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胡同转角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了。
回头向家的方向张望的动作出卖了我，三爷停了下来，看着我，面无表情。我也只得停下来，不知所措和胆怯溅落得一览无遗。我妄图在上面撒上一些虚荣的伪装，想把脸从她面前扭开，但脖子竟是很僵硬。我只挣扎了一下便放弃了，像个光着身子的小屁孩。说实话，我有些怕三爷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就好像怕我爸手里的笤帚疙瘩一样。我还怕肖老师的眼镜，每次她托一下眼镜，然后眯起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知道她大概率会把手里的课本甩向我的肩膀，每次我都担心她会失了准头把书拍到我的脸上，但好像她对这个技能浸淫了很久，手法娴熟、目标精准。书和肩膀结合的一刹那，声音厚重而响亮，相比它带给我的肉体上的痛感，我对这个声音更加心有余悸。从她扶眼镜开始，我的精神和肉体便开始了高度的紧绷，直到那声厚重而响亮的信号完整地传递过来。我总结过，这些让我产生惧怕心理的物件儿，背后连接着巨大的精神附加属性，我就像巴普洛夫的狗，摇铃的声音让我耷拉着舌头流淌着口水，因为之后会有肉骨头出现。摇铃是笤帚疙瘩，是眼镜，是三爷的表情，肉骨头是伤害，只不过三爷可能没有意识到她的表情对我是伤害。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置于了她的伤害范围之内。其实我比三爷高了快一头，也比她强壮很多，但我总是淹没在她强大的气场里，变成一个手足无措的傻蛋。就像想在，这个傻蛋正低着头，无可救药地暴露着胆怯。
三爷没有说话，径直走进了街角的小卖部，我看着她推开了那扇漆着绿色油漆的破旧的木门，出来时手里举着两个火炬冰激凌。我机械地接过了她递给我的那支，撕掉包装袋的时候，我闻到了熟悉的冰箱的味道。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味道，只有从干净的冰箱冷冻室里拿出来的东西才会有这股味道，它就像罂粟的果实一样，对我散发着无可抵挡的诱惑，只要闻到这股味道，再紧绷的神经也会放松下来。我没有问过别人，是不是也能闻到这股味道，以及闻到这股味道以后是不是也会浑身舒坦，我把它当做了一个私密的暗号，幻想着某一天在一个神秘的地方和某个神秘的陌生人对碰，我和他（也许是她，或者是它）提着鼻子对着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什么东西做着深情地呼吸，然后心满意足地相视一笑（如果是它，那应该是用舔我来代替微笑）。在冰激凌最外层的巧克力开始融化之前，我吸饱了冰箱的味道，它顺着我的鼻腔，直接储存进了大脑，它会像进入牛胃里的嫩草一样，在我需要它的时候慢慢被消化。
我和三爷站在小卖部的门口，慢慢舔着硕大的火炬冰激凌，嚼完下面蛋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充满了电的遥控车，可以跟着三爷手里的遥控器出发了。三爷拍了拍手里的碎屑，再次看向我，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她圆圆的脸庞，我甚至闻到了她脸上郁美净的味道。我坚定地点了下头，紧了紧书包的背带，她满意地扭回了脸，我俩继续朝前走去。这时，如果有摄影爱好者恰好经过这里，他肯定会果断地按动快门，拍下这样一张照片：两个活泼可爱的儿童，朝气蓬勃，衣衫干净，各自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脚下是轻盈的步伐，地面上被拉长的身影，充斥了这条幽静的胡同巷子。
这是1990年郁郁葱葱的夏天，那年我十岁，三爷也十岁。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被我使用的第三人称代词搞得有些昏头转向。其实，你心底的猜想是正确的，三爷的确是个小姑娘，而且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一会儿，我会告诉你这个称呼的由来，现在，我们要继续出发了。
