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应当就是所谓最好的年华了吧，如初春的花，寒冬的火，鲜嫩炽烈，带一点无知无畏的笨拙和鲁莽，无论生活投来的是安逸还是险恶，都像只好斗的兽，眼角总挂着一丝轻蔑与不屑。

而回想我的二十岁，却并不那样灿烂轻松。

我二十岁，是1990年。

当时，我已经是一名护士。

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有父母的期望，也有少女时期的美好幻想：每天一袭白衣，端庄漂亮，救死扶伤，受人敬仰。

不必说，这幻想自然是在进医院工作没多久之后就兀自泯灭了。

那是一所省二级综合性医院。虽说当时还没有医闹这回事，但患者群鱼龙混杂，大小纠纷无从避免，吵吵嚷嚷的声音每天不绝于耳。

接待病患、录入患者信息、观察并记录所负责患者的病情、将复杂难懂的医学术语翻译成大白话解释给耳背的乡下老人听、在检验科的路上被匆匆跑过的小孩撞翻手里装着检验物的试管，迅速冲进卫生间清理衣服上的污渍，再一脸诚恳地向患者道歉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几次的焦头烂额，精疲力尽，甚至崩溃大哭后，我便明白，医院，是最简单惨烈的人间：只有生死，和生死间的煎熬。血液的腥气与眼泪的苦气每天在病房、走廊上串流不停，充盈交替，除此之外，实在融不进多少有关浪漫的东西。

朋友都说，见多了生死，便容易漠视了生命。

我却没有。看到的苦痛越多，反而越发觉生命可贵。不是作为地球上最高生灵的可贵，而是作为地面上的一片树叶，无论翠绿枯黄，无论凋零生长，都因着不可复制的纹路，不易衰竭的能量而有的可贵。

当然，使我意识到这可贵的，并不仅仅是生命本身，更多的，是生命衍生出的温度与厚度。

这两样非东西人人都有，没有的人也并非冷漠浅薄，只是他们相对幸运，不必用尽热情和承受力，让自己像个巨大的熔炉，去吞咽生活或宿命丢下的恶疾厄运。

我常常遇到的，自然是那些相对不幸的人。

其中印象很深的，是一对母女。

遇到她们的时候，我工作刚满半年。手忙脚乱的新鲜感消磨殆尽，日复一日的乏味渐渐滋生。每天在机械，一睁眼就看得到往后无数个半年的煎熬中起床，整个人处于焦躁不堪又无精打采的状态。

那天是一周一次的专家会诊。每到专家会诊，大厅就人满为患，登记信息时得双方大声喊才能听得清。往往这种时刻我便喉咙冒火，口舌生烟，更觉烦闷抑郁。然而那天，正当我想着找个什么借口溜出去喘口气时，人群里忽然起了骚乱。

一个尖厉的女声凌驾于一片嘈杂之上：“挤什么挤，赶着去投胎么？还有你，看够了没？你要有这病，别人这么看你你舒服么？何况这还是个孩子！有没有素质？”

我盾声望，见一位三四十岁模样的女人，趾高气昂站在人群中，像头准备好随时撕咬斗殴的母狮子。这类女人，半年里我已见过不少，她们到了操持家庭，撑起半边天的年纪，丢掉了少女时期的矜持与娇贵，有种粗糙的强盛，让人不惧而栗，不敬而畏。与她们争执，如果想赢，只能比她们更凶狠，更丑恶。

我换上一副冰冻三尺的表情走过去，冒着失声的危险，用比她还大的嗓门对她吼：“喊什么？我看你才没素质！要闹事出去闹！”

果然，女人收了声，对我讨好地笑笑：“对不起啊护士小姐，我没想闹事，这不是怕挤伤了孩子嘛。”

这讨好又让我对她添了几分厌恶，我维持着脸上的冷漠，说：“人这么多，挤一点很正常啊，看好孩子，别让他乱跑就行了。”

说完，我顺势看了一眼孩子。那孩子不过七八岁的个头，很瘦，站的姿势却有些奇怪，她低着头，但低得很用力，很不自然；右腿弯曲着，脚跟上翻，一只手被女人牵着，另一只手不停向后扭。像个被操控失败的提线小木偶。

女人大概察觉出我的困惑，解释道:“我女儿，脑瘫，先天性的，前些天腿上长了疮，涂什么药都不见好，就过来看看。”

也许是对旁人的困惑早已习以为常，练就出了足够的耐心与平静。说这些的时候，女人的语气很轻松，只是自然地把孩子牵得更近了些，让孩子两只手扶住自己的腰，身体轻轻摇摆，像在跟孩子做游戏。

我有些内疚，心也跟着柔软起来，没再说什么，将她们带到相对宽松的角落，又去办公室找了张凳子给孩子坐。然后告诉女人，我已经记住了排在她们前面的患者，轮到她们时就来叫她们。

登记信息时，才得知，那个女孩已经十二岁。我不由又看了看她，女孩似乎明白我刚刚帮了她和她妈妈，没有低头，而用力地摆出一个浅浅的微笑回应我。我也对她笑了，她很漂亮，短发，鹅蛋脸，一双黑亮的眸子静静地闪着灵气，仿佛在替她说着她无法表达的言语。

