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译议《通典》（9）

卷十四 选举二

历代制中(魏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原文及翻译：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覈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初，曹公时，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为东曹掾史，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黄初三年，始除旧汉限年之制，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

　　曹丕当魏王时，魏蜀吴三方鼎立，人民群众（因战乱）四处迁徙流浪，士农工商四类人混在一起，无法详细考察他们的情况。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因为朝廷无法把优秀人才都选用起来，而设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都设置中正，来确定选用的人才，选择州郡中贤能而且善于识别干部的人担任，区别人物间的不同，排出高下次序。又规定：郡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推荐一人，如果有特别优秀不同常人的，不拘泥于户口规定。(此前，曹操时，魏王刚开府，任命毛玠、崔琰为东曹掾史，评判铨选人才，选用的人优先考虑是否勤俭。于是天下的士人都砥砺名节，特别注意节约。和洽对曹操说："天下大的权柄，在于职位与人才，不可以用节检一个标准加以限制啊。过度的节俭朴素，要求自己则可以，以此为标准判别他人，就会错过很多人才。现在按照朝廷礼仪，官吏中有穿新衣、乘好车的，不能说他们不廉洁，甚至于让士大夫们故意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藏起车马服饰，朝廷相府的大官有的甚至自己拎饭盒水壶，来衙门上班。凡是树立教化榜样供世俗学习，贵在中庸，以便执行下去。现在推崇单一的难以实行的标准，用来约束不同的人群，即便人们勉力为之，也必然会疲惫不堪。古代教化大行，只是注意通人情而已。凡是标新立异的行为，则包藏虚假。")而武官的选拔，由俾护军负责。黄初三年，才解除旧汉朝限制年龄的规定，命令郡国推荐人才，不限制年龄，书生掌握儒家经典，官吏掌握公文法律，推荐到中央后都先进行试用。

　　自明帝太和之后，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之。於是，恶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吏部尚书卢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久废，而毁称相进退，故真伪混杂也。"帝遂诏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绩篇。)

　　自魏明帝太和年间之后，社会上崇尚浮夸奢靡，相互标立名目获取名声，夏侯玄、诸葛诞、何晏、邓飏之辈，有四聪八达的称号，魏明帝十分讨厌他们。于是，对于博取名声的士大夫，通过罢官、取消做官资格等方式来惩罚他们。吏部尚书卢毓上奏说："古代用上奏或回复公文来看文字水平，用公开试用的方式来衡量功绩。现在干部考核的法令废弃已久，而通过诋毁称赞相互谋求进退，所以真假评价混杂在一起。"魏明帝于是让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的法令，用来考核百官。(参见考绩篇。)

　　齐王嘉平初，曹爽既诛，司马宣王秉政，详求理本。中护军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伦辈，辈当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次亦涣然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於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众职之属，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而总之於台阁。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庶可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兼请除重设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辞不能改，请俟於他贤。(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兵兴，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徵源流，虑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南朝至於梁、陈，北朝至於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讨其根本，陈寿魏志言之太略，故详辩之也。蜀先主既没，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材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为广汉郡守。后李严、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废或徙，闻亮卒，垂泣发疾，以至於死也。)

