劝，他总是说，“穿了新衣服，人受拘束，难受。”母亲常年数落他，“你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究、不爱好的人，就穿件衣服，犟牛一样固执，别人的话，一句都听不进去。”这时候，他总是憨厚地笑笑，“我总要下地干活儿，穿新衣服，弄脏了，让你难洗不算，穿在身上，我还提心吊胆，真的很难受，难受得很。”这样的对话，我小时候不知听过多少遍。

那时候，父母亲还年轻，外公外婆才四十多岁，父亲平时总不肯去外婆家。尽管两家相距仅一里多路，走过去一趟，也才十来分钟，但是，他除了正月初二“拜年”，例行公事的去一次，从年头到年尾，他都不肯到外婆家一趟。外公家里有什么事情，总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去，或者外婆外公到我们家来说话商量。我年岁小，不知个中就里，问母亲，母亲说，“没别的，他就是怕穿新衣服。”我听得一头雾水。

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我才知道，原来外婆家成分高些，过日子有讲究。我外婆家那边，叔伯外公、外婆，堂舅、舅妈，加上小孩儿，二十多口人，尽管土改后分灶吃饭了，地也早就分了，后来又合作化，再归公社集体，两代人都成了普通社员，但旧社会的臭习惯还留下不少。就说穿衣吧，他们几家不管大人小孩，衣服再旧，也整饰得干净清爽，平整熨帖。说话也是，几家大大小小的人，与人说话，从不高声大嗓，村言恶语。我外公他，就一个普通社员，地里的活儿从小不会，生产队照顾他，不要他下地，让他在队里“跑场”，收获季节翻晒粮食，农闲季节整理车木农具，打草绳编柴簾，晚上住在场头看场。就这么个人，在新社会身无长技，吃不下苦，偏偏洁癖很重。每次到我家来，进门之前，总要用随身带着的一条围裙，全身上下抽打一通，掸去那些看不见的灰尘。还得弯下腰，找地方先后将两只脚跷起来，右手中指和拇指翘出兰花模样，用中指慢慢地弹去鞋帮上的点点土星，然后才进我家门。遇到这么个讲究的外公，父亲不愿去他家，可能是外公的做派，让父亲受不了，到他们家不自在。

其实，父亲并不是个落拓邋遢人。除了下地干活，平时到镇上去办点事，买买东西，亲戚家有红白喜事，推辞不掉要去应付，他穿出去的那身衣服，还是干净整洁的。当然，这少不了出发前母亲的口舌计较。母亲总是说他，“人家家里有事儿，人客多，你去走亲戚，不穿一身干净衣服，是对人家不敬重。”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听从母亲劝说，十分勉强地换上一身一年到头都舍不得穿的衣服。

在穿衣这件事上，年轻时，母亲也想过改造父亲，只是费心劳神，却没有奏效。

父亲过三十岁生日时，母亲狠心花钱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那棉袄黑色直贡呢的面料，白蓝条纹毯子布里子，絮上了不薄的新棉。母亲又暗中做工作，让几个舅舅凑份子，送他一件一手长的棉大衣，那大衣藏青灯芯绒面料，灰色绒布里子，前面还有双排纽扣，带着缝纫机绗缝起来的厚厚翻领。几十年前，这两件新衣服，绝对是时髦货，放在我们全村，都非常亮眼。

这么好的两件衣服，过生日那天，亲戚们都在场，母亲一定要父亲穿上试一试，父亲听话地穿在身上，笑容满面地感谢过众亲戚，随即脱下来，让母亲收好，说是等到冷天，一定会穿上。

秋播结束、麦种下地后，父亲又要像往年一样，到水利工地出两个月的河工。这一年，按照省、市水利规划，父亲参加邻县斗龙港整治工程。大锹和一副泥兜绑上自行车后，母亲抱出那件棉袄，让父亲带上。父亲笑了：“笑话！工地上有几个男人穿着棉袄挑土的？带着这宝贝上工地，不怕旁人笑话？我们上百里赶过去，不是躲在工棚里猫冬的。”母亲笑着摇摇头，又把棉袄收起来。

接近年关，父亲从工地回来了。他准备了二斤猪肉、两包果子，要去看他嫡亲的母亲——我的嫡亲奶奶，给她送年礼。我的嫡亲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大伯父十八岁在解放战场上牺牲，二伯父三十多岁上死于肺痨，奶奶与小叔一起生活，享受国家的一份烈属补助。早年因为孩子多，养不起，父亲四岁就过继给我现在的爷爷。这家爷爷当小乡的财粮干事，膝下无子，父亲过继过来，能有口饭吃。直到我都好几岁了，父亲再三打探，才在隔壁镇上，找到了年事已高的奶奶。

这一次，父亲竟然没有经母亲劝说，找出那件新棉袄穿上了。

从我家到奶奶家，骑自行车，要赶二十多里路。路上，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大杠上，一路上非常开心。因为，平日里我们在家，也就本生产队几个差不多大的泥孩子，一起沟沟坎坎跑跑窜窜，难得有机会出趟远门，而每次到奶奶家，她一定会满嘴“乖乖肉、乖乖肉”地叫着，抖着手在一只瓦缸里抠索，舀出平时一直舍不得吃的白面粉，在锅里抹上香油，摊出黄亮亮、香喷喷、脆崩崩的“摊饼”，给我们吃。