等到会诊结束，人渐渐少了，女人才又找到我还了凳子。我见她脸色疲惫了许多，便倒了杯水，留她和孩子在办公室坐一会。她兴许是渴了，没推辞。接过水，她先给女孩喂了一口，又自己喝了一大口，然后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将杯子放回原处。我问她检查结果怎么样，她叹口气，摸摸女孩的头，说：“医生说疮长得太深了，必须切除，让我三天后带孩子来手术。这孩子也是，怕我担心，有什么疼啊痒啊都忍着不吭声，也怪我，要是早点发现可能就不会长这么深了......”自责的语气里，全然没了方才在人群中的那份泼辣和对我的那点讨好，只有一个普通母亲对孩子纯粹的温柔与担忧。我内心酸涩，一时语塞，她见我沉默，便起身道谢，牵着女孩离开了。

三天后，我又见到了她们。女孩似乎更瘦了些，在女人手里摇摇晃晃地迈着步子，像只随时会脱线坠地的纸风筝。

负责给女孩手术的，是一位较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那天他的助手请了假，护士长便派了我去帮忙，那时候院里人手紧缺，这种派遣在各科室是很常见的事，尤其是像割除之类的小手术，助手只需在一旁递工具，比我资历还浅的护士也能应对自如。

手术是局部麻醉，由于身体无法自控，整个手术过程中，女人都紧紧抱着女孩，不停地给她唱歌讲笑话，分散她的注意力。我看得出，女人很累，也很紧张，细密的汗珠爬满了她的额头和衣领，弄得她苍白又狼狈。我几次示意要过去帮她，她却只是冲我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意思是没关系，撑得住。

直到手术结束，我陪她在走廊排队取药她才拿出手绢擦汗，长舒一口气，说:“我还是头一次看见那么多血呢，要不是有你这么个熟悉的人儿在旁边，自己怕是就晕倒了。”

我终于忍不住问出那个三天前就很好奇的问题：“孩子的父亲怎么没陪你们一起来呢？”

女人不紧不慢地收起手绢，声音里还是那般长期练就出的耐心与平静：“他跟我离婚了。”’

“为什么?”我瞪大了眼睛，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像个冒失鬼。

女人却仍旧坦然自若：“发现女儿的病后我们本来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可不知怎么，几次怀孕都流产了。她爸爸觉得守着这样一个孩子日子看不到头，就跟我离了。”

胸腔霎时燃起一团怒火，可还没等它窜出喉咙，女人又露出一丝苦涩又欣慰的神情，继续说:“我又何尝能看到头呢？但不能因为看不到头就不管眼前的东西了呀，日子，担子总得往下过，往下扛的。不过，我女儿很聪明的，学东西比我带的那些贪玩的学生快多了。”

见我不解，她又解释道:“哦，我是老师，教数学的，我们校长心善，同意我女儿做旁听生。每天带着她一起上班，虽然累了点，倒也充实。”

也许是察觉自己说得过多，让气氛很伤感，女人微微颔首，又立即转了话题:“那天你看到我在队伍里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是个老师吧？”

我想否认，但又觉得瞒不过她，只好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她笑笑，说:“以前我也很懂体面懂矜持的，在课堂上批评学生都会脸红。可有了女儿后，我就没多少在公共场合体面矜持的资格了。因为我得保护她呀，得让她明白，自己被那么盯着看，不是她的错，而是那些人没教养。我也希望，等我老了，没法儿再站出去保护她的时候，她也能懂得要这么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

一瞬间，我好想凑上前去抱抱她，但又怕那会太突兀太做作，终究没有伸出手。

那天，我送她们到医院门外。女人从车棚里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那是辆粉红色女式自行车，车身大部分掉了漆，后座上有一把塑料小靠椅，用尼龙绳绑得很结实。

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抱到小靠椅上，确认有碰到女孩腿上的伤口后，笑着摸摸女孩的头说:“我闺女今天受苦啦，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

说完，她又笑着认真地跟我道了一回谢，然后转身骑上车，慢悠悠地走远了。

看着她们的背影一点点缩小，我的眼泪也一点点落下来。落着落着，却又笑了，有人的生活看不到头，却仍在那么耐心地往前走，而我却在因为自以为看得太远感到无聊沮丧，真是可笑。

但这可笑，并不是得知有人比自己不幸就对自身的处境松一口气，偷偷侥幸与窃喜，而是，得知有人比自己苦，但对待生活却比自己更诚恳更用力的时候，对自己的软弱吃了一惊，狠狠自嘲与愤恨。

这便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作为一片树叶，无论翠绿枯黄，无论凋零生长，都因着不可复制的纹路，不易衰竭的能量而有的可贵。

这样的故事，在之后的日子我还遇过很多，可如今，每每回忆，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却总是那对母女。

那两抹看似单薄，却坚实无比的身影，让我在二十岁那年懂得了可能四十岁也无法领会的道理，让我，在医院——那所最惨烈的人间，看到了最宝贵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