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能把我的诗集拿回去，改几个字吗？”

这是周一的早晨，我刚到办公室，班级的学生D就跑过来对我说。此时的办公桌上，已经摆放着两叠大小不一的小本子。

那是刚结束的这个周的周末作业，每一个小本子都是一本诗集。一个周以前，我结束了自由诗歌单元，在给孩子们拓展了一些五四时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之后，我要求他们每个人在一个周后交上一本诗集：诗集要有封面、有目录、有封底；写完之后要请同学或朋友看看，然后让他们写点看法，这个呢，就叫序言；完成之后，自己也要谈谈自己创作的感想，我们把这个叫做后记……甚至，你还可以自己定价，自己设计你的出版社的LOGO……

我每说一点要求，他们都在下面欢快地大叫。

当然，我并不奢望他们都能完成我的要求。若是他们能试着用心去做，能够感受到创作过程中的哪怕是一点点快乐，我都觉得已经心满意足，所以，我也没想着他们真能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诗歌来（我当然希望他们都能有八岁或者是十二岁时候的顾城那般的灵性，但顾城只有一个，而且，最终成为顾城好像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

不过，我对眼前这个小女孩还是有一点期望的。

我说：“好啊，你拿回去吧。”

好认真啊，我心里想。

无论成绩，还是外貌，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女孩。但在第一次课上，我就注意到了她。那个时候她还坐在第二排，目光扫到她的时候，她脸上总是一副呆呆的表情，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没有说她，因为我知道，人们在发呆的时候，往往是他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她并没有变呆，而应该是真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在我的课堂上，我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发呆的。相反，我却不大能接受另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停地做笔记。

在第一次课上，我就告诉他们，大部分时候，我不会让你们做笔记，因为我觉得，脑子真正思考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纪录的。你将精力放在记录上面，那么肯定会影响你的思考。

然后我问，回想一下，你们小学所记载的那些笔记，自己有去主动看过吗，哪怕一次？

大部分小孩摇头。我看着他们，说：“那么，在我的课堂上，我需要你们把笔放下，把头抬起，让我看到你的眼睛。”

他们觉得很新鲜，当然似乎也很乐意这么做。只是几个成绩不错的学生却忍不住一般老在下面笔耕不辍，似乎要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以至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下来提醒他们。

不过，D开始来劲了，她会突然在你讲课的当儿，莫名其妙地来插上一句嘴，或者，自顾自地自言自语起来。我停下来，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要表达，那么把手举起来，让我看到你。

说了好几次，她终于习惯了举手。然后许多次，她都会在你讲课的时候突然把受举起来，问一些与你讲课内容并不大相关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会解答，有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她，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一定要在上课的时间来问的，特别是那些与课文内容并不相关的内容。

她举手或者说话的时候，有的同学会笑她，也有几个和她一样，总是举手，总是问问题。

一度我也觉得头疼，也说过几次，但似乎效果不大。

大约因为这些她身上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地方，班级同学并不大能够接受她。成绩也不算好，特别是数学，而数学老师正是班主任，加上她又并非本地户籍，以后总是要回老家的，乃至到了后来，班主任对她也忍无可忍，将她的座位调到后排，还在办公室里直呼她为白痴。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知道，她没那么白痴，她的智力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做老师久了，你就会发现，基本每隔一两届，是真的会遇到一些智力发育较为迟滞的学生。第一年教书的时候，我就遇到过那样的一个女生，她的名字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但在这里，我想还是以Z来代替。

与现在班级的D不一样，Z的智力是真的有问题。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一次，我上完了文言文《孔子语录》，布置的作业是，回去把课文背出来，然后第二天默写。

第二天一上课，我就让学生把默写本拿出来：“现在开始默写《孔子语录》。”

