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一直睡不好，一夜的梦，梦到了太多太多，梦到了母亲，似乎我又回到了小时候，拉着母亲的手，跟她去菜场买菜，去菜地里摘黄瓜青菜，多么美好的日子！可惜人事就是这么无常啊，转眼母亲已经离去19年了。
得知母亲生病是在那年国庆，姐姐一个电话告诉我母亲病了，脑部ＣＴ做出来有个肿瘤，医生说恶性的可能性极大。当时我还说不可能的，印象中母亲除了高血压头疼，从没啥不舒服，她决不会生这种毛病。可放下电话，泪水便“哗哗”流，怎么也止不住。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可那一刻，就是无助害怕，心揪在一起的痛啊，不敢也不愿去面对母亲的病。
从小我便是母亲的小跟班，家中姐弟四人只有我是跟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小时侯，我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很爱哭，只要一放进托儿所就号啕大哭，一直哭到母亲来接我。母亲常说，那时她上班时，耳边总响着我大哭的声音，一下班，便会一溜小跑冲到幼儿园，眼泪鼻涕一大把的我，只有到了她的怀里，才有笑脸。许是这样的一段经历，让母亲对我有了更多的疼惜，后来家中有了弟弟，我的地位仍然没变，只有我敢跟弟弟打架，只有我可以跟弟弟抢东西吃，因为我知道母亲总是偏向我的。
再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离开了母亲，去了远方。每每打电话回家，母亲总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贪玩的我也会找出“工作忙”之类的借口，几年才回一趟家。当时我从未感到有丝毫不妥，母亲也从未有过丁点的埋怨。等我回家了，就又成了她的小小女儿，可撒娇，可赖床，可对一切不管不问，有她在，我的天空总是晴明。那时，她总是满脸慈爱看着我，最多半是担心半是爱怜说一句：“都是当妈的人了！”
记忆中，母亲是闲不住的，要么一大早出门买菜，要么去山里拎泉水，要不就去菜地忙碌。只有到午后一切收拾停当，她才会坐在电视机前，手里捏着几颗西瓜子，随着电视节目起伏的，是“呵呵”的嗑瓜子声......可从山里一口气拎两大桶水的母亲怎会生病？我不相信，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
很快，母亲到了上海九院，神经科主任确诊她脑袋中长了个胶质细胞瘤，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不手术，结果可以预见，手术也就半年到一年的存活期。医生说，这个肿瘤在母亲脑袋里已不短的日子了，她的身体应早有症状:头疼、呕吐、单侧肢体无力……可母亲只是自己扛着，不对任何人说，家中竟也没有一个人关注她身体变化，我们都把她当做了铁人，任她任劳任怨，任她殚精竭虑。
没有时间懊悔流泪，有一天的希望也要争取。手术前的日子，是我在上海照顾母亲，那时母亲常因头疼而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便斜靠在床头，给她捋着头上暴出的青筋，陪她叙说着家常。我已想不起有多长时间没有跟母亲这样亲近了。那几天的时间，忽而觉得自己长大了，母亲则成了一个脆弱的婴儿，需要我的呵护。
当时母亲的病房在一楼，门外就是一个长长的过道。某个夜晚，医院有人过世，听着病人家属凄厉的哭声，母亲竟然吓得瑟瑟发抖。我把母亲搂在怀里，不停地安慰着，当时不解，一直在医院工作见惯了生死的母亲为何变得胆小了，现在想来，母亲对自己的病情一定是有所了解的，她早已预见到了未来，即使我们在身边，又怎能消解她独自面对疾病甚至面对死亡的恐惧？
手术或许是成功的，术后母亲恢复得极好，虽说神经受了一点损伤，思维有些迟钝，行动也不很灵活，但她头不疼了，吃东西不吐了，还能把我们个个认得很清楚，碰到情绪好的时候，还会开一个小玩笑，她更象一个老顽童了，病友们都说母亲是她们的开心果,我们在心底感谢这上苍的恩典，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化疗放疗的开始，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她身体一天天虚弱，吃什么吐什么，渐渐神智也不是很清楚了。到了年前，我们终于艰难决定:带母亲回家。