那天到了奶奶家，照例是我们吃过“摊饼”，她和父亲说着闲话，我则在一旁，翻看小叔看的王少堂的《武松》。父亲望着奶奶身上那件单薄破旧的棉袄，双肘和右肩都有破洞，露出了陈旧发黑的棉絮，便对奶奶说：“妈，我身上这件棉袄，是我三十岁生日时做的。我一贯不喜欢穿新衣服，今天特地穿出来，是送给你的。去年来时，我就看到你的棉袄破了，一年来心里一直难受。”说着，就把身上还带着体温的棉袄脱下来，塞给奶奶。奶奶推迟着，怎么也不肯要。推着推着，父亲眼泪就掉下来，“妈，你早先把我送人家，让我有一口饭吃，我才没在兵荒马乱年头饿死。现在，我那边一家，四个劳动力，日子过得比你宽松些。”再三推让之下，奶奶换下身上的破棉袄，让父亲赶紧套上别着凉。

棉袄换给了奶奶，父亲傍晚回家时，自行车蹬得飞快。他像是卸下了身上的千斤重担，一路上都很开心，一改平时的寡言少语，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往事。回到家，他兴奋地告诉母亲，他把棉袄换给了奶奶。母亲听了说道，“你一年到头就是穿不得新衣裳，就是不爱好，叫我怎么说你呢！”略一迟疑，母亲接着又说，“换给奶奶也好，比压在家里强，尽你一份孝心，这也值得！”

十四岁那年秋天，我刚进村办初中上学不久，一天，学校通知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到县城参加“全县红卫兵代表大会”。虽然我们在小学五年级就停了课，两年来从没参加过活动，但大会要求，必须有农村复课学生代表参加。一听这消息，我十分兴奋，长到十几岁，还从没有到过县城，就连镇上通往县城的汽车，也一次没有坐过。回家一说，父母亲犯愁了。平时过日子，不论哪一家，每个小孩只能在春节做一件新衣服，冬夏不分，一年穿到头，谁也没有一件像样点儿的多余衣服。学校上学的大多是男孩，个个灰头土脸，衣服破破落落，马马虎虎，只要凑合着不露肚皮就行。可是，到县城去参加大会，可不能丢村里人的脸，丢学校的脸。当晚，父母商量这事，父亲说，“把我那件短大衣改了吧，压在箱子里有些年头了。掏掉棉花，权当夹衣，给他穿去。”母亲说，“这是我们娘家几个兄弟给你的礼物，你自己从来不肯穿，改了给他，娘家兄弟面前不好交代。”父亲接着说，“反正放着也是放着，现在给孩子穿，算是派上用场了。”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连夜动手，把那件短大衣，改成了一件夹衣。

母亲舍不得把衣服剪小，夹衣我穿在身上，不太合身，晃里晃荡的，但我心里还是乐开了花。散会回来以后，直到初冬，这件夹衣我一直穿了好长时间。入冬，母亲想把棉花重新絮进去，给父亲冬天穿，好把他那件破旧得不成样子的棉衣换下，拆成布片，糊鞋骨子做鞋。母亲又劝他，“这衣服孩子已经穿过了，再也不是新的了，这样你自己可以穿了吧？”但不管母亲怎么说，他就是不肯。“这件衣服，就给孩子穿吧，他渐渐长起来了，家里也没余钱，给他做新的，你就不要再为这事烦神了。”母亲沉吟半晌，还是遵从了他的意见。从此，这件衣服便成了我的专属。由秋入冬，棉花絮上，成了我过冬的棉袄；开春暖和起来，掏出棉花，棉袄又变成了夹衣。

一晃两年过去，我在村里又顺上去读了高中，也渐渐长出了和父亲一般高大的个头，父亲的这件短大衣，穿在身上，再也不空空落落地晃荡了。只是衣服渐渐旧了，两只袖子和领口，已经磨破，母亲给打上了补丁，原来机植的灯芯绒，也掉落得稀稀拉拉。

这个时候，父亲却与母亲商量，坚持要把这件大衣让出来给他：“孩子大了，这件衣服，他再穿不太合适了，还是给他新做一件，把他身上那件还给我吧。”此后不久，我就穿上了新棉袄。这件棉袄，是母亲专门在镇上缝纫店为我量身订做的，灰卡叽的布面，骆驼绒的里子，絮的全是新棉花，穿在身上，散发出醉人的布香。父亲终于在过了七八年后，把他的三十岁生日礼物，穿到了自己身上，同意把他原来那件补丁打摞、棉花疙疙瘩瘩、几乎无法上身的旧棉袄拆了。