那个时候教的也是六年级的小孩子，很听老师的话，我的话音刚落，他们就齐刷刷地拿起笔，紧张地开始默写。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教室里转圈圈，教室里一片寂静，唯独笔与纸张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我相信很多老师和我一样，都很喜欢这种感觉：学生们在认真投入地做着自己安排的事情，一丝不苟，而又整齐划一，自己却如同检阅者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那种难以言说的满足之感，会自然而然地布满你的全身。

不过，现在的我则会思考，为什么看到学生听话、看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我们便会心生满足？让学生听话，就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帮助？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的课堂，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成长？

只是那时候的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那个时候的我，就那样在教室里踱步，内心满足地审阅着他们。

可还没踱几步，就有学生喊：“老师，我默好了。”

我回头一看，是Z，举着手，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同学们也停下来，奇怪地看着她——《孔子语录》虽然不长，但绝不可能这么快就默写完。

我快步走了过去，看他的默写本，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字：孔，子，语，录。

周围的同学伸过头来，看到他本子上的字，都哈哈笑了起来。

我突然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又不好发作，只能忍住怒气，板起面孔，道：“快默！”

她应了一声，低头又开始写，我松了口气，继续在教室里踱步。

“老师，我又默好了。”刚走开，她又喊。

我走回去，她果然又写了四个字：孔子语录。

我再次忍住了怒气，她继续又写了一次“孔，子，语，录”。

后来，我只好不再理她，她便坐在那里，时不时发出笑声……

那个时候，我刚成为老师，被无数的领导和老教师教育：一定要学会如何控班，要在学生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而Z在课堂的那些表现，让我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我甚至觉得我成了他们口中的那些“站不稳讲台的老师”。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忽视她，对她的要求，也就只是不要影响其他人。

但她当然会影响其他人，过分的时候，还会不由分说地大哭起来，喊着要回家，谁也拦不住。班级的同学也明白了她的情况，开始取笑她，戏弄她，当然，也会有善良的小孩帮助她。

好在她是有智力问题的证明的，学校里排名，不算她的成绩，那个时候的我也终于放心她不会影响班级的平均分。只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她的家人为何要把她送到这里来。据我了解，离我们学校三百米的地方，就有一所辅读学校。

不过，后来的情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她的语文似乎也没那么差，考试的时候分数虽然很低，但所有默写的内容准确率居然接近百分之百。

而且，更让我奇怪的是，她的数学居然能考到70多分。我无法相信一个连正常表达都不能够的学生，数学能考70多分。

但那时候的我并未有更多的思考。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奇怪的小孩，身上发生着一些让我感到奇怪的事情。我和其他老师一样，除了偶尔在背后取笑两句，并未再多关注她。

有一次，在下班的途中，我偶然看到她和接她的外公走在一起。她的外公是一个头发半白的瘦削老人，彼时彼刻，他正严肃的、一本正经的和她一起走在放学的路上，而不远处的周围，是成群嬉闹的同年级小孩。他们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致。

不知为何，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了《阿甘正传》，想起在电影开始不久，阿甘妈妈对脚撑被卡住的阿甘说的话——“如果上帝认同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每人一双脚撑。”

我似乎多多少少明白了她家长执意将她放在我们学校的原因。但凡有万一的可能，没有人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辅读学校。

后来我才明白，语文书上所有要背要默的内容，她之所以默得出来，都是因为在一个又一个的晚上，他的外公陪她一起，一点一点的让她硬背了下来。

得知这一点时候的我，不免心生惭愧。但我想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连自己的许多问题都弄不明白，自然也没有什么帮助他人的能力。时间慢慢过去，她的成绩依然在及格线下徘徊，我只是庆幸，不用再去管她的需要默写的文言诗文了。

大概是因为我工作还算努力，成绩也不错，教他们一年后，就被调到了八年级。——怎么与我现在的经历恰恰相反。

她后来怎样，我自然也不大关心。但因为她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举动，总是会给办公室老师带来谈资和欢乐的。听说她后来的问题越发严重，六年级一度要考到80分的数学，到了八年级也开始不及格，语文的默写也不能完成。行为也愈发出格，莫名其妙的举动越来越多。来自同学间的各种戏弄和取笑也更多地伴随着她，大约是因为八年级的小孩再也不如同六年级一般善良吧，听说也没有人再帮她。

