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几个水浒人物
范国强
逼上梁山第一人
很难相信逼上梁山的第一人会是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人称豹子头的林冲。
梁山好汉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的，事出皆有因，他们被逼上梁山都可以为人们所理解。最叫人想不到的是林冲，一个本来最没有造反可能的人却恰恰成了最坚定的造反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促成林冲造反的直接起因是亲眼见娘子被当朝太尉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调戏，他虽有满腔愤怒但却有所顾忌，“先自手软了”。这时的他还是一个怕惹是非的人，抱着息事宁人和吃点亏算了的态度。但他的退一步却使高衙内更进了一步，其结果导致事态愈演愈烈。由高俅一手导演的林冲误撞白虎堂事件一下子将事态升了格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一夜之间便由昔日的禁军教头变成了阶下囚。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抱着日后能平反昭雪重回东京的幻想。在刺配沧州途中，尽管两个公差是那样肆无忌惮的凌辱虐待和企图暗算他，他也强忍住了。火烧草料场是他正式造反的开始，他从来没想要杀人，但高俅们却非要追着杀他，必让他死而后快，连躲也躲不脱，他这才真正忍无可忍了。他上梁山本来也只是权且避难，总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去，直到他上山一年后大概才明白在奸臣当道时回去只是奢想。他私下里派人下山接被休掉的娘子上山是思想上的真正转折，待他知道娘子早已不甘高衙内的再次凌辱而自缢的消息，才彻底断了最后的一丝挂念也从此更坚定了造反的信念。
按林冲的身份和性格来分析，他本来应该是最不会造反的人。他武艺高强，才有所用，年纪轻轻就担任着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官。月有厚禄，家有贤妻，他凭什么要去造反？他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平时不招谁不惹谁，遇事也是逆来顺受惟求苟全，这从他不敢得罪高衙内即是证明。他不可能想到要去造反。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和谨小慎微的处事方式，林冲本来完全可以而且可能守得住自己的饭碗，但那个社会到头来还是容不得他，迫使他真正变成了一头凶狠的豹子而走上了坚决反抗社会的道路。
就逼上梁山这一点来说，林冲无疑是一个典型。他是逼上梁山的“第一个”。像林冲这样完全应该是北宋朝廷忠实护卫者的人也被逼上反抗的路了，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政治溃烂到了什么程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北宋时期农民起义蜂起社会迅速衰亡的原因。
电视剧《水浒传》在展示林冲这一典型人物性格的逐步转变方面无疑是很成功的。如果我们承认林冲当初的性格中不失柔弱的成分，那么，是高俅们的“逼”才促使他变得逐步刚强起来，变得逐步刚硬起来。一般来讲，武艺高强与性格刚强如影随形，像武松和鲁智深就属此。但林冲却不然，他的性格乃是因为“逼”才彻底的改变了。而这种性格一旦改变，便显示出其独特的个性，从他火并王伦的处理问题方式就足可见一斑。当他看到王伦不愿收留同样无路可走来投奔梁山的晁盖等人时，当即义正词严表态：“众豪杰休生见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晓”，“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时，尽在林冲身上。”像这样铿锵有力的话语，倘若摆在当年那个性格柔弱怕事的林冲身上，那是断然说不出的。
林冲性格的发展到了梁山转折时期的逆反表现就顺理成章了，像林冲这样对朝廷怀着不共戴天仇恨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同意被招安。他并非是不愿意像宋江那样去“忠”，只缘他在心底已经对那个腐败的朝廷绝望，他当初就是那样去“忠”着的，换来的却是令他寒心的“逼”；但他又为时代所限制摆脱不了那众好汉们所推崇的“义”，他没办法去阻止和打破宋江们希图招安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有个好的归宿的幻想。他又一次面临着绝路，而这一次他真正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了。
在电视剧中，梁山108位好汉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林冲，他是活活因极度忧愤成疾而死的。他没有死在征方腊的战场上是他的庆幸，但他在梁山众好汉中的这两个独占鳌头的“第一个”，留给我们的却只能是深深的叹息。
