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诸多名人中，苏东坡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有酒有故事又有趣味的人。他一生坎坷而悲壮，多次被贬，屡受打击。然而，在有关他的故事中，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或是洒脱飘逸、刚健豪迈，或是从容淡定、旷达圆融，或是幽默风趣、狡黠智慧，或是纯真率性、快活乐观。当我们穿越历史的烟尘，走近他发现他时，你会发觉，这真是一个有厚度、有宽度、有高度又有温度、可亲、可爱、可赞又可敬的人。
一、别样的仕宦地图
苏东坡的仕宦轨迹就是一条高开低走的曲线，中间虽然略有反弹，但其后还是一路向下。开局状态猛如虎，结果却是叹今吾。
①年少成名。早年的苏东坡，才华出众。公元1057年，苏轼时年20岁。父亲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一起出川进京赶考。当时的考官欧阳修、梅尧臣读到苏轼的文章后，手舞足蹈，青睐有加。欧阳修这样评价苏东坡：“此人的学识涵养，以后一定会独步天下。我已经老了，当放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 经过欧阳修的大力推荐，苏轼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一时风光无两。后来，两兄弟参加“三年京察”，也就是制科考试。苏轼考中第三等，北宋建国一百多年来，也就只有一个人考中第三等，苏轼是第二个，可谓百年一遇。苏辙得了第四等，皇帝宋仁宗高兴坏了，喃喃自语道：“今天我又为后世子孙添得了两个太平宰相”。此时的苏轼，可谓是春上花开，明光晓映，生活仿佛要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风清月朗、锦簇斑斓的秀美画卷。
②遭贬外放。然而，好景不长，苏轼初涉仕途，就碰上了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结果被得势的新党排挤，外放为杭州通判，由此开启了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1074年，苏轼从杭州调往密州任知州、1077年调任徐州知州。在这些任上，苏轼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③乌台诗案。苏轼的劫难并没结束，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结果被新党抓了辫子，新党还断章取义地从他的旧诗词中截取一些字眼，告他包藏祸心，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一时间，风声鹤唳，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后经多方努力，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这才算逃过一劫。
④被贬黄州。他的这一次的流放，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余秋雨是这样描述的：“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黄州的生活条件也很艰难。在著名的《寒食帖》中，他这样写道:“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痛感穿透纸背，穿越时空，千年之后，读来依然让人战栗揪心。
此时的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他一开始的生活状态，如他所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幸好当时的太守接济他一家人，他自己也脱掉了长袍，挽起了袖子，在城外的一片山坡上开荒种地，种田帮补生计。俨然一名农夫，自给自足。他在这里建了“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由此得名。其间，苏轼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⑤东山再起。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1085年，新皇即位，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旧党执政，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看到旧党悉数废除新法时，苏东坡又忍不住上书直言，你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啊？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于是又遭旧党的极力反对和诬告陷害。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⑥筑建苏堤。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来杭州的第二年，苏轼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还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1091年，苏轼被贬颍州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惠州西湖苏堤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⑦多地辗转。苏轼在杭州过得比较惬意，但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1094年四月贬任英州知州，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从离定州任南下赴贬所，千里迢迢，一路长途跋涉，艰难困苦，辛酸凄楚。“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但他已经安之若素、随缘委命了，到达惠州后，他很快便随遇而安。
⑧流落儋州。1097年，年已61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有学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⑨卒于北归。后来，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0年遇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葬于汝州郏城县，享年六十五岁。
纵观苏轼的一生，其遭遇的坎坷、磨难的深重，十分罕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他从35岁开始了恶梦般的贬谪流放生活，到60多岁离开海南，颠沛流离30多年，一生漂泊不定，一个地方最长呆不过三年，有些地方短则半年左右，前脚刚刚落地，后脚就要起程。惊魂还未安定，被子还没捂热，肠胃还没适应水土，又要辗转奔波，走向下一个不知道是否为终点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布十数州。他的行程，东西南北中。“身行万里半天下”，他的一生，都在用匆匆忙忙、跌跌撞撞的脚步深一步浅一步丈量着那蜿蜒曲折、苦雨凄风的仕宦长路。经历了数不尽的天灾人祸，感受着道不完的人间冷暖。其个人遭遇，可谓“正入万山圈子中，一山刚过一山拦”；其个人前程，真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其个人命运，恰如“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令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