转弯的胡同并不长，走不了多久便插到了一个市场里面，像是通过了一处时空交错的横截面，熙攘的人流和交织一片的喧嚣刹那间扑面而来。这个市场的名称我现在还记得：幸福道农贸自由市场。现在想来，自由这个词用的着实精妙，它赋予了市场以人格，仿佛是一块芯片插入了田间稻草人的身体，让他一下子鲜活了起来，可以和坐在树荫下吸着旱烟袋的老农进行一番有趣的互动。每次来这里，我幼小的心灵里都会流淌着这种自由，我甚至觉得这里之所以每天充斥着鳞次栉比的人流，全都仰仗着这股自由的气息。他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买上一两样农贸产品，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买上一两样农贸商品，尽管这里的商品大多可以冠上物美价廉的赞誉，但真正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其实是这里充盈着的自由，这是他们的暗语，就好像冰箱的味道之于我一样。如果将这种自由具象化，那便是市场里商品的价格。从几分钱到几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十元的钞票是当做大票对待的），应有尽有。在我的记忆里，我妈来这里买菜、肉和调料，而我爸则是来买散装啤酒和海鲜。每次我都央求他们带我一起来，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不同意，理由大致是市场里坏人太多，而这些坏人又极其善于伪装，他们可能是推着竹制小车的老太太，也可能是坐在地上摇着风箱的爆米花老头，还可能是坐在三轮车梆上卖菜的胖大婶，总之以我们的眼力是无从分辨的，如果我和他们去，很可能在他们专心买菜的时候，我便会被这些手法高超的坏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洒上蒙汗药，拐卖到深山老林里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从此远离蓝精灵和变形金刚。其实我知道，竹小车老太太、爆米花老头和卖菜的胖大婶，都是好人，他们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能避开我这个小屁孩的纠缠，独享市场里自由的氛围，因为我发现，我妈做饭的技艺并没有稳步提高，而我爸的酒量，也总是停滞不前。所以，我对为数不多可以来这里的机会，都格外珍惜。但三爷好像并没有把这里当做我俩今天离家出走的重要一站，我甚至都来不及问她是不是感受到了这里自由的气息，就像我舔着火炬冰激凌的时候来不及问她是不是闻到了冰箱的味道一样。我跟着她的脚步，没用多久便走到了市场入口的地方，那里是14路公交车站。我猜测，我们马上就要坐上它了，我抛开了没能充分感受市场里自由气息的遗憾，开始了远行的期待与兴奋。
是的，我亲爱的读者，你没有听错，我俩离家出走了。你可能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请你不要忘了，这是1990年的夏天，成长在那个年代里的小朋友大体上还是很听话的，或者说有些憨傻，脑子里不会动不动就蹦出个沸反盈天的想法，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可以让他们打破这种禁锢的思想工具着实很匮乏。所以，两个十岁的小孩子可以井然有序地实施着离家出走的计划，已经足以让大人们惊讶了，起码当时的我是很深以为然的。
等车的人不是不多，站牌的旁边有两排铸铁材质的扶手，刷了绿色的油漆，形成了一个人造的候车通道，尽管并没有人站在里面。好像冯唐曾经说过，在他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伟大祖国的经济腾飞、科技革命、军力强盛，但估计看不到大家会自觉去排队，对此我深表赞同，因为从十岁那年开始，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俩孤零零地在通道里站了一会儿，无聊之下便撑着扶手，坐在了上面，脚下刚好可以踩到一个横杆，身体的重量完全不用担心会对铸铁扶手造成破坏。手稳稳地扶着一侧的栏杆，三爷坐得悠然自得，甚至身体还可以轻微地前后晃动，后来索性把脚从横杆上拿下来，随着身体一起摆动。我坐在她的对面，想要模仿她的动作，但我对自己的平衡性一点信心也没有，只好绷着身体眼巴巴地欣赏着她的悠然自得。
其实，我和三爷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搬家的原因，我转学到了春光里小学四年级二班。报到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三爷。如果我没记错，那天是个星期五，上午快上课的时候，我被安排站在教室门口，等着张老师在课前向大家介绍我。