高俅何以发迹
高俅系一浮浪破落户子弟，原本叫高二，只因踢得好脚气毬，被人呼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换作立人，便成了高俅。要说高俅发迹还真不能说是他靠吹牛拍马或用钱行贿买官得来，主要还是他有门绝技踢得一脚好毬。看电视剧里高俅的踢球的确是种视觉享受，那气毬一似鳔胶粘在高俅身上。难怪端王一见大喜，立马就把高俅调到身边，因为端王自已也酷爱踢毬并且也算得一流。
这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他乃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宋哲宗的御弟。水浒传中说他是个聪明俊俏的人物，浮浪子弟门风和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无一般不爱。又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中国历史上像这样排得上号的风流倜傥皇帝据说仅只两位，除宋徽宗以外，还有一个是南唐的李煜，就是那个高吟“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的皇帝。可惜这两位的下场也惊人相似，都最终身陷囹圄成为了别人的俘虏。
高俅就是这样发迹了，从他调到端王身边到哲宗晏驾到徽宗即位到自己做太尉，也就没半年之间。太尉是个何等重要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吧。高俅仅凭踢得一脚好毬就神速轻取了这一职位，实在叫人匪夷所思，从中我们不难揣测到北宋何以迅速衰亡的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人唯亲的问题，历史上早就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做法，在中国这个人治有传统的国度，皇帝对自己所喜好的人当然也可以优先使用，但总要用得恰当用得适度。高俅会踢球，不妨就让他做“专陪”陪你踢毬好了。非要给他个什么官，也可以给他个总教练、踢球俱乐部主任什么的，如有领导才能提拔一下当体委主任也行。总之要与体育这一行当靠得上边吧。偏偏赵佶就悟不出这个常理，偏偏赵佶要将这举足轻重的国防大任交给一个只会踢毬的高俅。试想，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此便让高俅这样的人当球来任意踢，那这个国家还能不早早玩完么？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高俅还不打紧，最坏的是由此带来的“傅马栈”效应。“傅马栈”乃《管子》中的一个典故，当齐桓公问厩吏“厩何事最难”时，管仲先答：“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高俅乃一“曲木”无疑，“曲木又求曲木”，在他任上，不知要繁衍和滋生多少个大大小小的高俅到各级肥缺岗位上。而当这一类高俅式人物都上上下下形成了铁网，“直木们”还能有所施么？拿高俅本人作例，他上台第一天的第一要务就是报复曾得罪过他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逼得个正直的王进惹不起只能走躲得起这一条出路。不知北宋时的官吏任职有没有考核程序什么的，如果有的话谅来也只能是走走形式。有了赵佶这样的昏君也才可能出现高俅这样的滥官。像高俅这样的人仅凭踢得一脚好毬陡然就能发迹，这个国家的官吏制度说不腐败也腐败得可以了。
高俅只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数滥官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北宋后期之所以酿成靖康大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不能说不与朝廷的用人大错有关。在“直木们无所施”的情况下，“直木们”只能去另寻出路。而在连出路也没有了的情况下，那他们也只能走铤而走险愤而求生这一条路了。社会的动乱正是因高俅们的滥政所造成，水浒中108位好汉就是被高俅这些个滥官给一个个逼上的梁山，这一个个被逼的经历便构成了一个个迭宕起伏的故事。若要对这逼上梁山的原因寻根究底，这高俅就算得是个谜底。
晁盖倘若不先死
在梁山的领导集团中，晁盖只是一个过渡型的领袖，惟他一人被摒于36天罡72地煞之外。由于他的早死，梁山的聚义厅很快变成了忠义堂，本来是一伙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的强盗终于全数接受招安，替朝廷去打另一帮不愿意接受招安的强盗去了。他所开创的事业终以一场悲剧而告结束。
晁盖的出身并不贫苦，也算是本地的一名富户。但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在江湖上素有声名，这一点颇似宋江。本来他在家乡日子过得也还滋润，智取生辰纲的传奇经历将他一下子推向了故事的前台，也由此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使他由大宋治下的一名保正陡然一变而成为了梁山的山大王。