二、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全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际遇悲惨，仕途坎坷之人。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甚至历久而弥新。他留在后人记忆中并为之津津乐道的，并非是这些人生的跌宕起伏、艰难困苦，而是他的诗情画意，情趣盎然；他的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的诙谐幽默，旷达超逸；是他的趣闻轶事和他的可亲可爱可敬。
他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觅的全才，在诗、词、文、书法、绘画方面均出类拔萃。其诗清新豪健，独具风格，与黄庭坚、与陆游并称为“苏黄”、“苏陆”；其词豪放不羁，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其文恣肆汪洋，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他是中国文人画开创者之一。此外，他还完成了《论语说》、《书传》和《易传》三本学术著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像他这样全能的人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屈指可数。
同时，他不仅仅是雅文化的宗师，他还是俗文化的大家。
他是一个美食家，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一个标准十足的吃货，天生自带吃相。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这是当年任杭州通判时，和高僧一起研究美食而作。
谪居黄州时，北宋时的上流阶层只吃牛羊肉，不屑于吃猪肉，黄州的猪肉价贱如泥，苏东坡穷的叮当响，想解馋，便回来猪肉，经过反复实验，自制的“东坡肉”美味无比。他说：“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除“东坡肉”外，他还原创了：东坡豆腐、东坡羹、东坡饼。而经他手烧出来的东坡鱼可谓一绝，连黄庭坚也垂涎三尺，其创造的菜谱流传至今的据说都还有二十多道！
从黄州迁往汝州的途中，他写了一首《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表达对浅烟疏柳、香茶春蔬的喜爱，同时也表达出对人生的感悟。
在常州居住时，有位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的朋友请他吃河豚，当河豚烹好后，朋友的妻儿们躲在屏风后偷窥，想听听苏学士如何品题，即使挤得水泄不通，依旧鸦雀无声。但见苏轼埋头大啖，不闻赞美之声，当这家人相顾失望之际，这时已打饱嗝、停止下筷的苏轼，忽又下箸，口中说道:“也值得一死!”屏风后面的人，听到无不大悦。他对河豚的美味念念不忘，在为惠崇赋诗题画时，还提到了河豚:“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贬至惠州时，初食牡蛎而觉味美，他还致函其弟苏辙说:“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其味。”初食荔枝时，即云:“似闻江瑶听玉柱，更喜河豚烹腹腴。”并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瑶柱(即新鲜干贝)、河豚鱼近之耳。”看吧！吃一看二眼观三，吃着荔枝，还念念不忘江瑶柱与河豚鱼。惠州粮食短缺，食不果腹，他只有去买没人要的羊脊骨。煮熟后用酒淋一下，撒上盐，放在火上烧烤来吃，这估计就是最早的羊蝎子吧。
待到被贬海南岛，当地的生活条件很差，“至难得肉(指羊、猪、鸡)食”，他只好在土人“荐以熏鼠（果子狸）烧蝙蝠”后，终尝其味。
他制作和享受美食的基本原则是：随遇而安，随地取材，用料不奢，加工不繁，粗中有细，化俗为雅。
他酒量不大，但却喜欢酿酒，虽然酿出的蜜酒带有苦味，饮之腹泻。
他喜欢养生，并选择了一些医家、道家、释家的养生方法去践行。他对茶叶养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牙膏、牙刷尚未问世的古代，他就提出了食后用茶漱口，并指出:“每食巳，以浓茶漱口，烦腻可除，令齿更坚密。他习惯以梳发健身，并把“擦脚”作为一项重要的健身法宝。他每天早晚都要盘腿坐在床上，双目紧闭，用力按摩脚心，左右脚各200次左右。他极力倡导并践行“和安美适”、“爱身节慎”、“达观好动”的养生观，在人生低谷时，或泛舟、或登山、或出猎、或劳作，努力从苦闷中解脱，给自己开拓出一片辽阔天地。
他曾自己寻找草药，也注重研习医方，并将选方编成方书，后被选录与沈括所选之方合编为《苏沈良方》，内容达十五卷，在中国医学上是公认的权威。在杭州，为了防止瘟疫，他曾建立了一家“病坊”，派遣寺院的僧人进行管理，并且聘请医生坐诊，是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被百姓赞为“安乐坊”，很快在全国得到效仿。他还按照病人的病情轻重，分隔治疗，防止交叉传染。
他还是个 水利专家，在徐州，大修水利，抢救了因为黄河决口险些被淹的城池；在杭州，疏浚西湖，名传古今的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由此诞生；在惠州，引蒲涧滴水岩之水进广州城，解决百姓饮水；在海南，指导挖井，改变海南饮用溪水的习惯……。
而这些成就和创造，基本上都是他在屡遭贬谪、颠沛流离的仕宦生涯中所取得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可以说，苏东坡是几千年以来最懂得生活的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摔了那么多次的大跟头，依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他是那种把苦日子过得开出了花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一朵花的人，幸福和快乐了自己，也感动和惊艳了他人。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文化成就，而更在于他的高尚的人格，以及在面对生活真相时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自强不息的力量。亚里士多德说：当一个人镇定地承受着一个又一个重大不幸时，他灵魂的美就闪耀出来。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这种力量和人格，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程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文化丰碑，在饱受风雨摧残岁月消磨的同时，益发显得雄伟瑰丽、璀璨夺目!这种力量和人格，使得他生命征途上的那数不清的忧患横逆和不屈抗争，共同构成了扣人心弦壮怀激烈的旋律，奏出了雄浑悲壮的生命交响曲。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知难而退、患得患失、自暴自弃、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在苦难中能铸就辉煌、在遭受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万人之心的人。