有老师告诉我，当时有学生取笑她和某班的谁谁谁，后来，她就真的跑到那男生的班级，在外面冲他笑。
听到这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她的外公，那个头发斑白的瘦削老人，想起他们一起走在放学路上的严肃背影。

八年级读了一段时间，她终于辍学了。后来的好几年，学校里还流传着她的各种笑谈。

“没办法。”谈笑到了后来，老师们也会感叹，“谁说她，她也不听的。”

“其实我说话她还是听的。”他八年级的班主任突然说。

“你是怎么做的？”我当时很感兴趣，问他。

他说：“我每次都告诉她，你不要装，我知道你是正常的，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然后呢？”

“然后她就会安静下来。”

我沉默了。

原来，或许她只是需要大家把她当作正常人一样看待而已。——即便我和你不同，即便我有些怪异，但我希望，我在你的眼里，是正常的。

在《池塘之底》的第三次课上，我放了两则TED，一则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坦普·葛兰丁的《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心智》，另一则是安德鲁所罗门的《抑郁，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

我是在去年看到坦普·葛兰丁的TED演讲的，当时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看完之后，我还找来了以她为原型而制作的电影——《自闭历程》。而无论是在看TED演讲，还是电影《自闭历程》，我都想起了Z，想起她当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想起她突然在班级里大喊大叫，哭闹着要回家；想起她的数学能考80分，而语文试卷上的理解类题目却一塌糊涂全然没有方向；想起她为什么总在默写本上工工整整地写那四个字——因为，我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默写“孔子语录”……她或许与站在TED讲台上的坦普·葛兰丁一样，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所不同的是，坦普是一个视觉思考者，而Z，可能是一个模式思考者。

当然，更大的不同，是坦普遇到了科学老师卡洛克，而Z，却遇到了我，遇到了我们。
对不起！

但我又想，即便是现在的我，又能做一些什么？

我并不确定。

看完两则TED后，我告诉“池塘之底”的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出现在身体上，有的出现在神经系统。在美国，抑郁症患者的人数，达到了五分之一，而我想我们这里的比率和他们相比相差应该不大。现在这里有二十人，也就是说，我们当中将有四个，将会成为抑郁症患者。
有一个小孩举起手，说，我的父母就有抑郁症。

我朝她点点头，说：“随着我们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我们将会更多的发现那些原本都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问题。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以何种心态对待那些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各种问题，可怕的是，我们以何种心态对待那些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人。”

后来，我告诉了他们关于Z的故事。

……

“老师，我改好了。”

不一会儿，D就拿着诗集跑了过来。

我笑着点了点头，因为我想起了她的那次课前演讲。

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要求学生是要在课前演讲的。几年前我要求的范围还是古诗，但最近几年终于知道将范围完全开放。轮到D，她先是怯生生地上台，接着怯生生地拿出一个蓝皮的日记本，说，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出现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梦醒来后，我就向我妈妈要了这个蓝本子，我想把我的梦记下来。到现在已经记了好多了。

我突然有了兴致，说，你能给我看一下吗？

她说好的。

我一看，居然都是些小诗，有些句子，相当有意思。

我说，我能读一段给大家听吗？

她说，你读这一首吧，这是我最近写的。

我读了她指的那一首。挺棒的诗歌，下面同学听得很认真，一片寂静。

一个女生在下面喊：“她其实是写来唱的，她唱得很好听。”

我乐了，看着她，问：“能唱吗？”

她害羞地点了点头，拿回本子，酝酿了一会儿，然后唱了起来，声音很轻，但是清新动人。

同学们开始在下面开始鼓掌……

这一次，我在旁边微笑，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