张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不像戴着眼镜瘦弱的肖老师，张老师是个面目慈祥的胖胖的中年女人，她很善于启发我们，并且非常有耐心，我后来能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与她那段时间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她后来一直很喜欢我，她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去家里看她，她依然能认出我，并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问我现在工作好不好、生活好不好，我当时泪流满面，不停地点着头。那天，教室的门被虚掩着，透过那条窄窄的门缝，我刚好能看到坐在靠窗那排的三爷，当然，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更不会去喊她三爷，只是就那样自然而然地看见了她。窗户的玻璃很干净，阳光被完整地投射进来，散落在她的脸颊上，看起来整个人是明亮的。她当时托着腮，好像在看着窗外操场边的那棵大叶子杨树，手里兀自玩着一块黄色的心形橡皮，可能是有香味的那种，因为她不时拿到鼻子边闻一闻。“好，让我们大家欢迎转学到我们班的李小冬同学。”听到召唤我进场的指令，我推开了门，一本正经地走到了讲台上，“大家好，我叫李小冬，以后请大家多帮助，谢谢大家。”我那会儿是个很羞涩的人，在全班同学面前说话会让我紧张得不行，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缓解了一下自己的紧张。“你就坐在林木木的后面吧，最后那个座位，视力没问题吧？”顺着张老师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那个座位，靠窗那排的最后一个，三爷坐在我的前面。原来她叫林木木，她的父母起名字好懒，这是我对三爷的第一个评价。“恩，没问题。”我背着书包走了过去，路过三爷的时候，她正看向我，我冲着她笑了一下，嘴咧的很大，她微微扬了下嘴角。那天上午，我的注意力好像都在面前的那个不时晃动着的半长不短的马尾辫子上。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捅了捅坐在前面的三爷的肩膀，她回过了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林木木同学，我叫李小东，以后请多帮助。”我伸出了手，等待着和她的手热情相拥。“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说完便把头转了回去，继续望向窗外。我举着那双热情的手尴尬地僵在座位上。正当我寻思着如何消化这份尴尬的时候，她突然转过头来，“哎，你以前的学校啥样的。”“啊？”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便开始向她口沫横飞地描述我以前学校，学校里那棵硕大的可以在三楼的窗户边伸手摸到树叶的杨树底下埋着一只死去的金色小鸟，操场边体育器材库房的某个隐秘角落是一群白老鼠的窝，看大门的李老头每次过完年都会从老家带来很好吃的炒花生，水房里的自来水龙头如果你开到头，会被剧烈的抖动和突如其来的“嘭”的一声吓一跳……林木木一直在听，其实我也无法确定她是不是在听，也许她仅仅是为了缓解我的尴尬。“不错。”当我讲完的时候，她从嘴里蹦出了这两个字，依然是那副表情，我再次咧着嘴傻笑了起来。从那个上午开始，我便在心底萌生了和她做好朋友的想法，因为她实在太酷了。
三爷从扶手上跳了下来，我扭过头，看到了远处缓缓开过来的14路车。我笨拙地溜了下来，完全没有三爷一跃而下的潇洒，还差点被栏杆磨破手上的皮，好在三爷没有注意到我的笨拙。我俩背着书包，手里攥着被捏得湿乎乎的一毛钱纸币，挤上了车。
因为不是上班时间，车上有很多空着的座位，我俩并排坐在了车的后面。车的座椅是木制的，坐的久了会有些硌得慌，我俩时不时就得挪动一下屁股与座椅接触的部位，好在没有大人在身边的自在感抵消了一部分身体的不适。我打量着车上的乘客，猜想着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坐着这趟公交车，而三爷则是看着窗外，一只手托着腮，手肘撑在了怀里的书包上，就好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很快，车里两只手就能数的过来的乘客被我一一猜想完毕，我觉得有些无聊，不知道为什么三爷能一直专注地看着窗外。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盯着窗外看了一会，但好像除了路边不断倒退的一个又一个的房子，再看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用胳膊碰了碰三爷，“你在看什么？”“什么都没看”，三爷没有转头。