三、情绪管理的大师
面对不告而来、不期而至、挥之不去的种种困厄遭遇，苏东坡也曾有过消沉低落，也曾有过悲凉孤寂，也曾有过失意无奈、徘徊与心痛。
外放杭州是苏轼一生磨难的开始。在赴任途中，他情绪低落却又强自振奋，其矛盾心态在《蝶恋花·春景》中溢于言表：“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一身才气的他，深感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
在由杭州赴密州途中，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遇和壮志难酬，胸中块垒难平，他忍不住一股脑儿向弟弟苏辙倾吐：“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乌台诗案后，在被贬黄州途中路过河南光山县春风岭，看见一株株明艳高洁的梅花，其时雨雪霏霏，梅英将落，他触景生情、百感交集，留下了《梅花二首（光山度岭作）》：“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内心激愤、哀怨跃然而出。
刚到黄州时，中秋时节，一曲《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更是把低沉哀婉、悲凉凄然凝在笔尖。
初到黄州，劫后余生，他惊魂未定，好多以前的朋友也对他弃之不理，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温暖，只能在零丁孤独寂寞中感受惶恐，感知自己的生命犹如旋风中的羽毛，午夜梦醒之时，在凄凉压抑与思无所归的情绪中，他写下了内心深处的幽独：“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伴随悲伤和愤怒的,还有后悔与懊恼。苏东坡有些后悔：人太过聪明，未必是件好事。他的儿子生下三天，洗礼时他作了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有些愤世嫉俗了，同时又似乎有些看透了。名呀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何又要争来争去？“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但苏东坡毕竟是性情中人，触景生情，情随境迁，笔随心动，又随手扫灭各种情愫而归于天性。在人生低谷时，他没有在忧怨中沉沦，没有在悲观中遁世，而是将各种际遇和心情，寄于山水，书于笔端，同时在孤独寂寞中开始了自我反省、思考感悟、调适顺应，终归豁达超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困厄淡然处之。
①天性使然，初心不变。他天性是个快活的人,啥时候都能找到乐子,尤其擅长苦中作乐。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次,就是陷入“乌台诗案”,差点丢命。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家里哭成一片,苏东坡在慌乱难过之时突然想起了一个关于宋真宗朝诗人杨朴的故事，便把这故事讲给家人听,故事中还带有一首诗,苏夫人听了,破涕为笑,这首诗最后两句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跟刻意为之的“难得糊涂”不同,苏东坡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在最阴暗下都能发现光明,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往往在烦恼升起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一个乐子,转眼就快活起来。比如他刚到黄州时，政治上蒙受着不公和冤屈，生活上经受着寂寞与清贫，但他还是能自我宽慰，自我解嘲，幽自己一默：“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委屈无奈中带着自足自乐。每个人身上都拥有快乐的源泉，就看你是否去开掘和充实它，苏东坡便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
据传，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侍婢应道：“都是锦绣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侍婢答道：“当是满腹智慧。”苏轼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听罢，捧腹大笑，面露得意之色。
还有一次，佛印和尚和苏东坡在闲聊，苏东坡突发童心，问道：“和尚看我像什么?”佛印微微一笑，答：“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罢很开心。佛印问：“居士看我像什么?”东坡说：“和尚像一团牛粪。”说罢苏东坡哈哈大笑起来，那开心的劲头就像孩子恶作剧得逞了一样。
在谪居海南期间，有一天，他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走边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对他说：“你过去是朝廷的大官，享尽荣华富贵。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真有点毒舌的味道，苏东坡却呵呵一乐，觉得这老太太的说法挺有意思，此后就称这位老太婆“春梦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者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搬小的绿苗时，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这便是苏东坡的赤子之心。他会以善意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周围的人事物；他时不时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并对生活中的小惊喜而感到心满意足；他也会对别人的帮助心怀感恩，无论对方身份与地位；他似乎也不会对别人产生恶意和恨意，即便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他，他的心是纯真而又大度的。苏东坡曾这样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他还说：“天真烂漫是吾师。” 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接纳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一步步摆脱内心的困惑。
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沟渠里，但仍然有人会仰望星空。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你是否光彩依旧，兴致盎然？”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怀有赤子之心，生活在沟渠里仍然仰望星空，与世界交手多年却兴致盎然、光彩依旧。
