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出发，“道”作为一种规律，一种客观存在，“术”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规律和方法论是相互作用的。在认识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中，便要用到正确的方法论，使用科学的“术”，才能把握正确的“道”；反之，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和尊重客观规律，用规律来指导方式方法，用“道”来指导“术”。即用“术”识“道”，以“道”御“术”。
现在的我们说到“道”，普遍意义上将其认为是一种修为，一种境界，一种无形，但是却时刻影响我们国人价值观的一种哲学思维，似乎任何的一门技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到达一个至高的水平时，无法衡量其水平时，便开始用“道”来阐释，如，武术，作为一门技艺，却和“武道”在境界上有着相当的差距；再如，茶艺，是一门和茶有关的一门学问，但同“茶道”在内涵上不可相提并论；又如处事之法和处世之道仅一字之差，便因“道”和“术”的文化内涵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档次。但以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来看待“道”这个特殊的规律，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这里说“道”，是以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独特的东方文化的。“道”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规律。传统文化从人文和自然两个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道”，各门各派基于自己所涉及的领域，对“道”有这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定义。不难发现，对于“大道”的看法，在封建时期，虽有其特殊的局限性，但最后都殊途同归，都是对于客观规律朴素的认识。“道”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其人文内涵还在不断的丰富，但是，客观规律是永恒的，“道”永恒的存在便是作为客观规律的存在。
我们现在谈到的“术”，普遍带有方法、手段、策略、计谋的含义。更多的情况下阐述的是一种国人特有的哲学思维和具体的操作手段，我国“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封建时期完成的，作为包含和集中了我国先贤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了我国古代人丰富的社会经验。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让其包含了诸多的“糟粕”在里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大多是权术,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御民术”，带有阴谋诡计的性质。对此我们要评判性的继承，并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其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小生谈到的“术”，从概括性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一种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只不过，这种方法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由于不同的学派、对待不同的事情，解决问题的观点各有不同，“术”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有所不同。现在以一种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术”，就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全面的来分析和把握“术”这个我国传统文化里这个特殊的方法论。
“道法自然”，规律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在实践中，不能去创造和改造规律，只能通过大量的外部现象，认识或发现客观规律，并用这种认识指导实践，那么，在认识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中，便要用到正确的方法论，“术”作为一种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观形态的方法论，使用科学的“术”，才能把握正确的“道”，反之，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要遵循和尊重客观规律，用规律来指导方式方法，才能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用“道”来指导“术”，从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方能达到预计的期望值。由此可见，规律和方法论是相互作用的，“道”和“术”是相辅相成的。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统一起来，以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方法论来认识规律，用规律来指导方法论。即用“术”识“道”，以“道”御“术”。
用“术”识“道”，以“道”御“术”的过程中，忽视了“识”和“御”的作用，便不能正确的把握“道”与“术”这两个文化体系，在把握“道”和“术”的相互作用时，“识”和“御”是相当重要的，这里“识”是认识、把握的意思，“御”是指导、规范的意思。换个说法，“识”和“御”反应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为人类所特有，在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人类文明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人类”作为纽带，将“道”和“术”衔接了起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人类以尊重“道”这一客观规律为前提，正确利用“术”这一方法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支配自然界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可以说，要是没有人类作为纽带，“道”和“术”便不能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识”和“御”也不能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道”永恒的存在便是作为客观规律的存在，“术”作为一种方法论，在“识”和“御”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在当下，我们要在辩证继承的前提下，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其焕发活力，富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