晁盖是一个性格并不复杂的人物，他诚实敦厚，最重义气，且胸无城府。如果按宋江上梁山时间的先后将他的心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的话，他前期和后期的心境可谓差别极大。前期他虽然先有官府追捕之险后有不被王伦收留之窘，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愉快的。尤其在被林冲火并了王伦拥戴他为梁山寨主以后，可以想见这段时间是他最为惬意的时期。但后期就不同了，宋江的上山使他的形象骤然失色，使他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宋江的威望、才干和功劳很快便压倒并超过了他。尽管这并未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位置座次和朋友义气，但他作为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却总感到不那么自在。尤其是宋江时时在他面前显露出希望朝廷招安的想法以后，他从心底里虽然极端反感但又不好撕破脸皮公开反对，况且他也一时提不出事关梁山前途更好的主张和办法来。他的心情就这样长期处于一种压抑和郁闷状态，他执意要亲自领兵下山打曾头市之举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理解为是希望将这种压抑和郁闷的心情通过战场厮杀而得到一点释放。只可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使他藏在心底的许多想法终成为了难解之谜。
不妨设想一下，晁盖倘若不先死，梁山的前途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答案之一：晁盖倘若不先死，他与宋江的矛盾极有可能会渐渐公开和白热化。虽然好汉们笃信“江湖义气第一桩”，但江湖义气在大是大非实在不能调和面前终究也是会让位的，晁盖与宋江的原则分歧事实上已在晁盖的临终遗嘱中初现端倪。一个将死之人明知所说的话已不能左右生者却偏要留给生者一个难题，这不是明摆着对宋江的不信任么？按一般座次学常理和晁宋之间的关系，晁盖不在了其寨主的位置理当由第二把手宋江递补，可是晁盖偏偏在临闭眼关头就不说这最要紧的话。由此我们完全可以顺着晁盖的思路推断，倘若晁盖不死，他迟早会忍无可忍公开站出来反对宋江的接受招安政策的。况且肯定会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还有林冲鲁智深刘唐武松阮氏三雄这一大拨武艺高强的好汉，就连和宋江最为亲近的黑旋风李逵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一定会站在宋江这一边。梁山上会不会由此发生内讧还真难说。按现在的话来诠释，这是属于“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然今人为这场斗争可以同志之间反目成仇斗得个你死我活，梁山好汉凭什么兄弟之间就不会一言不合而反戈相向？他们的思想觉悟就一定会比现在的人高么？
答案之二：晁盖倘若不先死，而且仍然稳稳把握着梁山领导权并坚持原则主见的话，梁山的历史说不定会改写。晁盖虽然提不出什么山寨的施政纲领，但他衷心推崇的是聚义，形象说来就是众好汉聚义在一起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围拢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是颇为天罡地煞中的一大帮子好汉们醉心和倾心的。要晁盖劫富济贫可以，但真要他去与宋天子争什么江山，我想他没有这么个志向，这一点他与宋江完全一致。当然他也反对宋江的主张接受朝廷招安，去受高俅蔡京们那鸟气图那光宗耀祖的虚名。倘若他掌握好限度不过份与朝廷公开作对，自顾不瑕风雨飘摇的朝廷也将梁山没有办法。如果梁山内部不发生变故，梁山好汉们最终的结局可能都会在梁山上终老天年。毫无疑问，这个结局是梁山好汉们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当然梁山不会是真空，梁山好汉们也极有可能由于此后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而走上自发抗金的行列。但不管怎样，也绝不会是现实中的受招安征方腊落得个两败俱亡的悲惨结果。
晁盖倘若不先死，梁山上究竟会演绎出些什么故事实未可知。也可能轰轰烈烈，也可能平平淡淡。但晁盖毕竟还是死了，晁盖的过早去世使宋江的接受招安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梁山众好汉们明知招安后的命运凶多吉少，但他们也只能听天由命无可奈何。他们不会想到要去造宋江大哥的反，而宋江确实对他们也是出于一片好心。这是梁山的悲剧，也是宋江的悲剧。晁盖倘若地下英灵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谁在掣肘青面兽
