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衣食住行这几种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中，多年前杨村农民的“行”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前些年曾流行过一条手机短信，描述某地落后的生活状况，其中有一句“交通基本靠走”，就是那时候杨村农民“行”的真实写照。
在打算写这段文字之前，我的脑海中有几幅画面一直在萦绕，一是很久之前看过的俄罗斯油画：高大的白桦树，破败的乡村，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远处影影绰绰的农人；二是契诃夫小说《草原》中描写的景象：一望无际的草原，各种昆虫的鸣叫，飞鸟走兽的追逐，缓慢的节奏，还有主人公叶果鲁希卡乘坐着舅舅的马车缓缓地行进在乡间的小道上；三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几十年前杨村的景象：清晨，初升的太阳，庄稼和野草上挂着的晶莹露珠，远处是人赶着牛在耕地的剪影，人的吆喝悠扬，牛的喘息粗重……
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成年之后，中国社会对农民的评价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甚至比较敏感的话题，一些人对农民的评价很令我反感，比如说农民自私、狭隘、封闭、落后，比如说农民只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等等。我以为，如果中国农民出门开小车，远行坐飞机或乘高铁，他们的交际范围肯定可以延伸到日南交趾国，也肯定不会迷恋老婆娃娃的热炕头，同时也肯定就不会再封闭落后了。要知道，中国农民的贫困并不仅仅是农民自己造成的。
就说“行”吧，没文化的人都知道行需要交通工具，可交通工具需要钱，没钱就只能就地取材，长着脚就靠双脚；耕田种地，农民一般养有牛马，所以农村就多牛车、马车。几十年前的杨村，生产队的牛车很多还是木头轮的，轮子很大，轮边包着一层铁圈。前两年，我曾经在一家经营“农家乐”的饭店中看到过这种车轮。再后来，杨村有了胶轮大车。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杨村在“行”方面，有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村里买回了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开回来的那天，村里的大人全都挤到保管室的大院里，连平日不大抛头露面的妇女，也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悄悄地挤在人群中看着这个长相奇怪的铁家伙。至于孩子们，更是喜不自禁，在小心地征得生产队长的儿子、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恩准之后，“嗷”的一声爬上了车厢。此后，王乐镇逢集的日子，你就会看到那辆手扶拖拉机小小的车厢里，竟然挤进二十多个“嘻嘻哈哈”的男女老少。
但是，无论是牛拉的木轮大车、马拉的胶轮大车，还是烧柴油的手扶拖拉机，全都是集体的财产。集体财产，不可能天天伺候着你，所以，你的“行”还得你自己解决；解决不了，那就只能靠你自己的双脚：走。
所以，在那时的杨村，无论是远足还是近行，走是一种常态。爷爷曾经告诉我，年轻的时候，他曾有过一天走两百里路的经历。爷爷是个很高大的人，有着一双过人的长腿，加上那次他要办的又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我完全能够想象爷爷当时健步如飞的样子。到今年，爷爷已去世三十多年了。前些年，我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坐长途车回家看望我的爸爸她的爷爷。经常是，我和女儿前脚刚进家门，爸爸后脚就问我晚上走不走。女儿悄悄地问我，是不是爷爷不喜欢她，刚进家门就问走不走。我留意到，只要我说晚上要赶回去不在家住，往往是一到三、四点钟，太阳还老高老高，爸爸就坐卧不宁地催促我和孩子赶紧走，怕晚了赶不上回家的车。后来，一次闲聊，爸爸说起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推着独轮车给队伍上送粮，从杨村沿着官道（即西兰公路）到古城咸阳需要走两天，晚上要在店张驿住一宿。所以，在父亲的观念中，从杨村到咸阳的距离需要走两天。这就难怪他老催促我和女儿回去了。爷爷当年如此，爸爸当年如此，轮到我也是如此。小学到初中，学校就在村口，自然走着去上学；到了高中，学校在七、八里地之外的阳洪店，一周两次，走着去，走着回，很难计算从杨村到阳洪店我总共走过了多少个来回。记得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母亲让我独自一个人到十多里外的外婆家，一路上我忐忑不安，差点迷了路，最后从田野中悲壮地走回了家。多年以后，我一直把这次独自出行看成是我的成人仪式。