我对这个明显的搪塞很是不满，我不喜欢她跟我讲话的时候不看我，但又总觉得这样很酷，继而想到三爷确实是个酷的不行的人，便释然了。三爷的耳朵后面有一片红色的印记，不大，她说是胎记，在她拢起头发的时候才会被看到，而且还得是我现在的这个角度。看到这片红色的印记，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兀自笑了起来，这次轮到三爷疑惑地转过了头，“笑啥？”我也酷酷地把脸扭向车的通道，压低嗓音说了一句，“没笑啥。”三爷直接给了我一个肘击，我差点从座位上掉下来。其实，我想到了她和我说过的曾经险些掉到粪池子里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和她耳朵后面的红色印记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我特别愿意和人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它很有意思，但是碍于三爷的荣誉感，我一直把它憋在心里。不过，现在既然我已经结结实实地挨了她的肘击，那么我向你们——我亲爱的读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便没有了愧疚感。
其实，三爷为什么会跟我讲这个故事，我一直没太想明白，就好像我为什么会被三爷相中，成为她的挚友，我也没想明白一样（在我后来鼓起勇气向三爷求证这个事情之前，我一直把它归结为我根本不懂的神秘的缘分）。三爷向我讲述关于她和二丫粪池子遇险的传奇故事，完全是个偶然，我主观地认为是由于在那个让她怅然的时刻，身边只有我。
那天上午课间，我俩坐在操场边的水泥管子上舔着从学校小卖部买的小豆冰棍，香甜的冰棍水充斥着口腔，裹着清凉流进嗓子眼儿，再咬上一口裸露出来的红小豆，生活的美好感瞬间得到了升华。三爷看着对面教学楼三楼的小平台，那里戳着一根旗杆，两个带着红领巾的同学正操练着升国旗的动作，从扛着挂好国旗的木杆，到一丝不苟地保持着同样的频率向旗杆行进，再到立定站好，最后把杆子挂到旗杆牵引绳的挂钩上，国旗向上滑动的一瞬间，其中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同学煞有介事地扬了一下团缩着的国旗，差点打到自己戴着的眼镜，三爷从鼻子里发出了一丝不屑的气息。“比你那回差远了，这动作太逊了。”我嘬着冰棍底部开始融化的甜水，真心实意地恭维了一句。“算你小子有眼力，小眼镜没有迈腿，电线杆子似的戳在那里，重心不稳，手上发不出力。”“你那次堪称完美，校长张老头绝对记住了你。”三爷觉察出了我的揶揄，一个经典的肘击直奔我肋下而来，我灵活地跃下了水泥管子，舔着冰棍嘿嘿地看着她。三爷好像对我灵活的闪转腾挪有些意外，白了我一眼，继续盯着小眼镜和她的搭档操练。我看警报解除了，腻腻歪歪地又挨到了三爷的身边。平心而论，如果剔除掉国旗上升到旗杆中部之后的那部分，三爷的那次升旗绝对如我所说，“堪称完美”。在我们学校，能轮到当旗手，是件特别值得吹嘘的事情，不光要学习成绩说的过去，还得“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同时，还得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最最重要的，还必须有领袖气质，因为推举当旗手的第一步是海选。按座位的布局，每一列就是一个小组，小组里有小组长，相当于我国复杂官员体系里的居委会主任，经过小组讨论推举出来成为候选人，才有资格进入班主任的品评视线，再次获得认可的人，就有幸进入了旗手人才库，择机获得上场一展精神风貌的机会。当然，这是正常的流程，就像我们生存的社会，每每在正常的流程之外，存在着各种名正言顺的不正常，因为这才是正常的。比如现在在认真操练着动作的小眼镜，她叫苗晓霞，和我们一个年级，是五班的，她爸是市供销社的采购科科长，刚刚给我们学校的教师办公室更换了一批崭新的桌椅，据说走了个什么以旧换新的扶贫项目，把漆面都快磨秃了的老旧不堪的桌椅都拉走了，没找校长张老头要一分钱，张老头的破桌子也换成了一个样式考究、木质过硬的散发着古典韵味的书桌，据去过校长办公室的王磕巴说，张老头在训斥他的时候，还不忘时不时抚摸一下桌面，他觉得要是屋里没有人，老头没准还要在桌面上啐上两口唾沫，然后用胳膊上的套袖使劲蹭上一蹭，我和三爷都对王磕巴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每句话都要分很多次才能说完，有足够的时间在脑子里确认信息的内容。从那天开始，我的脑子里便把校长的桌子和那股子哈喇子味连接在了一起。有些扯远了，三爷那次升旗，着实把张老头惊出了一身冷汗，估计事后没少吃速效救心丸。