杨志卖刀一怒之下杀了泼皮牛二，被判了个误杀而刺配到梁中书处。梁中书乃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其人爱才，不仅未将杨志作犯人看待，反而给了杨志个提辖官当。这提辖官较之杨志以往的制使官虽要矮但总是个武官。梁中书是存心把杨志作为亲信在培养，杨志自然心领神会感激涕零。时逢蔡京生辰在即，女婿孝敬岳丈，梁中书急打点价值十万的生辰纲叫杨志押送。水浒传脍炙人口的智取生辰纲故事由此正式开锣。
梁中书并非用错了人。头年生辰纲被劫教训犹在，关键是没有个得力之人押镖。而杨志乃将门之后且武艺超群，显然是押镖的最理想之人。梁中书既懂得人才学又熟谙心理学，他欣赏杨志的才干，知道此刻杨志既有报恩心更有功名心，二心合为一心，生辰纲交给杨志押运绝对放心。梁中书的用人原则和办事程序似乎都没有错，但遗憾二次押运生辰纲又重蹈覆辙。这种结果不由人不纳闷：究竟梁中书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待我全神贯注再次仔细看完故事的全部情节，答案豁然明朗：原来不是杨志不尽心不尽力，而是在押运过程中始终有人一直在掣肘杨志。害得杨志一路上的辛苦前功尽弃，十八般武艺既无展示机会，满腔的报恩心和功名心终都归为泡影。
那么，是谁一路上始终在掣肘杨志呢？不是那些充当挑夫的军士，他们没有那个胆，而是梁中书派来协助杨志押运的三个身边人老都管和两个虞侯。
这就是梁中书的失算了，梁中书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派这三个鸟人随同杨志出行。多了这三个鸟人，看似加强了对押运工作的领导和对押运大队第一把手杨志的监督，实际上既挫伤了杨志的积极性又影响了他独立决断的决心。弄得杨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动手打手动脚打脚。最要命的是这三个鸟人本事不大却自恃有靠山有来头，根本就没把杨志放在眼里。他们自恃抓住了杨志杀人有罪前科在身这个把柄而洋洋自得，有时轻不轻重不重还要来点讽刺挖苦，直教得个杨志敢怒而不敢言。他们不仅不支持杨志的工作，更谈不上帮助杨志应对紧急情况出谋划策，而是处处对杨志过不去，凡是杨志作出的正确决策他们偏偏都要唱反调，而且似乎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杨志说生辰纲不能太打眼必须换粗麻袋包装，他们就说这有损老太师的面子；杨志说为了避暑必须白天休息晚上赶路，他们就说哪有黑白颠倒的道理？杨志说不能在黄泥岗上休憩以免贼人打劫，他们就说大宋太平天下何来危言耸听；杨志说不能喝酒，他们就说天热口渴得紧喝一点也不打紧。结果硬是在大天白日之下叫蒙汗药给整体麻翻，眼睁睁地看着生辰纲给好汉们生夺了去。
智取生辰纲的全过程极具戏剧冲突，整个故事起承转合，人物性格各有色彩。尤其作为故事的主角杨志那种因处处遭受掣肘的无奈，经电视剧的再创作而展露得更加淋漓尽致。
从杨志处处遭受掣肘的无奈，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很多时候堡垒的确是首先从内部攻破的道理。试想，在杨志押运生辰纲的整个行动中，考虑不可谓不周到，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倘若没有这三个鸟人跟着，凭杨志的才干和负责精神，一路上兢兢慎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辰纲断不会在黄泥岗上翻船。晁盖们的智取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是与老都管和两个虞侯对杨志的掣肘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这“内部的”老都管和两个虞侯一路上对杨志的掣肘，客观上对“外部的”晁盖们的智取生辰纲起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宋江威望从何来
宋江是梁山108将的领军人物。他还未上梁山时，威望就几与晁盖不相上下。当时聚义梁山的好汉并不多，但为了救他，几乎是倾巢而出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大闹了江州。他一上梁山晁盖就想让位于他，经他一再推却方坐了第二把交椅。晁盖阵亡时尽管已有悔意而特留有“谁捉住史文恭谁为寨主”的遗言，史文恭后来是被卢俊义捉住的，但好汉们却并没有把他们素来敬重的晁大哥临终的话打心里去，这寨主的位置众望所归还是归了宋江。
这种情形委实令很多人想不通，梁山好汉可以说个个都身怀绝技，宋江究竟有何本事当得了这寨主？连他本人也曾自陈：“论其表，宋江黑矮；论出身，宋江出身小吏，畏罪在逃。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这似乎不是宋江自谦，他说的每一条都很像。但就是这么一个黑三郎，究竟因何原因在梁山众好汉中享有那么高威望的呢？