②自省与顿悟
初到黄州的苏东坡，物质上和精神上是极其凄苦孤寂的，其呈现出来优美的诗文，实则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这也使得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去寻找内心深处真正的自己。
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在激愤哀怨中走进了安国寺，下棋谈禅，会听晨钟暮鼓，念佛经读禅义，“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
他在惶恐郁结中重新领悟道家的意义，自小熟稔的《道德经》《南华经》再次在他脑海中浮现，在耳边回响。
莎士比亚说：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随着禅宗随缘自适人生态度的深入、老庄淡泊无为思想的复归，身处逆境的苏轼，内心日趋安宁沉静，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
道家讲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被贬黄州之后不久，苏轼便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涯，他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褂，买来了牛、镰刀、锄头等。在这块布满荆棘瓦砾的荒地上，烧掉枯草，开荒播种。日暮时分，劳作归来，过城门时守城的士卒都知道这位老农是一位大文人，但不知为何沦落至此。有时大家会调侃他几句，他总是神情自若，笑而不语。
他还常常混迹在街头巷尾，和农民、商贩一起聊天、喝酒，有一天，有人在街上撞到了他，然后那个人骂骂咧咧的就走了。“自喜渐不为人识”，苏轼褪去大文豪的外壳，褪去了外界所有的赞誉和褒扬，苏轼终于不再为名所困，回到他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最朴素、最普通的自己。
佛家讲“身心皆空”、“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苏轼则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如梦，我们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只不过是人生中的幻光。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失意与挫折，算得什么呢？
他还曾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就像飞鸿，辗转各处，到处奔波，我们在哪里留下痕迹，停留何处，都是偶然。偶然，是人生固有的真意。无常，是人生本来的称谓。人生遭遇既为偶然，我们也便不必在意生活的奔波，当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人生旅途既是无常，我们也便不必执着途中的得失，当以宁静通达的心态去走好旅程。
佛家讲 “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生，心灭则种种灭”，后来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心中已经明白，只要心灵安顿，哪里都是家乡。只要心灵圣洁，到处都是净土。
正是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即心即佛”，让苏轼虽然半生飘零，却随遇而安，无往不前。把这糟糕的人生，竟也活得有滋有味。他追求的不是超然物外，而是用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对待生活的困窘，努力营造一种氛围，给自己一点幽默感、一个微笑，用人间的温暖，排解心中的苦闷，享受大自然丰厚的赐予和每一个日子带来的快乐。
1082年七月十六的仲夏之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光如银，苏轼与几位好友驾一叶扁舟，至赤壁之下饮酒赏月。
壮志难酬、块垒难浇的他追思千古英雄，感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岁月淘洗，英雄宵小均化为尘埃，“古今凡圣，如幻如梦”。他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时间永恒而人生如此短暂，空间无限而个人如此渺小，梦想超越时空、逍遥于宇宙之中，置世俗于度外，达到物我、天人、主客为一，却又求而不可得。
如何？如何？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梦幻破灭，在希冀与现实、理想与挫折的冲撞中，何去何从？
苏轼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的万物齐一论认为“通天下一气耳”、“万物皆化”。 “气”是构成天地中一切有形之物的原始材料。事物的形体、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变化的方式。庄子还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的生命变化也只是万物变化的一环而已，人的精神可以变易住宅（更换形体）而不灭亡。
因此，他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既然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为一体，形体会变化而精神不灭，能代代相传，那么，又谈什么寿命长短呢？如果说人生无常，那么天地也只不过一瞬；如果说天地永恒，那么自我与外物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不必羡慕时空的永恒、也不必悲叹人生的短暂。人生短暂而又永恒。
但短暂的人生如何才得以永恒？怎样对待人生中的挫折及壮志难酬的苦闷？生命的意义何在？生活的方式又应是怎样的？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苏轼在《庄子·德充符》中云：“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及种种遭遇都是天命运行的结果，人力不足以左右它的发生。因此不能让这些事扰乱心灵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要使内心世界和谐、宁静、通达而不失愉悦，日夜保持这种状态，不论有何遭遇都保持春和之气，即以平和心待一切。
同时，佛家因果轮回的思想也让苏轼看破“营营”：“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里所说的“事”便代表便指名利得失之事，此事自有因缘。
