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皇帝朱由检出奔齐化门。结果成国公朱纯臣这位靖难名将朱能的后人闭门不纳，鸣钟召集百官而无一人至，绝望之下的崇祯皇帝只能念叨着“诸臣误朕”自缢煤山，身边只有宦官王朝恩一人相陪相从。
朱由检的以死殉国既是无奈的，无疑也是悲壮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客观上他的死亡给大明朝造成的负面效应无疑是巨大的——皇帝都死了，抵抗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一时间大明朝遍地降臣叛将，半个天下几乎是瞬间变色，李自成近乎兵不血刃的接收了北方的半壁江山。
试想若是崇祯皇帝在北京被围前南逃或是干脆美其名曰“迁都”，虽然面子上不好看甚至还会招来一身骂名，但显然这样一来的局面可能会大有不同。毕竟朱由检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是朱由崧、朱聿键、朱以海之辈能比的，就算仍不能阻止清军入关，至少也不会让南明死得那么难看。
有人因此鼓吹大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显然后人杜撰或是替朱明皇帝代言，毕竟翻遍《皇明祖训》和《明实录》之类的史料都找不到相关的记载。而且“天子守国门”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壮烈其实却是鲁莽而且愚蠢的行为——毕竟在古代国都沦陷或是皇帝战死基本就意味着亡国，谁闲着没事成天拿家国天下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
至于“君王死社稷”也不是大明朝的发明，而是传统礼制对于“肉食者”们的基本要求：
“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 士，曰：‘奈何去坟墓也！’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礼记·曲礼下·第二》）
无论如何，崇祯皇帝做到了这一点。不过相比南宋亡国时陆秀夫负少帝投水、十余万军民蹈海从之的壮烈一幕，大明朝的“大夫”和“士”们的表现可就丢了大脸喽。
以至于后来清朝的乾隆皇帝还得专修一本《贰臣传》，将这些曾经的大明“精英”统统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提问：仗义每多屠狗辈的下一句是什么？
从本质上讲，大明朝是朱家的“私产”，跟别人没有关系，这一点在古代任何王朝都没有区别。不过朱家皇帝不是千手观音，他还需要供养全国近10万名官员以维系统治。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大明朝的共同利益者，理应为其负上一份责任。
可是除了史可法（大夫）和张煌言（士）等寥寥之人外，这些大明朝的士大夫们都干了些什么？
嘴上说的都是忠君爱国，肚皮里则都是自家的算计——算计谋权、算计夺利。于是在人前个个都是浓眉大眼的君子，在人后大抵全是心思龌龊的小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祸国殃民、可以扳倒国之柱石、可以视君王为无物。在明亡之际国家财政接近破产，崇祯皇帝硬着头皮向大臣们借钱，结果他的老丈人周奎带头哭穷，“老臣安得多金？”最后勉强掏出万金，周皇后看不下去替她老爹又捐出5千金，结果还被周奎“匿宫中所畀二千金，仅输三千。”（以上皆引自《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清·计六奇）
皇帝女婿借钱是为了救国，也是替周奎保家，结果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那么等到大明朝完蛋了，周奎又是个什么下场：
“殉难实录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缢之际，被贼（李自成部）擒去送伪刑官三夹，不死坐赃七十万，府第藏库什物田产俱没入，将军李牟据其宅，幽嘉定伯。”（引用同上）
女婿求捐，周奎献金1万3，结果国破家亡后仅现金就被抢走70万（据说被掳家产值300万）；崇祯皇帝磨破嘴皮、卖尽脸面才从大臣们手里借来了军费20万，而李自成只需打造5000副夹棍、“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就得银近7千万。
这是多么的讽刺。
即便已经国破家亡了，这帮文官士大夫依然不消停，嘴上天天喊着“讨贼”、“中兴”，实则还在争权夺利。南明弘光小朝廷可以说是当时“反清复明”事业最大的希望，可是以东林—复社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对于出兵北上复国和抵抗满清南下这两件迫在眉睫的大事几乎毫无兴趣。那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崇祯皇帝殉国之后，东林—复社党人试图拥立潞王朱翊镠之子朱常淓在南京继位为帝，不过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则属意福王朱由崧。双方争执不休，差点新君未立自己人先来上一场内战，看得还没来得及南下的满洲人目瞪口呆。
后来因为东林—复社党人枪杆子不够硬被迫屈服，福王朱由崧成功登基。不过他们显然并不服输，一则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则事不成，朱由崧没资格领导收故土、报君仇的大任（当然朱由崧确实不是什么好鸟），更重要的是马、阮等人大权独揽，东林—复社党人忙活半天啥好处没捞着，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一手炮制了“南渡三案”（关于此三案详见大明朝快亡了还不消停——说说“南渡三案”背后的东林党争）。