细细想来，其实宋江身上确有许多长处非常人所能及。他乐善好施，无论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谁有困难他都愿意出手资助，他所资助的人多是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梁山好汉们在逼上梁山之前多是属于这群体中的分子，自然对宋江此举津津乐道佩服有加。尽管这些零零碎碎的雪里送炭每次数额都不多，但难就难在他能始终如一而又不图回报，此举为他在江湖上赢得了个“及时雨”的好名声。他又重江湖义气，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救晁盖，当智取生辰纲一事泄露官府派人来捉拿晁盖等人时，他不怕受牵连亲自骑马去通风报信，差点把公务员的饭碗给砸甚至连生命都差点发生危险。整座梁山重的就是一个义字，他救的又是梁山的头面人物，此举无疑在他的“及时雨”的好名声之上又加了高分。他还有两点尤为好汉们推崇：一是不贪女色。和阎婆惜结婚实是出于对其生活无着的同情而不是出于爱情，在上梁山以后的经历中也未见过他对其他漂亮女人动过心思；二是注重孝道。宋太公反感他同梁山贼寇掺和，他尽管与晁盖等人知交甚厚，但始终遵循父嘱而不愿入伙。听说父亲去世，他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家奔丧结果被抓。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社会所认可的男人身上的这两点突出的优秀品质，宋江身上无疑都是具备了的。
当然，宋江之所以在梁山众好汉中享有崇高威望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人品好，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综合能力强。他在担任郓城小吏时，谁都已经知道他有才干。他表面看近乎猥琐实则胸有大志，这从他在浔阳楼题的反诗中便可略见一斑：“自幼熟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说明他的文化素养和远大志向都远在梁山众好汉之上。他在上梁山之后的种种举动也都无一不证明他的综合素质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他真诚待人，忠肝义胆，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鲁莽如李逵，练达如吴用，侠义如武松，潇洒如柴进，忠信如花荣，都对他毕恭毕敬，心服口服。即使对投降过来的朝廷败将关胜董平呼延灼等人，他也都是亲解其缚，晓以大义，使其心悦诚服地归到自己麾下。他关心部下，打下了个祝家庄，硬是把祝彪的未婚妻扈三娘认作小妹给了王矮虎作妻室，只因要兑现当初的诺言。李逵回家接母亲上山，他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下山接应并终于在关键时刻救了李逵。这些举动被梁山众好汉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无一不为他在梁山上的威望日增加了珐玛。宋江的统帅才能还体现在他凡事有主见且能服人，他倡议打起的“替天行道”大旗实际上就是梁山的纲领和聚义的宗旨，不管是对还是错总说明了他已具备理论上的前瞻性。他虽然从未指挥过打仗，但他却善于将将，军纪严明，众好汉们也都愿意为他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如果说梁山是王伦初创的基业晁盖奠定的基础的话，这后来发展壮大的大半功劳实事求是来讲都是在宋江的亲自带兵指挥下攻城略地才取得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所推崇的“德”无外乎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这八个字可以说宋江身上都基本占全，这使他首先在“德”的方面就具备了一定的亲和力。加之他的组织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又确实高居于梁山众好汉之上，这就使他在“才”的方面又具备了一定的凝聚力。德才兼备，增以资功，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宋江威望从何来的道理了。
成也吴用败也吴用
在梁山众好汉中，智多星吴用算得是一位头脑始终清醒的人物。
吴用不是一般的乡村学究，他未上梁山时人皆尊称他为教授，上梁山后众好汉皆拥戴他为军师。教授属于知识型人物，军师则属于智囊型人物。如果说知识可以通过积累取得，智囊则纯属于能力超群。这一方面说明吴用的确有满腹经纶和真才实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还是颇为尊重的。
吴用在梁山上的座次也很靠前，紧随在宋江和卢俊义这两位之后。梁山众好汉统称为头领，头领即带头人领导者之谓，用头领这两字来形容其地位重要性确乎精妙，但梁山总头领却仅两位，前期是晁盖，后期是宋江。晁盖和宋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形式上的总“头领”，他们的“头脑”应该说是智多星吴用。
