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的时代，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无疑是一本精彩而深刻的浪漫主义著述。

一、阅读背景：自由主义视角

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目睹了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曾在牛津大学研究文学和哲学，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运动。二战期间，他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

伯林享有崇高的声誉，他跻身众多不同领域，不仅身为哲学家、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作出了赫赫成就，还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交往，同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①]其突出思想贡献是勾勒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②]一书是根据1965年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

二、文本细读：探索根源之路

《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从“思想史”这一视角来考察“浪漫主义”，突出特色是以不断否定前人观点来肯定他自己的观点。伯林的写作思路可以概括为 “定义-起源-发展-影响”，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探寻浪漫主义的定义（第一章）、起源（第二、三章）、发展（第四、五章）和影响（第六章）。伯林的基本观点是：浪漫主义源于对启蒙主义的反叛，归于自由主义。为此，他列举了一系列著名的与被忽视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为论据。

首先，伯林通过列举历史上不同的文化模式，证明思想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接着，他对“浪漫主义从何处兴起”这一主要论述的问题给予范围上的界定，指出他所讨论的浪漫主义并非一种永恒的精神状态，而是特指十八世纪后期的变革。在此意义上他否定了浪漫主义兴起于英国的普遍观点，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浪漫主义兴起于德国。通过列举浪漫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对浪漫主义的描述纷繁各异，得出浪漫主义无法下定义，只能尝试着梳理，并提出他溯源的方法：历史的方法。

伯林从启蒙运动开始讲起，提出西方传统的三个支柱为：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他认为在此传统中的理性主义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崇尚知识，强调整一、秩序、完美的理想形式。孟德斯鸠的因时因地而异和休谟的不存在必然性让启蒙主义思想之墙产生裂缝，但终究没有打破。真正的反启蒙主义思潮源于对法国文化抵制的德国。柏林指出，德国内倾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虔敬运动是真正的浪漫主义之源。他认为，哈曼启动了真正反叛启蒙主义的进程。启蒙主义既已动摇，伯林从十八世纪科学取得胜利的事实出发，论述宗教的退却使人们需寻找其他途径满足精神追求，于是神秘主义蔓延，浪漫主义暗流涌动。在寻找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③]的过程中，伯林认为，狄德罗的“两种人格”论和卢梭的激烈表达、“狂飙突进”运动中剧作家的自我信念虽然对浪漫主义均有影响，但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执是与浪漫主义同调的赫尔德和虽唱反调却使浪漫主义得以扩散的康德。伯林具体分析了赫尔德的三大观点——表白主义、归属的观点、理想的不兼容，这些抵制整齐划一、和谐、理想互容的思想或行动直刺理性主义，颠覆了影响两千之久的“永恒的哲学”。

接下来，伯林论述浪漫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康德和席勒都是拘谨的浪漫主义者；费希特强调自由和行动，后来他成为民族主义者，浪漫主义扩大到德国的政治、道德、艺术、文学中，转而影响法国和英国，费希特带领浪漫主义由拘谨走向奔放的阶段。施莱格尔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以及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分别从美学、道德和政治上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伯林总结道：“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和“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的尝试”[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与最基本的要点。

最后，伯林认为，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法西斯主义和存在主义诞生，但这些不过是支流，为了避免浪漫主义倡导的不兼容性所造成破坏，浪漫主义真正的结局是多元化，走向自由主义。

三、思考与启发：流动——宾格“我”的思想史之流与主格“我”的思想之流

（一）思想史之流：何谓浪漫主义的“根源”