如我所言，国旗在升到中段的时候，一切都那么“完美”，只是那会儿三爷的心神彻底和飘扬中的国旗融为了一体，一只手扬在头顶敬着队礼，视线则追随着国旗一路抬升，在受限于抬头仰角极限的时候，三爷下意识地开始慢慢往后退，大家沉浸在大喇叭里国歌的庄严肃穆之中，目光也在一路追随着平稳爬升的国旗，即便是在三爷身边负责拉绳子的同学也没有意识到三爷在慢慢后退。等到大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的时候，三爷已经退到了小平台的边缘，一些老师和同学发出了“啊、啊”的惊呼声，我当时也吓了一跳，两只手卷在嘴边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张老头更是惊得张大了嘴，身体都僵住了。我觉得让三爷停住了后退的脚步，没有失足跌落下来，继而现在仍然可以全须全影并不时爆出肘击的唯一原因，就是国旗升到了旗杆的顶部，配合着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落地，三爷停住了脚步。拉绳子的同学在使劲拽住绳子的时候，转头寻找着本应待在她身边帮忙栓绳子的三爷，直到转过身才看见了已经退到平台边的三爷，惊讶地差点松开了手里的绳子。三爷看到她的惊讶表情，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了旗杆，赶忙尴尬地跑了回来，一同拴好了绳子。从三楼平台上下来的时候，张老头劈头盖脸给三爷一通数落，当机立断把她从旗手人才库踢了出来，期间，张老头愤愤然不停指着三爷的手数度戳到了她的脑门，此后，三爷再没摸过旗杆。
我舔了舔手里的冰棍棍儿，确信上面除了我的口水味道之外再无其它能和香甜扯上关系的味道之后，把它揣到了短裤的口袋里，再收集几根，我的冰棍棍儿手枪就能大功告成了。三爷鄙夷地看了我一眼，把她手里那根也赏给了我，我嘿嘿地笑纳了。三爷还在盯着操练升旗的方向，我知道，三爷心里对小眼镜的上位甚是不甘。“甭跟她较劲了，你和她不是一层次的。”我看着小眼镜笨拙的动作，宽慰三爷。“我知道和她没什么关系，但我就是不喜欢她这劲。”三爷略有些怅然，“给你讲个故事吧。”“恩。”我把头转向三爷，双手托住下巴，眨巴了几下眼睛。三爷用手指推了一下我的脑门，对我的过度表演很是不屑，我只得换上一副略显正经的表情，双手扶着水泥管子，满怀期待地听她讲。
“以前我们院有个小孩，叫王美玲，她爸也和小眼镜一样，是个什么官，总能去大城市出差，有一次给她买回来一个三轮车，咱这根本就没见过。那是一辆天蓝色的车子，车座是三角形的，边角都是圆圆的，车把很像自行车，只是小了很多，上面还有个铃铛，拨一下能发出特别清脆的声音，比大人的自行车铃铛还要好听。那天从幼儿园回来，王美玲瞪着车子来跟我们一通显摆。以前我们院里的孩子都不带她玩，因为她总事了吧唧的，仗着自己有好看的裙子和玩具，总觉得比我们都强，还总想当我们的头儿，指挥我们玩这玩那，我们都不爱理她。”“不自量力”，我用最近刚刚掌握的成语准确地给王美玲做了脚注，三爷投来甚是满意的眼神。“不过，那天她的三轮车确实让我们特别眼馋，我们哄了她几句，她高高兴兴地把三轮车让给我们骑，那个车子真的特别好玩，可以踩的飞快，一边骑一遍按那个铃铛，感觉好极了。我们几个轮流把三轮车踩了一遍，只是院子太小了，很不过瘾，我们提议去外边骑，王美玲舍不得，怕我们给弄坏了，噘着嘴否定了我们的提议，把三轮车要了回去，临走时事事地说，以后想玩车子了就去找她打报告，留下院子里的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骑车回了家。第二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喊她出来骑车，她美滋滋地带着车出来了，我们又在院子里轮流踩了一圈，然后鼓动她让我们出去骑，她还是一脸的不屑。那不成，外面太乱，万一碰坏了车子怎么办，这是我爸从上海的大商场里给我买回来的，可贵了。看着她那副特别欠抽的表情，我当时心里就打定了注意，我给二丫使了个眼色，二丫便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踩着车，在院子里绕着圈，趁着王美玲不注意，我直接拐出了大院的门，王美玲当时就傻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就飞快地蹬着车，直接骑过了大院门口的马路，二丫一路跟着跑了过来。马路对面是荷花湖，骑到湖边的时候，我停住了，我看着一池子的荷花，吹着小风，把身体趴在车把上，感觉舒服极了。刚想把车子换给二丫，让她也过过瘾，王美玲就从后面哭哭啼啼地追了上来，还喊我是小偷，我当时有些慌，就又绕着湖开始骑，以为她追一会儿就累了，结果她的哭声一直在我后面，不停地喊我是小偷，我有点生气，索性下了车，看着一点点靠近的王美玲，我告诉她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客气了，她用手抹着眼泪，还是喊我小偷，我让二丫帮忙搭了把手，把那辆三轮车直接扔到了湖里，我和二丫一脸地洋洋得意，王美玲哭的更凶了，直接跑回了大院。