　　齐王曹芳嘉平初年，曹爽被杀之后，司马懿秉政，详细探求真理的本源。中护军夏侯玄建议说："政府评判并使用人才，是国家的权柄啊。所以铨选评价的职能只能由尚书台机构实行，这是上面应有的权力啊；孝行通过民间舆论考核，优劣通过基层确定，这是下面应尽的职责啊。凡想要纯洁指导思想审慎选拔官员的，在于明确他们不同的区别分类，不同类别间不相互干涉罢了。现在让中正官只考核品行排定资格，资格相当品行差不多，这就可以当官了。品行有好差之分，比较有高下之别，则所委任当官的次序也就完全不同了。这必将使处在下级的中正官干预评价铨选官员等重要工作，而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在上面要委任一些官员，上下权利相互交叉干预，矛盾错误就会产生。而且各个官员的隶属机构，各有长官，只要让长官各自根据属下的能力水平推荐；尚书台则根据各单位长官的能力水平排序，参考以群众对其品德行为的排序，草拟他们相互间的比较情况，不要让结果偏颇；中正官则仅仅考察他们日常行为，区别高下，审定等级，不要让其升降，最后由尚书台总把关。长官排定的次序，中正拟定的等次，按顺序接连使用。如果他不称职，责任在外庭。则内外相互参详，得失有所依据，大概才可以平息浮躁的风俗而审查官员的才能吧。"同时建议精简重复设置的官职，制定不同等级的服饰和待遇规范。司马懿拒绝了建议,不变改制度，让他等其他贤人执政时再议。(编者按，九品中正制，最初因为东汉建安时天下战乱，士族大家很多都逃离了故乡，想要从原来的方式征召人才，一般而言很难都进行委任，曹魏替代了汉朝，州郡县都设置大小中正官，各自由当地人在各府的公卿和台省的郎官中德才兼备的人来当，评判所管辖的人物，定为九个等级。如果有言行表现特别突出的，就提升他的等级，像从五品升四品，从六品升五品；傥若有人在道义上有所亏缺，就下降他的等级，像从五品退六品，从六品退七品。因此，吏部不能审定复核天下官员平民谁是人才，都委任中正官评定等级，根据结果委任官职，辩解说是能避免违背常理以及钻法令空子的情况。由于只认他们的门第，而不再辨别他们的贤愚，所以刘毅说："下品的人没有出自士族大家的，上品的人没有出在平民人家的。"南朝一直到梁朝、陈朝，北朝一直到北周、隋朝，选拔官员的方法，虽然互相间有所微调，一直延续九品中正制直到隋朝开皇年间才作废。讨论他的根本缘由，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中说的太简略了，因此这里详细的加以说明。蜀汉先主死了以后，诸葛亮执政，惩罚坏人选拔好人，根据能力委任官职，不计较资历。当时犍为郡守李严用杨洪担任功曹，李严还没有离开郡守的位置，而杨洪已经担任蜀郡太守了；杨洪门下的书佐何祗有才略，杨洪还没有离开郡守的位置，而何祗已经担任广汉郡太守了。后来李严、廖立都被诸葛亮治罪，或者免职不得启用或者流放，听到诸葛亮死了，哭着悲痛到生病，一直到死去。)

小吏杂议：

　　九品中正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作为先进文化被北朝各少数民族广泛学习。现代研究的人很多，但正史上直接的记载却很简略。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言以概之，“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这样的制度，好处是阶层基本没有流动，社会处于稳态，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有利于“维稳”；坏处是社会缺乏竞争，自然没有动力进步，对外战争时显得软弱不堪。这种制度的成因，小吏认为是东汉末年舆论影响选人用人，后世痛定思痛进行的一种制度改造尝试（具体将在党锢之祸一文里延伸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小吏想讲一下选人用人的标准问题。前文，小吏提到过国家用人标准不同于企业里招聘，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实用性是第二位的。何为政治，国家提倡遵守等级秩序，那么就找思想忠孝言行符合礼仪的人；国家提倡和平建设不再打仗，那么就多找书生，少找军人等等。按政治标准选出来的人，能力并不一定强，临民理政可能会出问题。于是在实践层面，往往又退回到强调实用性，比如上一篇提到的东汉左雄改制，实际上从考察政治标准——孝廉，变成了考试实用标准——学术和公文写作能力。只有曹操同学不走寻常路，发布三道求贤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也可以入选，把桌子底下的做法放到桌面上来了，一抹异样的亮色，历史上别无二家。

　　其原因是大形势的考量。毛玠、崔琰负责选人，优先选用勤俭的人，这其实是好事，而且实际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是符合政治要求的。和洽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当时不是和平年代，急于用人，更需要找实用性人才，而三国对于人才的竞争很激烈，如果宣传上再高一些虚假的面纱，可能人才就跑到敌对势力那儿去了。

　　此外，和洽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选人时道德标准不能过高。我们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前提是其上和其中都能做得到。超出常人所能的道德要求用来修身养性、砥砺自身品格是有价值的，作为一把尺子去衡量别人，特别用做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只能撕裂社会认知，适得其反。所谓“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既有选人执行时渎职腐败的问题，也有选人标准本身定得过高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有所谓的二十四孝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集中在两汉魏晋时期，有些内容现代人看来很变态，不是正常人所为，为什么，就是两汉魏晋以孝选人的标准畸形，造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父母去世，不哭得吐血、形销骨立就不算孝顺，最好还要在墓边搭个小屋守墓，三年以内因为悲伤啥都没有心思干。这样的要求，即使个人有意愿，也需要家底丰厚才能做到，普通农民和平民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年不干活早就饿死了。所以，小吏觉得应该多宣传宣传杨善洲那样的干部，他既是一名优秀的党员，思想道德能力过硬，治家过硬，又有自己的难处，有妻子对他的不理解，有得奖后一半钱捐款、一半钱留给农民老婆的“小私心”。而不是把一些典型搞得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