根非根基，乃为根系；源非源头，乃为活水。

笔者认为，所谓浪漫主义的根源，不同于我们一般认识上的“起点”。按照伯林的行文思路，仿照伯林的语言，可以对本书做一个解读：如果浪漫主义有根，正如浪漫主义者对生命力的重视，那么根是由无数根须吸收思想土壤中的各种养分而来，并在长成浪漫主义之树后仍在向下生长；如果浪漫主义有源，源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出发点，而是涌动的活水，百川汇集于此又向四处流去，按伯林的观点，流出的最大一脉支流是自由主义。英文版本题目中的“Roots”这一复数形式也表明了此意。既然思想史是流动的、汇集的，就可以解释为何浪漫主义会导致思乡情结和偏执狂，及为何会导致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结果，正如水有净水也有污水，但无论如何，它奔流着，思想史上新流派总是在矛盾的漩涡中孕育。尤其是浪漫主义，一旦给它下定义，水就成为死水，完全不符合浪漫主义的本义。水因时因势而变，思想多元性也就成为必然。这从功利角度来讲，正如伯林所致力的外交事业，有利于理解各国各异的文化模式，促进世界和平；从人文角度讲，有利于思想的碰撞、交流，生生不息。

伯林使思想史成为活的人物图谱。就其作为书的文学性而言，“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轶闻、考释、推断倾泻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⑤]。这本论著中所洋溢的原始自然的张力，也正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所在。无疑，《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在写作上是值得借鉴的。

（二）个体思想之流：无限的主格之“我”

关于“自我”这个概念，思想史上历来有争议。伯林认为费希特主张一种“能动的、不断变化的、想象性的自我”[⑥]，人受到阻断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实体存在，其他事物是“非我”。费希特眼中的自我是主格的我（I），而不是宾格的我（me）。这成为了浪漫主义和心理学的权威观点。宾格的“我”在学术研究中可以被反思，但最重要的主格却在实质上影响人的生活。费希特认为，不是因食物摆在面前，人才想要吃它，而是人想吃它，它才会成为食物。[⑦]伯林认为，费希特用“我愿故我在”否认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基础，导致了意志论的产生。意志是主格的“我”流动的前提，行动是主格的“我”流动的过程。浪漫主义者常在神秘性的乐观主义和恐怖的悲观主义之间摇摆，而摇摆正会产生更多的动量。

书中还提到一个易被忽视的范畴——“深度”，深度唤起“不可约性”（irreducibility）[⑧]。有深度的作品不可穷尽，不可贴近，若试图理解，只能陷入深渊之后的深渊，而无法像科学那样还原成精确的、明晰的、可验证的客观描述。所以浪漫主义习惯用神话和象征来进行自我表白，思想之流延伸到无限。

扩展到文艺领域，柏林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人可以随意塑造，正如小说《威廉·迈斯特》所叙述的天才经自由的意志形成的过程和叙述手法打破结构的敏捷转换深受浪漫主义者推崇。伯林指出，无结构性在音乐领域更为明显。这一观点使我们再读《歌剧魅影》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讽刺，即所谓和谐的音乐如刻板的机器复制品，真正的艺术来自心灵，来自自我表达的迸发。这种随意塑造性使思想以不同的形式为载体而流动。

纵观全书，伯林所带给我们的一大宝贵财富就是“流动”，无论是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作为主格的“我”的思想流动，还是作为宾格的“我”所汇集成的可供研究的思想史的流动。

参考文献：

[1]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2][英]伯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英]伯林.陈小慰，叶长缨译.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飞扬年华，1928-1946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德]费希特.张珍麟译.人的使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5][德]席勒.张玉能译.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美]M.H.艾布拉姆斯.郦雅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注释：

[①]关于伯林的介绍，参见译林出版社《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和《浪漫主义的根源》封面内侧的作者简介。

[②]本文所讨论的书籍版本，英文版为：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中文版为：（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本文所涉及的引文页码为中文版页码。

[③]笔者认为，中译本将“fathers”一词没有译作“父亲”或“父亲们”，而是译为“父执”（意思是“父亲的朋友”）非常精当，切合浪漫主义并非直接由他们产生，但他们与浪漫主义之源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之意。

[④]（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⑤] 同上，第182页。

[⑥]（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⑦]这一例子出自（德）费希特《人的使命》，张珍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 115页。原文为“正如不是因为食物摆在我面前我才会饥饿，而是因为我先饥饿了，某食物才成为我真正的食物一样，我之所以会像我所付诸的实践那样实践，并不是因为某种派生物是我实践前的目的，反过来讲，某派生物之所以成为我的目的，正是因为我认为我必须付诸这样的实践。”

[⑧]（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