扔完车子我俩有些害怕了，毕竟这个东西挺贵的，王美玲的父母肯定不会罢休。我俩就没敢回大院，顺着湖边往外走，想磨蹭到天黑再回去。后来，我俩走到了一片荒地，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地上都是松软的黑色的土，还有一些稻草杆子在上面，那会天已经快黑透了，远远地已经快看不清大院的样子了，我俩决定从这片荒地踩过去，感觉会近一点，二丫先走了上去，结果直接就陷在了里面，真把我给吓坏了，没想到下面这是一片大粪坑，好像是闷在这里面以后能当肥料，因为上面盖着土和稻草杆，完全看不到下面的情况，二丫一掉进去，里面的臭味就出来了，我当时也顾不上臭不臭了，赶紧踩了踩脚下的土，确定地上是结实的，然后探着身子抓住了二丫的手，使劲往外拽，后来索性坐在了地上，二丫是被我从粪池子里拖出来的，出来以后我俩都吓坏了，抱在一起一通嚎，我当时想到了那辆沉在莲花湖里的三轮车，它变成了二丫，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再也捞不上来了。我俩一路拉着手，脸上和身上都是臭泥，走了很久才回到大院。”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有些惊心动魄，仿佛我化身了二丫，和三爷亲历了这颇富传奇色彩的黄昏。“后来呢？”“一通揍呗，揍之前我爸在水龙头上接了根胶皮管子，先是冲掉了我脸上的污垢，我觉得他是在看到耳朵后边的胎记之后，才开大了水流，对着我和二丫一通猛冲，院子里好几天都是我俩身上的臭味。那次我爸揍我特别狠，屁股疼了好几天，走路都疼。我妈后来说王美玲回家之后她爸去家里找了我爸，主要是担心孩子跑太远回不来，倒没怎么提把三轮车扔河里的事，我爸就一直在院子里站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说我回来那会，他已经拿了手电筒准备出去找我们了。那次我爸揍完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说下次也给我买一辆一模一样的三轮车，我记得自己捂着屁股，还一个劲地傻乐。”这是三爷和我讲话最多的一次，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那之后，我俩坐在水泥管子上，默默地看完了小眼镜的升旗练习。
车窗外一块招展在旗杆顶端的红色国旗快速地掠过了视线，那应该是一所中学的操场，我又不自觉地笑了一声，再次回味了一下三爷升国旗和掉粪池子的片段。14路车慢慢地逛荡着，即便是没有人的车站，它也会规规矩矩地做着减速、进站、停靠、开门的动作，甚至还会像模像样地等上那么几秒，仿佛车里坐着一些我看不到的鬼魂，每一站上来一些，每一站又下去一些，也许车厢里并不是如我所见的空荡荡，也许挤满了要去市场买菜、去公共浴室搓澡、去公园打滑梯的各种各样的鬼魂，也许有那么一两个调皮的就挤在我的座位旁边，在我准备起身下车的时候，突然现身那么一秒，完成让我吓尿裤子的恶作剧脚本，我觉得身上有些发冷，缩了缩脖子，下意识地把头转向了座位的右后方，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的老大爷端坐在座位上，拄着拐杖，和蔼可亲地看着我，我尴尬地咧了咧嘴，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吓唬自己一点也不好玩。还没等我把头转回来，左胳膊突然被人重重地顶了一下，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啊”了一声，怀里抱着的书包也掉到了地上。三爷拧着眉头，奇怪地看着我，“到站了，准备下车。”“哦。”我捡起了书包，拍了拍上面的土，扶着前排的椅子靠背站了起来。走到下车门的这段距离，我觉得车里的人都在看我，我感觉从脸颊到脖子一阵发烫。车子到站的时候，我再也顾不得和准备下车的鬼魂文明礼让，一个健步蹿下了车子。外面的阳光依然有些刺眼，等眼睛慢慢适应了这种光亮，我发现这里是凉水公园。
