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三位世界大文豪逝世4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相关纪念活动，英国著名的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了《1616：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中国》（1616：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中国各地也密锣紧鼓地举办着各种活动，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戏剧学院率先联合举办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其中尤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汤显祖集全编》（以下简称《全编》）引人注目。
一、《汤显祖集》出版的奇葩历程
整理出版文集，是纪念作家最好的方式之一，因为这是推动作家作品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而《全编》的出版，应当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于徐朔方先生的纪念，因为新时期的汤显祖研究，徐先生是居首功的。
最早的一部汤显祖作品合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集》，诗文部分即由其笺校并撰写了全书前言，戏曲部分则由前辈钱南扬先生校点；徐先生时年39岁，钱先生63岁。徐先生能膺大任，当基于其前此已于1956年完成了《汤显祖年谱》，1959年完成了《牡丹亭校注》，出版后一版再版，成为迄今为止最经典流行最广的版本。但这第一部作品集，因为是强势行政命令下的产物，注定其命途多舛。首先两位整理者互不通气，甚至许多观点相左。笺校整理完成后，时任“中央领导”周扬又先是要求徐先生参考他根本不认可的侯外庐的论文修改前言；徐先生不同意，有关方面在出版时便干脆将侯文并置为前言。如此从前言到内文都存在深刻矛盾的文集，一俟新时期到来，迅即走向名存实亡，在1982年即分拆成《汤显祖诗文集》与《汤显祖戏曲集》分别出版，侯外庐的前言自然也拿掉了。同时，徐先生也趁机进行了增订修正，自然更胜于前。但是，从此没有了一部完整的汤显祖作品集，也是憾事——前此，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汤显祖集》，徐朔方先生有所增补，也只不过略事修饰而已；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非，干脆把所有的前言全部拿掉，则未免矫枉过正了——一部好的古籍整理著作，怎能没有一个好的长篇的前言？
二、《汤显祖全集》的遗憾
随着汤显祖研究的深入，无论原来的《汤显祖集》还是后来分别出版的《汤显祖诗文集》（以下均简称《文集》）和《汤显祖戏曲集》，都存在不少错误和不足。徐朔方先生本人重修了《汤显祖年谱》及编写了汤显祖同时代曲家年谱汇成《晚明曲家年谱》出版，还出版了《论汤显祖及其他》和《汤显祖评传》。在此基础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汤显祖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于在汤显祖诞生四百五十周年前夕，于1999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推出。
与《文集》相比较，《全集》当然有很大的改进。除了根据后来发现的十卷本《问棘邮草》和相关研究成果改正笺校中的讹误，根据《海若先生文》增补了一整卷的“制艺”55篇外，另增补佚诗、佚文和尺牍、制艺四十四篇，删汰了1973年版误收的佚作七篇。但是，由于排校等的原因，《全集》甫一出版，即留下不少遗憾。如徐先生自己所说：“这家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业务较新，技术力量薄弱，电脑排字，错误较多，达140处。”并说：“严格说来，这个本子是不能留传后世的。”（邹元江《我们如何纪念汤显祖：汤显祖诞辰450周年与徐朔方先生对话》，《戏剧艺术》2000年第3期）
此外，《全集》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徐先生指出天启韩敬刻本《玉茗堂集》有许多问题，如《送何卫辉，时喜潞藩新出》，“承张国风教授抄示《卫辉府志》有关记载，当时知府霍鹏，以南京工部郎中升任。霍当由音近误为何。这不会是汤氏本人的失误”。又如《谪尉过钱塘，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诗，悽然成韵》，“据《杭州府志》卷一百，姜守冲名奇方，万历十年任杭州通判，当时歙县人方扬任知府。又据汤氏的至亲好友刘应秋《刘大司成集》卷十四《与汤若士》，汤氏于该年五月间离开南京，溯长江而上，经皖南，取道鄱阳湖回临川。刘应秋曾收到汤氏自采石、芜湖、南陵、青阳等地寄出的书信多封，这时汤氏不可能同时经过钱塘。诗题当作《谪尉过□□，得姜守冲钱塘宴方太守诗，悽然成韵》，□□指皖南一个地名”。既然是韩敬之误，且韩本只是参校本，是不必坚持“正文仍从韩刻本，不径为改正”的，因为这颇不便于引用，引用者必须根据笺注做出解释，否则就会产生阅读误会。