再后来，条件好了一些，杨村人开始购买自行车作为代步的工具。那时候一辆“飞鸽”180多块钱，这对于杨村农民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买不起，就买旧的。旧到什么程度？旧到你无法看出车子原来的颜色是什么的程度。杨村农民祖辈种菜、卖菜，于是，一早一晚，你在村口就能听到那些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在乱响的自行车“哐哐哐”地进进出出。那时候，如果谁家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尤其是“永久”牌或者“飞鸽”牌的，绝对会成为轰动的新闻。不过，新车有新车的麻烦，遇到雨天雪天，路面泥泞不堪，自行车没法推，更没法骑，当然，新崭崭的车子也不忍心骑，于是，就只好忍受着别人的讥讽嘲笑扛在肩上。
买一辆自行车都如此艰难，更不用提摩托车、汽车了。杨村农民做梦都不会想到私人还可以拥有摩托车、汽车。因为那时候看见一辆摩托车、汽车都觉得稀奇。很小的时候，有一年的春天，一位堂兄借口挖草，领着我来到西兰公路旁，我终于看到了一辆正在行进间的公共汽车，感觉如梦幻里一般。偶尔，村里来一辆汽车，孩子们就一边欢呼一边追前撵后地看汽车。等到汽车开走了，还要津津有味地讲述观察到的每个关于汽车的细节。如果谁竟然有幸坐一次汽车，那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大家艳羡的对象。汽车坐不上，那就坐牛车，赶车的不让坐就不管脏净自己偷偷爬上去。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听一位城里生城里长的故人说起往事，竟然也有过在街头爬牛车的经历，听得我感慨良久！稍微长大一些，男孩子就不屑于爬牛车了，开始扒拖拉机。扒拖拉机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危险就意味着刺激，同时又可以博得一片叫好声，所以，有一度我曾乐此不疲。而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位伙伴，竟然有过扒汽车的壮举，这更是让我羡慕得眼热。直到今天，那位患脑中风瘫痪在床的伙伴仍是我心中的英雄！
2008年5月初，杨村一位进县城做生意的农民、我同族的一位堂兄嫁女儿。婚礼的前几天，堂兄把他将近九十岁的老母接去参观孙女的新房和陪嫁，陪嫁中赫然停放着一辆小汽车。开始，我那位大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弄清楚是孙女的陪嫁后，立刻勃然大怒，让儿子立马送她回杨村。一进村她就破口大骂：败家贼，钱多了烧的，好容易置下的家当总有一天要糟践光！嫁一个臭女子出门，竟然陪一辆五万元的小汽车，吃饱了撑的！孙女出嫁后不几天，就发生了地震，大妈说：“看！看！嫁个臭女子就陪五万，你以为老天爷没长眼？”
听大妈那口气，似乎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是因为那辆五万元小汽车引起的。其实，大妈有所不知，那辆“本田雅阁”远非儿子说的五万元，而是将近二十万元。
大杨村，这个关中平原上极为普通的村落，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三十年前，为了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摆脱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命运，我曾经“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寒窗苦读。终于，1980年9月，那个秋雨绵绵的季节，我打好行李，坐上了开往省城西安的班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回头看一眼雨雾中的杨村。可是，几十年后，每次当我再回到杨村，看到一天天改变了却似乎并未改变的村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看着父老乡亲们依旧为了衣食住行在奔波、劳作，我的心灵是安宁的、熨贴的，有一种找到根的感觉。
是的，杨村就是我的根！我的兄弟们依旧在那里生活着，而我的父亲母亲，就埋在杨村村东的坟地里……
一想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为那些依旧为了衣食住行而奔波劳作的杨村农民们，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也为了全天下所有的像杨村农民一样的父老乡亲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