我以为，行兵布阵战场厮杀就好比是在弈棋，梁山无论是先与朝廷对垒还是后与方腊相残，都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空段换了弈棋的对手。在这两场拼死对弈中，晁盖和宋江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棋局中的两个“帅”，而吴用才是梁山真正的棋手。凡是看过《水浒传》的人谁都不能不承认，在梁山上能够左右局势和控制局面并预见未来的人是这位智多星吴用。无论是当初的火并王伦，中间的推举宋江，后期的接受招安并南征方腊，都是吴用在出谋划策，而且言必有中。
吴用的“智”，主要是通过他的频繁用计来体现的。吴用一生共用过多少计？有人曾经作过细致统计，那数字是比较大的。在《水浒传》书中，只要有他出场，基本上都是在用计。电视剧集中表现他用计的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智取生辰纲，一处是智赚卢俊义。这两处把他的神机妙算维妙维肖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不由人们不佩服。中国的古典文学给后世刻划了不少近乎神话般的军师，但真正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我想除了前朝的诸葛亮和后朝的刘伯温以外，再大概就是吴用了。吴用的“智”使他在梁山赢得了威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迷信，不仅晁盖宋江对他言听计从，众位好汉对他更是奉若神明。
由此我们可知，吴用在梁山上的确是一位举足重轻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但他却完全可以影响决策。他在梁山上所起的作用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得了的。梁山前期的兴旺里有他的汗马功劳，梁山后期的悲剧里自然他也难脱其咎。
他怎么能不对梁山的悲剧负主要责任呢？他的“智”多不假，众人崇拜他也可以理解，但在大的决策比如接受招安这一重大问题上，他的“智”却实在是一种“大愚”的表现，活生生地断送了梁山事业。从电视剧里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早已知道招安后会给梁山带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可他还是一味地为宋江的鬼迷心窍推波助澜；他本来算定了征方腊是蔡京高俅“坐山观虎斗，以寇治寇，互相残杀，最后两败俱伤”的意图，前去征讨，无一益处，可他仍然为贯彻这种意图充当了急先锋。在梁山的兴衰上，完全可以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成也吴用，败也吴用。
清代的郑板桥曾说过一句相当经典的话：难得糊涂。可我们从电视剧中看到，吴用却似乎从来都是清醒的。清醒而且精明的人按说不应该犯错误尤其是大的错误，可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吴用虽然精明而且清醒，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瞅着错误和大的错误发生，并无可奈何地循着这错误的惯性走下去。说他是朝廷的内奸那是诬陷，说他是为了图个人的富贵功名那也不实，说他纯是为了个“义”字去违心地附和宋江也难以理喻，说他是为了梁山众弟兄的美好前途更是鬼话。在幻想让梁山众弟兄都能有个封妻荫子流芳百世的好结果上，吴用终究还是无用！
但有一点我完全可以断定，吴用在迈出了接受招安这一步以后的心境一定是黯然的，心情一定是痛苦的。正因为他精明，所以他始终清醒；正因为他清醒，所以他更加痛苦。他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其后的事态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即所谓“打草鞋边打边像”，去尽可能地争取好一点的结局。待他明知这种争取也终究徒劳无益时，他的心里大概连这种痛苦的感觉也麻木了。
电视剧在吴用之死上是处理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的，吴用默默地携带着宋江李逵花荣的骨灰坛独自凄凉地上了梁山，当年的聚义厅阴森昏暗一片狼藉，惟有好汉歌的余音在大厅回响。始终无言的吴用此时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虽无从知道，但他在聚义厅悬梁自尽的最后一幕显然已经作了回答。
今人有一首歌叫《潇洒走一回》，里面有句歌词叫“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是否可以用这句歌词来诠释吴用的心态呢：
在接受招安之前吴用是清醒的，接受招安之后吴用是醉的；
或许，吴用的一生本来就是处于一半清醒一半醉的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