面对荣辱得失，庄子认为，要“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而禅宗也认为：“大丈夫磊磊落落，当用处把定，立处皆真，顺风使帆，上下水皆可。”这样虽然困境并未解脱，但可以消解精神上的苦闷。苏轼正得益于此。在外界环境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苏轼确是襟怀坦荡、“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他曾以秋阳为喻，强调了人要乐天知命、顺其自然。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忘怀得失，转而寄情山水，他认为在世间万事万物中，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主慷慨的馈赠，你我都可以尽情享用！生命短暂，时空无尽，用有限感受无限，便可知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世间有如此浩渺的事物又何必为名利荣辱蝇营狗苟。
他的空灵旷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已抵达生命的极限。他的声音越过苍茫万顷的江面，萦绕千载，余音不绝。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此一瞬已是永恒。
至此，苏轼已豁然解脱。他将人生的意义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与天地万物游而不傲睨现实，树立起通达的人生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历经黄州的淬炼，苏轼把儒释道融为一炉，它们化作人生的养料，成就了苏轼。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所以再多贬谪，苏轼也总是天趣洋溢、生机浩荡。无论是什么样的困境，他也总可以超然旷达、圆满自足。无论流落何方，他也总能逆流破浪，为民奔走，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③转移注意力，游于山水间，乐在自然中，抒怀笔墨下。
人本源于自然，佛道两家都向往着自然的真淳。禅宗提倡观照自然、随顺自然、复归自然，在青山绿水中体悟禅悦。“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大家颠倒舞春风，惊落杏花飞乱红”。道家也提倡身心融入于自然、享受自然，追求返朴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壮志难酬、苦闷难遣的心境下, 苏轼把注意力转移到山水自然间，转移到亲情友情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世间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都被收纳进苏东坡的生命里。
与友人畅游西湖，饮酒赋诗，道尽西湖好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湖光山色中听筝，做长短句：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宝山新开径，登山游览，兴致勃勃：藤梢橘刺元无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风自远来闻笑语，水分流处见江湖。回观佛骨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壶。野客归时山月上，棠梨叶战暝禽呼。
密州出猎，策马扬鞭，纵情驰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想念亡妻，肝肠寸断，欲语泪先流，《江城子》感人至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秋畅饮，欢度佳节，想起同在外地为官的弟弟苏辙，便挥毫泼墨，一气呵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泛舟游赤壁，观清风明月，尝鲈鱼美酒，与英雄对话，感叹人生如梦，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泻千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深秋之夜，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独到江边，听江涛汹涌，不禁思潮起伏，渴望逍遥游：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到蕲水和朋友喝酒，大醉，夜里东倒西歪地走到一座桥边，想休息一下却竟然睡着了。次日醒来，便在桥柱子上写了几句话：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与好友张梦得登黄州快哉亭，放目揽胜，逸兴飞扬：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他在寄情山水清音，思萦亲朋好友之中，忘怀了荣辱得失。他在政治上屡受贬谪、无能为力，便将精力倾注于文学和学术研究上。谪黄五年，他创作诗、词、文近500篇，书信200余封，尤其是编撰成了《易传》与《论语说》两部艺术著作。自云“不觉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无为与草木同腐”。
游览、赋词、写作，不是简单的赏景游玩和舞文弄墨，它能排遣情思，改易心志，怡悦心情，是一种调适身心、怡情养性的有益活动。这些活动对苏轼抚平情绪的创伤大有裨益。同时，拥抱自然，寄情大化的佛道思想，让他的心灵摆脱了现实的枷锁，扩大了人生的境界，呈现出一个旷达自适的苏东坡。
④换框思考。
在政敌的打击之下，苏轼一次次被贬谪，被放逐，从北到南，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苦，宦海沉浮，命运无奈，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赦归来时居然写下：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贬谪之地，流放之所，本是不堪回首的过去，却被他骄傲地说成人生的功业，为何？
1084年，苏轼结束他的黄州生活，奉调汝州。在路过九江游览庐山时，写下《题西林壁》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庐山之中，看到的一切峰峦和流水都只是庐山的一部分，而非整体。有时候，我们所得非所见，所见非所感，所感非事实。
我们看到的是非对错其实并非真正的是非对错，因为我们的眼界会被事物本身所遮挡，同时，又会受自己的好恶所左右。很多时候我们身在局中，会被众多繁杂的事务蒙蔽双眼，走不出来，但自己作为旁观者时，就能看出利弊来了。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命运转折点，经此一役，他已经知道，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终将化为泡影。流放地黄州，也是苏轼新生命的起点。他在这里完成了蜕变，破茧成蝶，涅槃重生。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对于苦难，他已经有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框视角度和思想感受。经过黄州的自省参禅悟道，他已经看淡是非悲喜 ，在当下的困局中脱身而出，生命放诸于远山长天，把所有跨不去的坎，都化作了人生的风景。
一年初春，苏东坡和黄州当地新结识的好友在沙湖游玩，玩得尽兴时，忽然大雨骤下，众人十分狼狈。苏东坡却气定神闲地写下了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不一样的苏东坡了。世事难料，生命中的大雨总是不期而至，倘若已身在雨中，不妨且歌且行。生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的智者，在生活的夹缝中都能活出摇曳风姿。
