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情义，可以主动牺牲自己的所有；为了履行义务，可以不断地约束自己，使自己能够受到社会的认可。
上一秒，他们还可以愿意为保卫国土战斗到最后一卒；下一秒，他们就对占领军夹道欢迎。
他们对他人的讥讽和嘲笑万分敏感，却对在义务之外的自由领域充分发挥原始欲望而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他们生活在规则下，并各安其分，不同阶级都在履行着自己这个阶级应该做到的义务。他们的社会正是在这不同阶级的层层义务之下所形成。他们没有明确的道德伦理观，只知道对不同的人应当尽到什么样的情义，对生活应当如何履行义务。
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新与旧的交替年代。菊花与尖刀的合成体。
使这个世界能够变成他们所构想的等级制世界，是他们战争的价值出发点。
古时之日本，师从中国，充分吸收儒家思想，但却唯独将儒家核心思想掘弃———仁
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其代表意义早已超越了皇权，而是神的旨意。在多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实际掌控权力的并非天皇，而是以天皇之名义，行使各类自我主张的将军们。
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大名们为了独揽大权，相互争斗不断，谁也不肯将手中的军队无条件交给别人。于是，进攻、联盟、政治联姻、杀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一个深受各方大名喜爱并且青睐的阶级以此而生———武士阶级。
“唯俭朴常伴，才可精神高贵。”这是武士的基本准则。他们没有像贵族阶级那般锦衣玉食，也没有像农民阶级那般穷困潦倒。事实上，日本的战国史正是主要由武士阶级书写而成的。
细数日本的艺术作品中，显然武士阶级一直是日本各类艺术大家的主要素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十七士》。
相传，战国时期，一位大名遭到敌对大名暗算使其在众人面前出丑，这位大名恼羞成怒，竟在幕府将军的宴会上对其敌对大名挥刀而去，但是却被众人及时拉开。但作为一位大名，在将军宴会上的如此闹剧实属大不忠之举，为保其清白名声，他便切腹以洗刷污名。
后来，在他的葬礼上，其手下的武士们想要为主人报仇，但内部却意见不合，无法知道谁是真正的尽忠于大名。之后，其中一名武士召集所有人讨论关于大名遗产的分配，其中一方主张平均分，另一方则主张按等级高低进行分配且此方人数占据较多并多为元老。最后，分配的方法采取了后者，而选择了前者的武士们则不愿与自己的主张相驰，便独立了出来，而正是这一批武士，才是正在效忠于大名的。
于是，最开始的那名武士透露了自己想要为主人报仇的计划。在日本的文化中，龇牙必报并非穷凶之举，而是有情有义之人应有的品德。但是在那个年代，如若要报仇必须将报仇的计划和时间明确写出交予将军，也就是光明正大得向世人宣布我要报仇。但是这剩下的11名武士，与敌对大名的势力相比实在相差甚大，要想光明正大得报仇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私底下报仇又是对将军的大不忠。
最终，这11名武士在忠与情义之间选择了履行作为武士的情义，要私下报仇雪恨。他们先是佯装作放弃报仇的样子，整日逍遥作乐，毫无报仇之样，以使敌对大名放松警惕。他们的这种纵情享乐，使他们众叛亲离。因为作为武士，如果不为主人报仇而选择苟且偷生是极大的无情无义，会遭到整个社会的低看。但他们忍辱负重，终于在潜伏了6年之后乘敌对大名家中侍卫防御较弱时，一举冲进了大名府，将敌对大名揪出并斩下其头颅。而后，他们将敌对大名的头颅带到了自己主人大名的墓碑前以告慰天灵，随后因他们私下行动报仇违背了作为武士的忠，他们选择集体切腹自尽，以示忠心。他们的这番举动也被后世广为赞扬，录以《四十七士》流芳百世。
在日本人的信条中，精神应当是强过肉体的，精神的力量可以减轻肉体上的痛苦。因此二战时期，日军才会有以锻炼精神而取代进食睡眠，并认为这样做才可以拥有真正刚毅的精神。
但是他们即便喜于精神追求，在肉体的享乐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以抑制。相反，他们认为，肉体上的享乐是有助于精神上达到“圆熟”的境界，从而能够“无我”。
对于这样的民族，在二战战败之后，他们前后态度的反差让整个世界对此吃惊。他们颠覆了许多西方的理念，在他们的世界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那般具有各类世界观、价值体系、爱国情怀。他们有的，只是对自己，对父母的情义和对天皇的义务。他们只在义务范围内行动，如若义务改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得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履行新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战败之后能够果断选择接受战败，而后走向另外一条履行义务的道路。
或许对于这样的民族，肉体上的战败可以被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战败而只是短暂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可以通过另外的路来实现。这也是为何日本在战败之后，能够虚心学习各个西方国家的文明与科技，从而在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了东方的贸易之国。
总的来说，无论是出于情义还是忠，他们能够接受并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立刻学习吸收来行使“报仇”，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值得我们效仿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