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俗的眼光去看，胡适是一个可笑的人。

　　1949年4月29日，胡适刚刚到达纽约第三天，毛泽东委托其好友、著名史学家陈垣出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邀请他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

　　但在毛和蒋的阵营之间，胡适显然更愿意倾向于蒋，蒋也对其极力笼络，并于1954年2月18日至4月5日，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以有15年的心脏病史拒绝，并拥戴蒋介石担任总统。

　　当时胡适的想法是，在台湾建立一种“无条件的自由”。他的意见是：“人民的权利最容易为有力量的政府所侵犯，所以对人民的保障宁可是无条件的周全。”（详见1954年3月31日的《大陆杂志》8卷6期）

　　此后胡适一直声明支持台湾雷震办的杂志《自由中国》。其实胡适作为雷震好友，曾经参与为该刊定名，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名义发行人。而《自由中国》却屡屡触犯蒋的禁忌。1955年4月，针对台湾军政当局逮捕编辑人员的公文，胡适发表一篇文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与此同时，胡适又再三向蒋表达自己愿意做“诤臣”、“诤友”的愿望。1956年，蒋70大寿，台湾立法委员胡建中给美国的胡适拍来一份电报，表达蒋“婉词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的意思，胡适写了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

　　胡适企图奉劝蒋介石学习艾森豪威尔的榜样，做到“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节制自我，保障言论自由。《中华日报》很快将这篇文章喻为毒蛇嘴里的玫瑰，称其“企图不良，别有用心”，“为共党的统战工作铺路”。

　　1957年1月，蒋经国手下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称胡适的目的在于“好叫人民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

　　1957年秋，蒋邀请胡适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胡适辞任，蒋驳回。7月26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

　　胡适的就职典礼于1958年4月10日举行，蒋赞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当即说：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

　　当时胡适侃侃而谈，蒋勃然变色，听众目瞪口呆。

　　《自由中国》第20卷2期，刊登《革命军人何为以狗自居》。雷震遭传讯，胡适撰写《容忍与自由》，里面谈到“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被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是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

　　当时殷海光看后，以为该文是“近四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文献。”

　　同年，也就是1959年6月，胡适呼吁立法院迅速修改著作权法。

　　1960年3月，蒋73岁，连任两届，陈诚重病，蒋若继续连任，则违反台湾宪法。他当时找了一个理由“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胡适反对蒋恋栈，“希望能有转机”。1960年9月4日，雷震“涉嫌叛乱”被逮捕。11月18日，胡适回台湾见蒋，面谈。胡说，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这是什么审判。但雷震还是被判刑十年。

　　这是胡适和蒋的关系。下面再谈胡适和中共或者说毛的关系，以及胡适何以如此。

 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分水岭，也是不少大知识分子前途命运的分水岭。陈寅恪，胡适，钱钟书等，先后被两个政权分别争取。本文开头提及的，陈垣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白话文公开信，据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认为：从来不写白话文的陈垣署名的这封信，是否为他人代笔难以判断，但发表前不可能不征求他本人的同意，而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胡适以及胡适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

　　但胡适是毅然而去的，结果是，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针对《红楼梦》的研究问题，号召开展了“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955年，胡适在美国专心考证《水经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谜团：自己30多年从未发表过一字针对马列的批评文字，何以成为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决和不可调和的敌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主编《涛声周刊》的曹聚仁，从南洋至北京，受到毛的单独接见后回到香港，曹聚仁以自由主义者身份致信胡适，动员胡适回大陆看看。

　　信中说：我去大陆看到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大陆中共批判胡适思想是一回事，但你的著作并未被焚烧禁止，这是另一回事。你应该到北京亲自看看。

　　有人怀疑这封信来自毛的亲自委托。胡适对此信的批复是，“不作复”，并将此信转交给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了“匪情”的研究资料。

　　同年9月16日，胡适好友周鲠生赴伦敦，规劝陈源回大陆，同时积极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9月20日陈源致函胡适，转达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是对你的思想，不是对你的这个人。你如回去，他们表示要再出来也“绝对没有问题。”（“再出来”是指出国，本文作者注。）

  1956年是大陆政治气候的艳阳天，但胡适很警惕，他回复陈源，并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后划线，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9年2月底，台北启明书店董事沈志明及夫人应文蝉被捕，罪名是“叛乱”。罪证是《长征二万五千里》在香港出版，印着启明书局字样；冯浣君的《中国文学史》最后几页也有“无产阶级的文学”字样，也是启明书局出的。

　　胡适在写给陈诚、王云五的信中说：“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是根据哪一条法令？……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方机关管理。”

　　之后沈志明夫妇获释，对胡适表示感谢，胡适说：“我没帮你什么忙。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胡适的幼子胡思杜解放后留在大陆，在政治运动中与胡适划清界线，想摆脱父亲的政治阴影。1954年，红学权威俞平伯被批判，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当时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亲自动手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于9月21日上吊自杀。而五年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致辞之后没有多久，旧病复发去世，去世之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幼子已经提前五年死在大陆。

  胡适有一个多年的要好的同志，周作人。26岁的胡适写作《文学改良刍议》名动全国学人的时候，大他6岁的周作人还在绍兴一个不起眼的学校当教员。1917年二人从不同的地方同赴北大。