而他在游蕲水清泉寺时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则唱出了催人奋进、永不服输的昂扬斗志。
离别黄州之际，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苏东坡写下了《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从初到黄州时的悲愤，到即将离去时的洒脱随缘，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远离忧伤愤懑，变得更加宽容和温暖，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
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身体可以受摧残，但精神永不灭。
然而，生活跟他开的大玩笑并未到此结束，更大的弄人造化还在后头。
此后最令人困窘的莫过于被贬惠州和儋州。新生的苏东坡，不管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他的第二故乡。最好的生活，就是随遇而安。
那时的惠州，在中原看来是瘴疠之地，随时都可能染疾身亡。风尘仆仆的苏轼一到惠州，就感受到了当地官员百姓的热情和欢迎。苏轼感激之余，欣然作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北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他甚至看到了生活对他的赏赐：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而惠州的丰湖则让他想起了杭州的西湖，“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从此丰湖便以惠州西湖的名号传于天下。数十年后，诗人杨万里赋诗惠州西湖，不忘提及苏轼。“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惠州的人民接纳了他，他也为惠州人民贡献良多。当地水稻种植方式落后，不但令农人身体痛苦不堪，而且小腿因长期浸泡水下多生“疮烂之疾”，便在百姓中推行新式农具“秧马”；见当地军政混乱，官、军时有扰民、害民之举，便建议建营房三百余间，以肃“军政”，使民安居。见惠州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不便，便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与民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
苏轼在惠州一住就住了三年，写下了一百九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他知足常乐，还苦中作乐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籘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得知苏轼在惠州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当权者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又把他贬到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去。
1097年，苏轼以61岁高龄被放逐到海南儋州。在宋代，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当时的海南，孤悬海外，相去京城几千里，“鸟飞犹用半年程”，实乃“天之崖、海之角”。更有瘴疠遍地，毒虫蚊蛇横行，中原被贬之人几乎无一生还。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世上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这次他抱着必死无疑的心态去的，索性给自己准备了棺材，或许能用得着，这也算是一种豁达的心境。
此外，由于闭塞导致落后，文教不兴，诗书不通，在历史上从未有人科举及第。很多人都在为苏轼担忧，可苏轼却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海南未曾开化，千百年来，无人传道，自己此去，把中原的诗书礼仪带去，那就是一件大好事。
格局不同，眼界有别。阳光与阴影相伴而生，凡人只能看到阴影，格局广阔的人，却总能看到背后的阳光。
贬谪之旅，竟然变成传道之路。那一刻，苏轼就像万里传经的玄奘，多了一分神圣庄严之感。
苏轼到了海南，完全没有被贬的觉悟，他把海南当成自己的家乡。办教育、开学堂。很多人听说苏东坡在海南授课，不远千里追到海南，跟随苏轼学习。苏轼还把自己的文集在海南进行整理，饶有兴致和儿子一起抄书背书。在他离开海南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兴奋地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海南开始走上了“遥从海外数中原”的新时代！，据载，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的考上了功名，有宋一代，海南历史共出十二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
“东坡不幸海南幸”，他在这里办学校，挖水井，劝农耕，改工具，种五谷，开药方，治恶疾。“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他凭一人之力，把海南从蒙昧状态拉到了农耕文明社会。
毋庸置疑，在海南，苏轼的生活是清贫艰苦，但他还是找到了快乐。
他住的那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轼得把床东移西移……一次苏轼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上。”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你看，他盘点了一堆想要却没有的东西之后，还是庆幸了一把——没有瘴气，其中快乐，跃然纸上。
还有一次，他穿着斗笠木屐回家，一路上乘着酒意吟起诗来：“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走到半路，几个黎族少年看着他戴笠穿屐蹒跚雨中，便跟在后面做怪模样，逗得他放声呤道：“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 ，其自娱自乐的心境，让人莞尔。
海南儋州的三年，是苏东坡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
1100年，苏东坡北归。在从海南澄迈老城渡海时，他感慨万千：“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溶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把海南之行看做一场奇绝无比的游历。
而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则深情地说：“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把海南当成了他的故乡。