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带母亲回家意味着什么，走前姐姐特地到城隍庙给母亲买了寿衣，大红色的中式对襟绸缎褂子，大红色的缎面布鞋，很喜气，我们相信，天性乐观的母亲是会喜欢这种热烈的颜色的。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我又赶到上海，去给母亲送行。病房里一扫往日的寂静，热闹得象在举行集会，医生、护士、病友们都赶来为母亲送别了。每个人都在笑，母亲也在笑，对着每一个人。母亲是从家中走着到上海的，可那一天却是被弟弟背着上火车的。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我看见母亲在车厢内挥手，她在跟这个城市告别。那一刻，我泣不成声，我知道，母亲是再也回不了这个生她养她的城市了。
回家后的一段日子，母亲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弟弟到处去打听偏方，姐姐们哄孩子似的哄母亲吃药。从电话中得知这一切，我悬着的心稍稍有了点安慰。那年一放寒假，我便赶回了家，白白胖胖的母亲竟然又端端正正坐在了桌前嗑着瓜子，我很开心，以为天可怜见，以为母亲又会好起来的。
那个年，家中的笑声没断过，我们姐弟四人只要不上班就围在母亲身边，哄母亲开心。印象最深的是哄母亲吃中药，那是一种既难闻又难喝的药水。母亲看见药碗就皱起了眉头，姐姐赶紧把削好的香梨端上来，先塞一块梨在她嘴里，然后再哄她喝一口药水。高大的弟弟就伏在母亲的膝下，不停地说笑，分散着母亲的注意，一碗药常常要吃半个小时。许许多多个日子，姐姐弟弟们就这样陪着母亲走着这一段艰难的人生路。与他们相比，我这个母亲最宠爱的女儿是那么的愧疚。家中四个孩子，只有我远离了父母，既不能承欢膝下，亦不能床前尽孝。每当我稍有惭色，姐弟总是开解我说:“你在那么远，回来一趟也不容易。”而自私的我，一次又一次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样的理由，以致错过了母亲最后清醒的时光。
过完年，我要走了。那天中午，在大门口等车，偶然一回头，看见二姐扶着母亲站在阳台上。阳光很好，撒在母亲的身上，勾勒出一个好看的剪影，她不停地朝我挥着手，我似乎还可看见她脸上的笑，母亲会好起来的，她不会舍得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是如此的笃定。
可我们的孝心还是不能打动上苍，我返回不到半个月，弟弟就打电话告知:母亲病危。等我再赶回家时，母亲就这么静静地在病房里躺着，鼻中插着氧气，手上挂着营养液，心电监护仪的数字一直在闪烁，这是她在世的唯一明证。母亲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最后一个月，母亲就这么一直沉睡，靠营养液、呼吸机维持着生命。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身体机能是好的，但肿瘤又长满了她的大脑，压迫了神经，她再也不会醒来了。我们不信命，还是坚持每个小时给母亲翻身，每两个小时给母亲吸痰。姐姐弟弟长期伺候在母亲床前，都已经病倒了，弟弟更是瘦得脱了形，而唯一安慰的是，母亲身上没长一个褥疮，医生也对此感到惊异。
我们不知母亲会沉睡到哪一天，医生对我们说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父亲也劝我们放弃吧，可我们真的不舍得啊，毕竟母亲只要躺在那里，她就一直都在。最后父亲说，将来他若有这样的一天，求我们千万别这样来救他，这是一种折磨，于生者和病者都这样。望着一动不动的母亲，我们最终作出艰难的决定——放弃治疗。
三月三十号的夜里，家中所有人聚集在母亲的病床前，仔子细细帮母亲穿好寿衣，打扮齐整，姐姐还特地给母亲画了口红。在我们目光的注视下，二姐拔去了母亲脚上的输液管，让护士撤下了呼吸机。那一刻，没有人哀叹，没有人哭泣，夜仿佛已经凝固。
我坐在母亲的床头，拉着母亲的手，感觉到她的脉搏一点点微弱，体温一点一点消失，忽然只那么一刹那，一切都停止了——原来，生命之间的联系竟可以如此脆弱，我和母亲三十一的的血脉，就这样轻易地断了。
在我们的簇拥下，母亲于2000年3月31日凌晨，平静地走完了她66岁的一生。她走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似乎只在我们的簇拥下一个人先行了。
送走了母亲，我生命的一半也跟着抽离。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不打电话回家，我骗自己，母亲还在家里呢。放假了，我不回家，我骗自己，母亲还在家里呢。可清明到了，我不能不回去了。
到家是在清晨。走进家门，再也听不到那句熟悉的“我家小萍回来了”，再也看不到那个笑眯眯的眼神了，再也没有了那个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的身影了。看着母亲在镜框里对着我微笑，一如从前，我双泪长流——我终于不能不承认，母亲走了，真的走了。
而我真正的长大，就在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