　　“五四”运动的重要一条，是主张语言或者说文学的现代化，也即提倡白话文。当时的主要使命就是打破老讲排比对仗、在普通民众中曲高和寡的文言文。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语语须有个我在”；而周作人则稍后提倡“人的文学”，也即人道主义文学，“平民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等主张。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是一次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有人以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捣碎国粹、祸乱文化的罪恶，其中首当其冲的为儒家思想。其实两千年发展下来，儒家学说几经改造，已经与孔子最初的倡导有所背离，与长久的帝制有所融合。而五四学人，却又无不是在儒家学说的浸润中长大的。

　　周作人走过科举应试的道路，胡适也一直身体力行儒家的 “入世说”，秉承积极的参与意识，积极的改良愿望，一生为自由立场“知其不可而为之”。

　　妇女问题是个时代和民族问题，早在1908年胡适就用文言写过贞德传记。1918年，他目睹了美国妇女自立精神之后，写了《易卜生主义》，激励家庭妇女觉悟，走出牢笼。

　　而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则是，主张宽容理论。胡适是个有儒学观念打底的欧化绅士，而周作人自20年代中叶即倾向于闲逸的人生哲学，但他们都主张宽容。胡适提倡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加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周作人的宽容则是来自对一种高度文明社会的向往，反对任何为社会政权而做的无条件的牺牲。

  以上可以看出，胡周二人是朋友、是同路者。但1920年，胡适针对周作人热血沸腾看好的“新村主义”持怀疑态度。1月，胡适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讲演：《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周作人提倡独善的个人主义，而胡适认为，个人是社会环境造就的，他主张“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地改造。”他摒弃了周作人的乌托邦色彩。

　　1924年11月，冯玉祥所部将溥仪驱逐出故宫，胡适以为这是恃强凌弱，周作人则以为这无非以直报怨。

　　1925年，针对“三一八”惨案，胡适以为陈源和周氏兄弟两派论战派应该互相宽容，周大以为这“实为公仇，绝非私怨”；周二则以为陈源是吹捧章士钊这个无耻之徒的人，不满于胡适对陈源的偏袒。

　　1927年，从美国回来的胡适认为中国还有人力车，太不文明；周作人则认为，清党事件中不仅有枪决还有斩决，这和人力车相比算什么残忍。

　　1937年6月，梁实秋和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演双簧，指出卞之琳等诗歌难懂；周作人写《关于看不懂——致适之》给予反驳。胡适的入世精神赞同关键时候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周作人则以为人要讲究“现世主义”，忍辱而生。

　　胡适自信对名利并不留恋，他在1949年之前，曾经坚决表明，以无偏无党之身做独立诤臣。却又有“好事”的个性，以为“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尤其1937年抗战爆发后，长期主张妥协的胡适接受秘密使命，出走英美，争取同情，积极作为，违背了不谈政治的诺言和步入政界的想法。周作人则在遭遇两次刺杀后，苟全性命于乱世，安静于苦雨斋了。

　　1949年《亦报》曾载，胡适想劝周作人离开大陆。而更早一些时候，周也曾托王古鲁劝胡适留在大陆。此后胡适在美在台，一直致力于争民主争自由的努力，其中与蒋时合时呛，直到1962年2月24日晚19时心脏病突发去世。

    最后回头再看胡适自身的个性。

  胡适很有意思，他和鲁迅不同，他一直主张忍让，但从不回避矛盾；他“忠于”蒋，但一直保持独立的甚至反对者的立场；他很淡泊，但又一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入世。

  对于胡适的性格，我私下猜度，胡适的母亲是个个性克制的女人，所以胡适性情平和。在回忆母亲的文中他曾说：世间最难看的莫过于一张生气的脸，最讨厌的莫过于将一张生气的脸给人看。先天的遗传基因加之后天的影响，所以胡适平和？

  联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复制人》，里面有一个杀人狂魔，专门杀戮母亲和小孩，后来有科学家复制他的基因，造出一个克隆人，警察利用克隆人摸索其动作倾向，避免下一个杀戮行动。故事结尾揭晓，这个杀人魔的母亲，从小就叫他“坏孩子”，这个母亲杀了自己的丈夫，并把孩子关在一个壁橱中，然后放火离开。结果一场大雨到来，这个孩子没有死，长大后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并在最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而电影中的警察的母亲则说过另一句话：如果你一直说一个人是罪犯，那么他本来无罪，最后也会犯罪的。

　　再回到胡适。这么温和忍让的胡适，在临终前却发过一次大火。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本来只吩咐秘书王志维，请人文组副院长李济发言，但“如果婉辞就不勉强，不必讲些不三不四的话”。谁知李济偏偏很乐于讲，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讲了一些很令人不快的话。惹得胡适很不高兴，也开始滔滔不绝，王志维想提醒他安静他也没听，而且越说越激动，最后心脏病发作，脸色变白，死去。

  胡适曾在追悼母亲的文章中写过：小我是会消失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意义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记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这，也可以看作胡适自拟的墓志铭。

     2012年首发于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