杨绛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朝廷把他流放到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击垮的只有他的身体，却永远击不垮他那颗率真之心，击不垮他对生活的热爱，击不垮他对世界的善意。
⑤与朋友交游，收获及汲取正能量。
苏轼交游广泛，待人犹如赤子，诚挚天真，相投便为朋友，亦不分贵贱，乃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的朋友中有官员，有文人墨客，有僧人道士，也有乡绅、士子、农夫、村妇等社会底层之人。
苏轼一生中最重要、最依赖的朋友当是弟弟苏辙。二苏共同成长，联袂文坛，一生相知。仕后，兄弟俩聚少离多，互相惦念，用来表达思念的诗文就有百首之多，“对床夜雨”之约亦成千古佳话。苏轼诗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苏辙在哥哥的墓志铭则写道：“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宋史》记载兄弟二人感情甚笃，“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他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尤在二度遭谪、流放岭南时，苏轼的家属子孙全仗弟弟接济、照拂。他俩是不离不弃的好兄弟、好朋友。
王巩、钱穆父是苏东坡官场上的志同道合、披肝沥胆的生死之交。因受“乌台诗案”牵连，王巩被流放到广西宾州。但王巩对苏东坡从无怨言。被贬期间，王巩的歌妓柔奴，毅然与王巩同行，照顾王巩。5年后，王巩北归，东坡为其接风洗尘，见其面色红润，气足神完，大为惊讶。席间请柔奴斟酒，东坡问她岭南生活苦不苦，柔奴轻声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深受启发，遂做《定风波》一首相赠：“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中抒发了自己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寄寓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钱勰钱穆父原是苏东坡朝中挚友，为言官攻击被贬。但他依然以道自守，淡然以应，保持耿介气节，让苏轼极为欣赏及敬重。他与苏轼气类相善，友谊甚笃，惺惺相惜。双方相交，各自获益良多。在杭州重逢再别，苏东坡赋词《临江仙·送钱穆父》相送：“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人都是世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的聚散和江南江北呢？
王巩、钱穆父面对困厄人生时的淡定从容，让苏东坡也心有戚戚。
让人感动的还有苏轼那颇具传奇色彩的同乡老友巢谷。听到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后，巢谷特地赶过来，帮东坡开垦荒地，帮忙种田，盖他的“东坡雪堂”，一起吟诗作对，畅游赤壁，还当起了东坡儿子的家教老师。后来东坡又调回汴京当起了翰林大学士，有钱了，也有名了，一时风光无限。许多贬谪时期不见了的“朋友”又出现了，巢谷却销声匿迹了。当得知苏轼被远谪到海南时，巢谷又一次出现了，他不顾73岁的高龄和病体，只带些许盘缠，荒野露宿，拄杖泥行，带着思怀和一些药物去见老友。他先是到达广东梅州看望了苏辙，然后不顾苏辙的劝阻又南下海南，欲见苏轼，结果当他到广东新会时，盘缠被偷走，在追踪小偷途中，竭尽了他最后的气力，病死路上，终究未能见苏东坡一面。巢谷陪苏轼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儒佛道兼修的苏轼，结交了不少高僧、道友。诗僧参寥与苏轼同岁，以才思敏捷著称，一生追随苏轼，并在黄州陪同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贬谪生涯，二人多有诗文唱和。苏轼词说：“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闲云野鹤的参寥却因与苏轼相近而遭受迫害，一度被开除“僧籍”。老道友吴复古伴他从南雄一路走到惠州，充当苏氏兄弟的信使，并陪伴苏轼到海南居住数月。杭州的维琳方丈在苏轼病重不起时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苏轼撒手人寰。但苏轼仍持“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 佛印和尚，经常和苏轼一起参禅，打坐，还爱相互开玩笑。有一次，苏轼自感修佛大有长进，便写了一首诗派人渡江送给佛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谁想佛印不仅没有点赞，还回信写了两字：“放屁。”苏轼气得半死，立马过江找佛印理论。见到佛印时，佛印笑眯眯地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江来。” 苏轼顿悟。僧道朋友，调济、充实了苏轼的精神生活。
苏轼还有不少布衣朋友。一介白丁的陈慥，四年中七次探望受贬的苏轼，又以诗相交，留下“河东狮吼”的文学典故。宜兴的邵民瞻，曾陪苏轼游览阳羡胜景，又替苏轼代为买田、置屋。谪居黄州、“身耕妻蚕”的苏轼夫妇，与四邻的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大嗓门村妇，都成了互相帮助的朋友。苏轼为他们寻找水源，助他们改变溺女婴的陋习，他们则帮苏家盖茅屋、种麦子，“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离开黄州，士绅、乡亲、怀抱女婴的村妇等19人把苏轼送到船上，依依惜别。后在惠州，邻居翟秀才、林老太等对苏轼照顾有加，酿酒的林老太常赊酒给苏轼，苏轼调走后还给林老太家馈送礼品。
正是这些朋友，在苏东坡人生落魄陷入低谷之时，关心他、陪伴他、支持他、帮助他、照拂他，给了苏东坡很大的慰藉和温暖，让苏东坡情绪得以平复，精神得以栖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情谊的充盈也成全了苏轼充满魅力的一生。
四、儒释道融合造就卓越人生
苏东坡的一生，充满坎坷，却又成就斐然。他在绝境中苦中作乐，绝不长时间让自己呆在情绪的低谷；在逆境中磨砺自己，永不放弃追求卓越，“越磨砺，越光芒”；在困境中坚守初心，从不违背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在他身上,儒释道交织在一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佛家的否定人生”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
①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是 “主心骨”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儒家修齐治平、用世事功的精神意识深植心中。虽因屡受政治打击而时有隐藏，却从未消失。一旦得时，便表现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
他“奋厉有当世志”，认为“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同时，他不盲从，“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既不“唯荆（王安石）是师”，也不“唯温（司马光）是随”，因此被新旧两党排挤而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不改其度”。