或许因此之故，《全集》并未流行开来，学术界引用的，多半还是过去的《文集》。深入的修订整理，事在必然。然而，徐先生年事已高，无法如愿。随着他2007年去逝，似乎徐版的《汤显祖全集》将成为绝响。然而汤显祖研究又非常需要一部新的全集，但如何能有一部新的全集？这是学术界颇感焦虑的事情。
三、《全编》的新贡献与新遗憾
在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前夕，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牵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巨荣、 有汤显祖作品辑佚专家之称的龚重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志良共同担纲汤显祖作品的续补遗工作。在新增汤显祖佚文四十余篇的同时，收录了徐朔方生前未发表的对全集的勘误，同时声称吸收十余年来学界研究成果，修订原书疏误。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这是截至目前汤显祖存世诗文、戏曲作品最齐全的深度整理之作。然而，除了新增佚诗佚文构成“续补遗”一集之外，其余的增订，实并不多见。比如郑志良先生曾撰文考证汤显祖的尺牍《与吴亦勉》当为《与吴兹勉》，《寄叶增城》当为《寄叶曾城》（《汤显祖尺牍三封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全编》并没有据以修订；如果连这些成果在《全编》都没有吸收，那就遑论其他了。
徐先生在前引与邹元江的对话中既说《全集》不能传世，又说“古人说校点一部书不免有终身之忧，现在，我算是相信这句老话”，那今天我们再整理出版《全编》，虽不能确保“无终身之忧”，至少要期于传世，退一步讲，也要成为流行的本子。这就要求，首先要充分吸收现在研究成果进行修订，同时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加以完善，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辑佚。
比如说，汤显祖生平仕履相对简单，中进士后出仕南京，然后被贬徐闻，然后量移遂昌县令，再后来就辞职回乡了。徐朔方先生浙江东阳人，近遂昌，得地利之便，对汤显祖遂昌一节，考证相对详明。但对于“边地”岭南，徐先生因为相对生疏，对汤显祖南贬的行程，考证并不十分清晰。至于其任职徐闻的时间，则更是众说纷纭——有主一二个月的，有主半年的，有主一年的，莫衷一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对《恩州午火》一诗的理解：“逐客恩州一饭沾，伏波盘笋见纤纤。炎风不遣春销尽，二月桃花绛雪盐。”此诗往往被视为归程所作，并据以推断汤显祖离开徐闻时间为次年二月，所据乃“二月桃花”一语。其实那不过是其来时（十一月间）所见早放的如同内地二月始开的桃花；岭南气候炎热，绝不会迟至二月桃花始开。嘉靖四十四年（1565）安徽人叶权的《贤博篇·游岭南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说：“广州十月梅正花，岁底桃李悉放，如岭北二月初。”最合汤显祖诗意。万历二十九年“虑囚岭南”的王临亨也说：“粤中时候最早，桃李之属，皆以冬杪发花。惟菊花独迟，至仲冬始放。应是阳和早回，故群芳先春而吐；炎炎蒸难散，故金英后秋而开也。余以正月二十五日过庐陵，时桃李方吐萼，五日后抵南雄，枝头桃实大已如荳矣。”（《粤剑篇·志风土》，中华书局1987年版））粤中菊花仲冬放，桃李则中冬放，粤南近海的阳江，十一月中旬则必已盛放矣。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至于其行程的考订，如果论者注意到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根据其收录并校点的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以及方志中的驿路铺镇资料，也不难补救徐先生之疏失。
徐先生以一己之力，笺校之疏，在所难免，今以集体之力做深度整理，则重心实不应仅集于辑佚。退一步讲，仅辑佚一项仍存不少疏漏。
