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看了《金锁记》，然后看了《怨女》。在看到婚后情节描写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自己记错了，反复确认这两篇是同一个素材。
《金锁记》，约18000字，创作于1943年，那年张爱玲23岁。
《怨女》，约60000字， 创作于1965年，那年张爱玲45岁。
《怨女》是在《金锁记》基础上进行的拓展和改写，里面的人物名称都不一样了，人物背景都换了个壳子，但是发生的事情还是那样的事情，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就像是不同时空下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历史总是在重复，悲剧总是在重演，有种“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讽刺感。
读《金锁记》，里面所有的词句都是带着刀子和血的，写曹七巧三十年的偏执和怨恨。曹七巧就是个疯子存在，娘家人，婆家人，儿子女儿，所有的人都恨死了她，所以的读者都会说声“活该”。曹七巧就是一个招人恨的疯子，只有恶毒怨恨，没有丝毫的可爱之处。
年轻气盛的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尖锐凌厉，光明正大。
《金锁记》也给人一种尖锐凌厉的感觉，曹七巧是病态可恨的，一个完美的任人抨击的疯子，所有的正义之士都可以唾弃她。没有人会关心她为什么变成疯子，没有人会想她有没有可爱的不疯子的时候。
《怨女》中的柴银娣，就有了身世背景交代。银娣有个少女怀春的美好时光，有过泼辣美丽的时刻，有了人情味，有了暗恋的人。心有所属，不必知道未来，命运已经决定。
可惜她多了一个选择，大户人家的二奶奶，尽管对方是个瞎子，但是她能做妻，能被娶回家。能借此摆脱面对黄土地的贫穷命运。苦日子是她再也不想过的。
银娣先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可怜的女人。为了改变命运，而选择了一个残疾畸形的婚姻。以为是命运的转折点，只有窒息和压抑。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轻视她。曾经的“麻油西施”在街道上是漂亮的花儿，现在的“姚二奶奶”不过是残废二少爷的陪护人，难登大雅之堂的草莽。大奶奶和三奶奶两妯娌之间是可以随意开玩笑的，她开的玩笑就不好笑。
可怜的女人在逼仄窒息的压迫下变成了怨女，似乎也情有可原。
这段前身的交代，不自觉地套在曹七巧身上的时候，曹七巧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恨了。
这时候的张爱玲，不再是尖锐凌厉的，对银娣是宽容的，她给银娣的疯癫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谅解。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出于对“人性本善”的美好认知。
从《金锁记》到《怨女》的重写，中间过了22年，从上海到了异国，从青年到了中年。没少了年轻时候的锋芒毕露，多了点内敛温柔。
从曹七巧到银娣，多了身世交代，删减了女儿长安的情节。没有人知道七巧在嫁过来之前怎样生活，但是七巧对待长安，泯灭了母爱亲情，根本就是女人赤裸裸的嫉妒和毁灭的快感。一个没有未来不想未来的女人，对任何比自己年轻的女人都是嫉妒怨恨的。
七巧和银娣为什么都会爱上浪荡子的三少爷？无非除了残疾的丈夫，他们能接触到，并且愿意和她们调情的只有身为浪荡子的三少爷。大少爷是万万不可能看上出身低贱的她们的，其实就连姚三少爷也是看不上银娣的，银娣唯一会唱的曲子，在他听来不过是冷天随处卖唱的歌女罢了。事实上也是，身在花丛中的三少爷，比没有觉得银娣或七巧值得冒险。
当彻底放弃了三少爷之后，身边能掌控的唯一的男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了。一生中都没有得到过男人爱的七巧或者银娣，是见不得任何幸福美满的夫妻关系的。即使自己是草芥出生，在姚家没有地位，但是也能理直气壮的咒骂下人的，这里不讲有没有同理心，咒骂下人还是她唯一的特权，捏碎二少爷的佛珠是她唯一可以做的报复。捏碎的佛珠，就像是银娣最后的一点良知和同情心，彻底没了。
即使银娣一开始是可怜的，后来的银娣还是成了可恨的曹七巧。一个想改变命运却失败的女人，一个为得不到的爱情自杀过的女人，一个死了丈夫分了家终于有了自由的女人，一个沉溺于鸦片虚无度过一生的女人。受尽折磨的女人，冷眼看世界的女人，不需要知道未来，命运已经被决定的女人。
《金锁记》的一开始，七巧就已经戴上了黄金枷锁，之后的种种，不过是枷锁下的泄愤和报复。而《怨女》的银娣，一开始是有命可算的，枷锁和牢笼是她自己选择的，后面的一切，除了怨恨，还有对自己选择的遗憾和自戕。
《金锁记》邪恶多一点，《怨女》沉重多一点。
人生，似乎越是理解，越是宽容，越是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