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你总结了比喻的两大特点，说：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类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其整体上极不相同。

钱钟书《谈艺录》论“比喻”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愈新奇，效果愈高。这里更看重的是“不同处”，如果“不同处”越多，“相同处”越能被它烘托出来，二者分得越开，则合得越出意外。

在《楚辞》中，比喻得到更多的使用。香花、香草比喻君子，恶花、秽草以喻小人，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婚约比君臣遇合，以至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以比喻为核心的香草美人系统。

后世更多的是用花来比美人。花与美人，有多方面可资比照：都是美丽的，都具有短暂性，都有高洁清香这样一种质地或品格。二者有属于不同性质的种类，一是人，一是物。人与物之间因存有这样非常相似的共同点，遂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比喻就成立了。比较典型的，是唐朝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中第三首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是赞美贵妃杨玉环的，把名花与美人放在一起来说，比喻很贴切。也有一些诗是借咏花来赞赏某种品质鹅，像“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陆游（晚菊）、）”、“雪虐风餐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不与群芳争绝绝，化工自许寒梅”（叶梦得《临江仙》）。

张籍《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表面上看，写一个已经有了丈夫的妇女，受到第三者的挑逗和勾引，予以拒绝，而又含情脉脉的态度。贺贻孙《诗笺》评论道：“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垂泪以还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时，柔情相牵，辗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一笔点到了这位节妇的软肋。

作者的重点在于表现人物两美难全时的复杂心理，只有充分表现其“柔情相牵”，才易于把人物既犹豫又彷徨又非常执着的本真意念展示出来。作者写得很细腻，很婉转。

实际上，这首诗又不仅仅止于吟咏节妇，而是借节妇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志的，这是一首爱情是，同时又是一首政治诗，它是以节妇自况，用爱情来比喻政治的。这首诗原有一个题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河北藩镇首领。中唐时候藩镇的势力非常强盛，割据了大量的土地，虽然挂着朝廷的职衔，却不受朝廷的指挥和约束。当时有相当一批在中原的士人，因仕途受阻，就投奔到河北藩镇，以另谋发展。而河北藩镇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也纷纷将目光投到中原地区，希望寻找到精明强干的士人作为辅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师道给张籍写了信，想让张籍到自己的麾下来。由于藩镇当时还没有与朝廷撕破脸，有掌握着不小的权力，张籍不便明确拒绝，于是就

自比节妇，用这样一种欲就还推、欲迎实拒的方法来表现了。如果就象征的层面讲，这里的节妇自然是指张籍，“君”指李师道，“夫”就是指唐朝廷。如果这样将人物稍微置换一下，那么这首诗的情爱话语便都可以与当时的政治语境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张籍一方面感谢李师道对自己的邀请，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央朝廷怀有耿耿的中心，“誓拟同生死”而绝不会背离；由于不会背离朝廷，所以要还“君”明珠；又由于有感于李师道对自己的看重，所以“双泪垂”。整个诗情非常委婉曲折，在委婉曲折中表达了作者的那种政治性情感。

当然，这首诗如果脱离了它的本事，那么，它所内含的这种深层意蕴就不大容易被人理解了。它们有其具体的语境，这种语境是我们把握诗中比兴寄托的基础；脱离了这种语境，其中的比兴寄托往往会变得含混，充分解读古诗也就造成了一种障碍。从整体上来讲，这些诗歌实际上都是一种隐喻。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从中发现它的寄托义；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按照文本所提示的内容进行理解，在说不清的时候不硬说，不强说。

诗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缘于比兴寄托，事实上，恰恰是这多种可能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召唤着读者参与文学文本的结构机制，进入意会、感受、体验的状态，为他们提供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促使他们去填补空白，从而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

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指出：比喻最能够在诗歌中把不想干的、彼此本来不联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排比与组合，这些东西在读者头脑中就建立起关系，因而影响他的态度和意向。如果仔细考虑，比喻的效果很少是产生自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关系的。比喻是一种半明半偷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更多的不同的因素可以组织到经验的结构中去。这段话一方面讲了比喻的特点，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比喻能大大地增加文本的内涵。它排除了逻辑关系，把一些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放在一起，从而能够让人产生多方面的联想，有时候一个喻体可以喻示着不同的本体，从同一个喻体可以获取多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