在这帮脑残乱哄哄的内斗中，清军大举南下，将弘光小朝廷一扫而平。你以为这就完了？哪儿能呢！东林—复社党的残余分子哪怕国没了、脑后已经拖着一根猪尾巴了，仍然奋笔疾书，大骂奸佞、自比君子。以至于后来因“心怀故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戴名世都看不下去了：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馀姚黄宗羲、桐城钱秉澄至谓帝非朱氏子……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有风骨、有担当的士人，但大多数都是“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的庸才，更不乏嘴上煌煌大义、实则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就像现在某些不扁不圆的东西成天自诩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我一看到那些嘴脸就想起了他们在400年前的同类。
干啥啥不行，嘴炮第一名。非常适合套用现在网络流行的一句话——呸！啥也不是。
当大明朝这艘破船行将倾覆之时，唯有流寇李定国在独撑危局。
同样是后人杜撰的一首打油诗，才是明亡之后世间众生相的真实写照——“海贼守国门，流寇死社稷。文官水太凉，武将当藩王。”
四句诗说了四个人，分别是郑成功、李定国、钱谦益和吴三桂。
后边两个汉奸我懒得说，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事迹其实也无须我废话。不过他的父亲郑芝龙名为海商实为海盗，这从郑成功生母是日本人、出生于九州平户藩就可见一斑，所以说他是“海贼”并不为过。相对而言，李定国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有些陌生了。
李定国，陕西延安（或榆林）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年仅10岁的李定国被“张献忠所掠”并收为养子，从此改姓张，成年后为张献忠而战。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因战功卓著受封安西将军。在史料记载中，李定国完全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土匪流寇形象：
“定国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于群盗中独以宽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通大义，不乐为盗。以幼鞠于献忠，莫能自拔。”（《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清·王夫之）
在张献忠战死后，他的4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恢复本姓，尊孙可望为首，从此开始了联明抗清的征程。
相较于孙可望的私欲膨胀、立场反复，最终降清并死于非命，李定国则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抗清17年，并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堪称南明第一名将。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初，清军兵分两路攻打西南，李定国则以攻代守迎头攻打湖南。在引出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之后，他立刻掉头南下大败清军，不但占领了桂林，还逼得孔有德被迫自杀。此后，李定国又做足了声势，摆出一副攻打长沙的姿态，吓得清廷赶紧派理政三王之一、敬谨亲王尼堪率10万大军增援。面对优势敌人，李定国先是示敌以弱退守衡州，待到骄横的尼堪衔尾急追时，便布下伏兵将其包了饺子。此战尼堪被阵斩，清军大溃，李定国部则缴获无数。
李定国初战便收复了湘桂两省、“两蹶名王”、击败清兵数以十万计，为南明小朝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尤其是尼堪的战死对于清廷震撼极大，顺治皇帝不但下令“辍朝三日，命亲王以下郊迎，予谥”，还严厉追究了相关人员的责任：“是役也，从征诸将皆以陷师论罪。”（《清史稿·卷二百十六·列传第三》），甚至产生了放弃西南诸省与南明媾和的想法。
不过李定国的赫赫战功也引起了孙可望的忌恨，更刺激了他篡位夺权的野心。于是孙可望勾结永历朝廷中的王坤、马吉翔、庞天寿等人，重演了大明朝以往在北京、南京官场倾轧和文官党争的那丑恶一幕，制造了“十八先生之狱”。一时间永历朝廷中内讧四起一片乌烟瘴气，“群小争趋之”（《劫灰录·卷六》清·冯甦），李定国即便向朱由榔宣誓效忠，并展示背刺的“尽忠报国”四字以示其诚，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和影响。
忍无可忍之下，李定国与孙可望之间的内战爆发，孙可望大败后降清。不过清军也趁机大举进攻，占领了湘粤桂黔诸省的大片土地，李定国部损失惨重，局势急转直下。尤其是盘江大战之后，不但李定国的妻子亲眷尽陨于此役，他麾下以大西军精锐为骨干的旧部基本丧失殆尽。不过李定国并不气馁，在上书朱由榔时慨然曰：
“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晋王李定国列传》）
面对不利的战局，李定国等人建议向巴蜀、陕洛或是东南沿海方向转移，继续抗清斗争。不过朱由榔此时早就没了复国的大志，只要能继续平安的当他的土皇帝就好，所以坚持躲在后有缅甸做后路的滇西不走。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为掩护永历帝西逃，李定国率六千残部与吴三桂大军在磨盘山血战一场。这是南明与清朝爆发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极端惨烈的一役。史载双方“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引用同上），清军伤亡精锐近万人，固山额真沙里布、祖泽润等18员将官及辅国公干图、扎喀纳等战死。若非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临阵叛逃（使得李定国部伏兵提前暴露，受吴三桂炮击箭射损失2千余人），征南将军卓布泰部、多尼部及时增援，清军的损失还将更加惨重。