在历任地方官时，他努力兴利除弊，救灾、治水、修堤、请免赋税、整顿军纪等，卓有政绩。他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即便不在其位，即便身处逆境，也依然尽自己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民奔走，黄州阻遏溺婴恶俗，救助无辜婴儿；惠州推行新式农具“秧马”，引水入城；儋州兴文教。
可以说，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是他的主流意识，是他的主心骨。爱物仁人、济世救民是他的初心。哪怕颠沛流离，始终初衷不改。再多谗毁，也不能改变他那颗柔软仁爱、刚健有为之心。
②佛道的超然出世思想是 “开心药”
宦海备受挫辱、人生屡遭厄运，使得苏轼从佛道之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时空间看待有限人生苦乐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
同时，他学道参禅却不痴迷，他并没有“归诚佛门”、飘然出世。他对待佛道的态度非常理智，对佛道采取慎重的态度，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从而构建自己的人生准则。他清醒地认识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以此自诫诫人。他的参禅悟道，并非为自度度人，亦非为尊佛佞佛，而是追求实用，借佛家与道家的思维方式，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他借助佛道的思辨方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超越，从而进一步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
可以说，佛道超然出世思想是他在面临人生愁苦哀怨时的开心药，他用佛道思想来渡过难关、消解痛苦，以求更高人生境界。
③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
一方面，儒家思想根植于苏轼内心， “兼济天下”， “有益于世”，是其一生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当生活、事业不如意时，佛道思想便成为苏轼调适心理、修身养性的支点。苏轼一生遵循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抛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腐方式；同时，他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的超越精神和独立的个性，否定了其厌恶社会的悲观情调。学习佛家的达观的处事精神，却没有深陷难懂的教义之中。
苏轼能够将政治和生活区别对待，因而当他从政时，总会用儒家思想来作为己的行动准则。当被贬时，他又在佛道思想中得到解脱，并借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以开阔自己的心境。因此，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做专嗜佛道的“散人”，也不做囿于传统世俗观念“趑趄于利害之道”的“拘人”，而是 “君子如水，随物赋形”，构建起超越而又执著的自由人格。
实际上，他所持守的是以儒为体，以佛道为用的准则。他从佛道思想中寻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同时又保留着儒家强烈的事功思想。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豁达的心境面对穷与达，从而在挫折中获得解脱，又以乐观的态度务实于功业，这是他“超然”的特点。同时，他的乐不是凭空取乐，而是有所为而乐，这是他“超然”的实质。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人生中充斥着无数的矛盾和选择，苏轼对于儒释道思想的灵活转变，使他上至人生大事，下到望月愁思都使自己得到了解脱。
万法归宗，在他身上，始终洋溢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进取向上的精神和包容超脱的情怀。这正是他成就卓越人生的关键。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年轻诗人写了一句诗，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苏轼的仕宦生涯和人生经历，真可说是“生如蚁”。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从一次陷害奔向另一次陷害。他的人生悲剧，深不见底，一次次陷入绝境。对他来说，他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看不到一点希望。他所置身的世界，也真可以说是一个悲惨世界。虽然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也许是很多文人墨客眼中最好最令人向往的时代和世界。
而他的精神与人格，却可说是“美如神”。历尽磨难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夜与昼、枯与荣、灭与生，是万物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他笑纳了生命中的所有阴晴悲欢、枯荣灭生。
他的心是开阔的，爱儒，爱道，也爱佛，并最终把它们融汇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把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
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
他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那是一种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像海明威所说，对于一切厄运，都要“勇敢而有风度地忍受”。这是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
王开岭曾这样问道:“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这一点，苏轼做到了。
假如一个人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他在经历大起大落之后，于彻底的困窘之中，创作出载入史册的作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成为无数后来者前进的向导。他给予时代和世界的，比他从时代和世界中得到的更多。
公元1084年，苏轼与王安石再次相会同游。相别时，王安石发出这样的长叹: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这真是千年一叹，至今余音未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