多少年后，我们姊妹弟兄都陆续成家。我和弟弟在城里工作，都比较忙。父母亲还如当年一样，在农村种地，从不给我们提任何要求，增加任何麻烦。随着他们一天天变老，腰也渐渐佝偻了。屡次三番，我们姊妹弟兄要他们把承包的土地丢掉一些，他们总是不听。再后来，我想干脆把他们接到城里生活，从根本上解决二老超负荷劳动问题，但是任凭我说破嘴皮，他们就是坚持呆在自己的老窝，不肯挪动。

这个时候要说各家的经济条件，已经比过去好了好多，各个小家庭的日子，一天天滋润起来，父母他们自己种田的收入，也比过去高出了不少。我们弟兄姊妹总会给他们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买些吃的穿的。可母亲每次看到我们买的衣服，特别是给老爷子买的衣服，总是说，“不要买，再也不要买了，他不肯穿，老在家里压着。家里箱子里、柜子里堆叠着不少你们买的新衣服，一年四季的都有，衣服不缺，鞋也不缺。”母亲打开柜子让我们看，大家买的好多新衣服，包装还没拆开，整整齐齐码放在衣橱里面。

父亲在旁边接话，“新衣服就不要给我买了，我这老腰渐渐弯了，再好的衣服，我也穿不出个样子来，瞎花你们冤枉钱。你们有穿不坏的旧衣服，不要扔了，都带给我。现在的衣服，化纤原料，怎么穿也穿不破，丢掉十分可惜。下地干活儿，我还是穿旧衣服自在。你们要尽孝心，听我的话，才算真孝敬。”我们再看看他的身上，全身上下，几乎全是我们弟兄俩和我那大学生侄子这些年淘汰下来、他坚持要我们带回来的旧衣服。只是，他原来一米八的高大个子，挺直的腰，已渐渐地弯下来，我们的那些旧衣服，他穿着，远不如早前那么贴身了。　

去年秋天，父亲查出肺癌，住进了医院，我找医生朋友帮忙，反复斟酌，再三权衡，在八十六岁上，还是给他做了肺部微创切除手术。那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他这么大年纪，预后不一定会好。那时候，父亲精神还很健旺，陪床的那些日子里，爷儿俩经常漫无边际地闲聊。一次，他说：“趁着我还好好的时候，赶紧把我那些从没穿过的衣服送人，都是些连包装盒还没拆、商标牌还在的衣服，上千块钱的羽绒衫，几百大块的羊毛衫，将来你们一把火处理掉，怪可惜的，到那时再送人，人家忌讳。”听了这话，我无言以对。父亲的病情，我们一直瞒着他，难道他已有所察觉？还有，现在给他处理那些衣服，我们怎么忍心动手？我一时无法接上他的话茬，只能继续对他撒谎：“你别胡思乱想，医生说，你的情况好着来，手术回去，再过十年八年，都不在话下。”听我这话，父亲不再说话，侧过头去，想他的心事。老大一会儿，才听听他幽幽地说：“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的病，我有数。我说的话，你还是要听的。”

父亲出院后，坚持要回农村自己老窝养病，尽管城里我们都有家，有他可以住的房子，可他就是不肯留下，怕增加我们麻烦。回家后，一次背开父亲，我把他在医院说到衣服的话，跟母亲提起，母亲说：“他一世节省，不舍得浪费东西。偏偏他自己又犟得很，老是杠着，新衣服不肯穿。过去叫你们不买少买，你们总是不听。没有生病时，他就坚持要把你们买的衣服，送给周边几个上了年纪、生活条件不太好的邻居，我听他的，新的旧的送出去一些。但好多价钱大的，我还留着，没想到他这病来得这么快。等哪天他止疼药服下睡着，我们来好好挑挑，找出一些，到时候给他穿走，其余那些好点儿贵点儿的，还是趁早送人才好。”就这样，母亲和我几次背开父亲，强忍着眼泪，从里到外，为他精心挑选了几套走时穿的衣服，其余的一些从未拆封、保留着商标标牌的，悄悄送给了上了年纪的老邻居，帮他了却了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个心愿。

父亲今年六月走的时候，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从内到外，给他穿上了“五领三腰”全部新崭崭的衣服。这一次，他再也不能为了穿衣服这事，冥顽不化地与母亲死杠了，这一切已经由不得他做主了。

父亲离开我们去了，离开了这个他曾经辛勤劳作、无私奉献过的世界。在他离开后的这些日日夜夜里，我时常梦见他的高大身离影。他这一生勤劳质朴，克己隐忍，忠于家庭，奉献国家，而生活对他的馈赠，却微乎其微，如果说到他对生活的索取，更是无从谈起。他虽然默然离去，可是他的人品和精神，却弥散在天地间，铭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在父亲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我的眼前，老是闪现出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油画。我想，是父亲这一代农民，以顽强坚韧、砥砺奋进的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凭着一副肩膀一双手，开河治水，改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勤勉耕作，为国家建设增加了原始积累。是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普通人，以他们的默默奉献，撑起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他们用自己的付出，把“中国农民”几个大字，镌刻在我们这片一天比一天繁荣的土地上。（2022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