从此李定国与逃入缅甸的朱由榔失去了联系，独自率军在滇西坚持抗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六月十一日，正值李定国42岁生日时，突然传来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李定国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令全军披白衣为朱由榔发丧，并从此一病不起。10多天后，李定国病逝，死前仍叮嘱部下和儿子“宁死荒外，勿降也！”（《续绥寇纪略·卷四》清·叶梦珠）
在明末清初之时，出身草莽又不惜赴死报国的又何止李定国一人？
大西皇帝张献忠有养子4人，除了孙可望这个败类以外，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俱是忠义之士。
刘文秀，陕西延安人，早年追随张献忠，受封抚南将军，为四将军之一。联明抗清以后，他先后转战四川、湖广，建功无数，受封蜀王。后因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备受打击后开始疑心长期与孙并肩作战的刘文秀，遂罢其兵权，置昆明闲住。
不久后刘文秀抑郁而终，死前上遗表云：
“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南明野史·卷下·永历皇帝纪》清·南沙三余氏）
临终献策，倾尽家资，不惜以家眷遗王事，足见文秀之忠诚可鉴日月。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李定国错了。
李来亨，陕西米脂人，李自成麾下大将李过的养子。大顺军联明抗清之后，李来亨率部进入湖北夔东一带坚持抗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李来亨获封临国公，两年后与孙可望、李定国等前大西军旧部建立了联系，屡次配合作战。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军在基本消灭了李定国部以后，开始集中兵力围剿李来亨。虽经数年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李来亨最终只能退守茅麓山九连坪（今湖北兴山）。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茅麓山上弹尽粮绝，再也无力坚持，李来亨仍拒绝降清，最终举家自焚殉国。
阎应元，直隶通州人，崇祯年间曾任江阴典史。典史是什么？就是个县令属下的杂佐官，负责缉捕、监押，尚未入流，即无品阶，在官场可谓小虾米一只，毫无前途可言。可是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重兵围城之时，阎应元率10万义民据城而守，誓死不降，独抗清军81日。城破之时，阎应元宁死不降，最终从容就义。
与阎应元同时殉国的还有两位崇祯朝时的江阴小官陈明遇和冯后敦，被后世尊为“抗清三公”。
张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曾为崇祯朝举人。顺治二年，张煌言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为正朔，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随着朱由榔、朱以海等南明残余政权纷纷瓦解，张煌言在绝望中解散义军，隐居不出。同年因叛徒出卖张煌言被俘，后于杭州遇害，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
“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绝命词曰：‘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受刑。”（《明末张忠烈公煌言年谱》）
因殒难后同葬于西湖之侧，故此后人将岳飞、于谦和张煌言这三位民族英雄共尊为“西湖三杰”。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像钱谦益、孙可望、吴三桂这样的贪生怕死或是贪慕权贵而降清者，清廷对他们毫不客气，直接将其打入《贰臣传》遗臭万年（吴三桂连进《贰臣传》的资格都没有，最后进了《逆臣传》）。相反对于张煌言这样的铁骨铮铮的前朝义士，清廷却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不但有国史馆为其立传，乾隆年间还为张煌言追谥“忠烈”，入祀忠义祠，收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估计也是这些前明的文官士大夫的表现实在太过龌龊无耻，连满洲人都看不过去了。比如在崇祯皇帝下葬时，连李自成都觉得让那些前明旧臣去祭拜一下“前老板”，甚至嚎上两嗓子也是应有之意，所以并不阻止。可是当时在北京城上千大明官员的表现却让人齿冷：
“凡从逆官往拜，贼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过之，惟主事刘养贞，以头触地，大恸。”（《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
后来清末时，留日学生在东京纪念明亡242周年，章太炎起草宣言称：
“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
国家危难之际，自然会缅怀和呼唤英雄。然而在太平盛世之时，我们更应该警惕和防范的，则是钱谦益、孙可望、吴三桂这样还道貌岸然的潜藏在我们身边的“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