首先是对研究新成果吸收不够。比如徐朔方及门弟子周明初教授2008年即在《文献》第1期发表《〈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一文，指出《何母刘孺人墓志铭》《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题叶氏宗谱序》为伪作，并强调对宗谱中此类诗文的采录要慎之又慎（即便对方志等的使用，亦应谨慎，乃学界共识），但在《全编》中，不仅没有汰除，也没有做任何笺校；即便新的整理者有不同意见，没有时间或精力撰文公开回应，至少在笺校中应有所体现。
其次，在新的辑佚中，对宗谱类佚文的采录本应更加谨慎，但收入了十四篇宗谱类佚文，占新增全部佚文四十二篇的四分之一强，且多有伪作。在周明初教授提交给“岭南行与临川梦：汤显祖学术广东高端论坛”的会议论文《〈汤显祖集全编〉“诗文续补遗”卷中十篇文章辨伪》中，认为其中“九篇文献作伪的迹象非常明显，基本可以确定为伪作，另有一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作伪嫌疑”。当然，在这卷“诗文续补遗”的编者按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此前徐朔方先生补遗卷出，周明初先生曾于《文献》季刊二○○八年第三期发表《〈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一文，疑其中出自宗族家谱文献的《何母刘孺人墓志铭》《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题叶氏重修宗谱序》三篇实为伪托。今续补遗卷所收部分篇目亦有出自宗族家谱文献者，从周明初先生论文所议，署名落款明显有误者，姑略加考订，仍录于各体之后以存疑。
但正如周明初教授所特别指出的，这个编者按中对于汤显祖佚作中疑似伪作的处理，实是违背徐朔方先生的意愿的。因为徐先生在1999年版的《汤显祖全集》卷首《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缘起》，明确地说：“佚诗佚文有的是伪作，如……，应予删去”“对联、匾额，本书不收”；在第五十一卷“补遗”前的“凡例”中再次强调“本卷不收以下佚文”，其中第三条为“原文系伪作”、第四条为“真伪莫辨者”、第五条为“片言只语不成章者”。《全编》对于徐先生所作的“编集缘起”“补遗凡例”上述诸条原文照录，并没有按照徐先生所定的原则去执行。如第五十一卷“补遗”中已为周明初教授所辨伪的诸篇没有删去，仍然照旧收入；在新收入的“诗文续补遗”中不仅收入了编者已经认为是疑似伪作的佚作，还收入了“对联”三副。虽然新收入的“诗文续补遗”一卷，已经开列了编辑者的姓名，其著作权不在徐朔方先生，但《汤显祖集全编》署名为“徐朔方笺校”，在这么一个总的署名下，却收入了与署名者意愿相违背的东西，显然是不妥当的。
四、新《全集》的新期待
徐朔方先生在前引与邹元江教授的对谈中曾说：“汤显祖究竟有多少诗文，这一二十年来随着新的诗文不断被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确定了。”信然。郑志良先生新近又发现整本二十卷近二十万字篇幅的《玉茗堂书经讲意》（《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仅此即超过前面数十年辑佚总量的数倍，遑论还会有其他新的发现。在诗文戏曲的校笺订正方面，通过今年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的推动，相信也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新出版的周松芳的《汤显祖的岭南行：及其如何影响了〈牡丹亭〉》（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和曾莹即将出版的《汤显祖的山川岁月》，对汤显祖的行实考辨、作品系年等方面，都有新的创获。本来，在《全集》出版后，在考订其笺校疏失方面，已经有了不少进展，尤其是吴书荫先生，以其深厚的功力，作了大量扎实有力的考证补订工作，先后发表了《〈汤显祖全集〉笺注补正》（《燕京学报》新第十四期，2003年5月）、《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考略》（《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七十四辑，2004年1月）、《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补考》（《国学研究》第十六卷，2005年12月）等，可惜《全编》竟未吸收采录。因此，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有一部足以传世的新的《汤显祖全集》。
（本文承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审订补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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