凉水公园不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公园，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公园，对于三爷把这里选作我俩出走的一站（其实是终点），我很是惊喜，对同一件东西的莫名喜爱也是被我划入秘密接头暗号之列的。这里有一片蜿蜒错落的水面，里面的大半个区域都种满了荷花，是名副其实的荷花池，不像三爷家属院门口的莲花湖，连个莲花的影子也看不到。对于一些用某个名字命名但又完全和这个名字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一直心存疑惑，深深想了解当初给这类东西命名的人脑子里想的是个啥。就好比那天课间，王磕巴凑过来费了半天劲，跟我和三爷掰嗤为什么明明是猪肉做的肉肠却叫火腿肠，如果是用猪腿上的肉做的应该叫做猪腿肠才对，三爷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起来，说王磕巴爱动脑筋了，期末考试成绩很快就会超过我了，我对三爷的挖苦没有在意，完全沉浸在王磕巴的问题里，在思考答案的同时，我惊讶地发现诸如此类不着四六的命名竟是个普遍现象：带肉的花卷叫做肉龙，梳头发的叫做梳子，拉屎的容器叫做马桶，等等。那天上午余下的时间，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对这个问题的冥思苦想上，那应该是我浅薄的脑袋第一次运行理性分析的复杂程序，在上午最后一节课即将下课的时候，我捕捉到了解开方程的关键变量——这是大人们的接头暗号。在这些东西尚未被冠以这些名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叫做猪腿肠、肉花卷、梳发（或者叫梳发叉子）、屎桶，一些大人们为了找到自己的伙伴，把火腿、肉龙、梳子、马桶的称谓当做了秘密暗号，凡是在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喊出这些名称的人，就是自己人，其他人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们却能相视一笑，没准还会像电影里演的列宁同志和他的朋友那样，相互之间用力地握一握手。后来，这些知道接头暗号的人当了领导，领导那些不知道接头暗号的人，这些人也便知道了这些暗号，后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些暗号，人们就忘记了很久以前这些东西原来的名字。带着解开方程的喜悦，我兴奋地拍了下手，立马想告诉王磕巴他的难度系数为10的疑惑被我完美破解了，当然，在他中午放学的时候被我的天才论证深深折服之前，我因为扰乱课堂秩序被罚站到了下课，我倚着教室后面的黑板，眼睛里满是兴奋，我相信，陈景润叔叔在推导出“1+1=2”的时候，眼睛里也是和我一样的光芒。从那天开始，我发觉自己更喜爱名副其实的东西，比如眼前这片盛开着粉白色荷花的荷花池。
三爷显然比我对这里的地形更为熟稔，从公园大门到满是月季花的小广场，再到掩映在大杨树间的木头回廊，我只是随着她的脚步才能唤醒对地形的记忆。对着荷花湖有一片低矮的小山坡，稀稀疏疏地散布着小草和野花，我俩从侧面走了上去，三爷选了个视野极佳的位置，坐了下来。我挨着她，空气里又闻到了若有若无的郁美净的味道。这个山坡的位置恰好可以避开刺眼的阳光，不用眯起眼睛就能将满池的碧绿与粉白尽收眼底，荷花池的不远处，是一个塔，名字当然叫做凉水塔。我自作聪明地认为，这里之所以叫凉水公园，是因为荷花池的水永远是凉的，因为在去年天气极热的时候，我曾光着脚坐在岸边，脚丫子恰好可以挨到水面，凉凉的特别舒服。从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看过去，凉水塔很高，仿佛天上的那几块云也只是飘在塔尖的下面，塔身是灰白色的，层间的围栏是黑色的，点缀在灰白色上，很耐看。忽然，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是混合了肉香和菜香的味道，我有些惊喜地扭过了头，果然，是馅饼——白菜猪肉馅的馅饼。三爷不知什么时候从书包里掏出了银白色的铝制饭盒，盖子套在饭盒底上，放在了我俩脚边的地上。里面是泛着金黄色油光的一摞馅饼，中间被整齐地切开了，诱人的香味就是顺着这缝隙飘出来的。我嘿嘿地一阵傻笑，咽了咽口水，用水壶里的水冲了冲手，抓起一块，狠狠地咬了一口，没怎么嚼便囫囵地吞到了肚子里。吃下第一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饿了，等我吃掉一整块馅饼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也带了饭。在裤子上抹了抹手里的油，我也掏出了自己的饭盒，昨天我妈烙了麻酱糖饼，早上用屉布裹着，塞到了饭盒里，旁边还放了几颗我姥姥腌的地葫芦咸菜，我把饭盒摆在了靠近三爷的地方，“糖饼，可甜了，地葫芦也很好吃，特别脆，就是有点咸。”饼是一整张，没有切，三爷直接撕下了一角，一边吃一边舔着流到嘴角的麻酱，看她吃的高兴，我捏了颗地葫芦递给了她，她直接扔到了嘴里，咔嚓咔嚓地嚼了起来。不知是因为我俩走了很多路，还是因为出走的刺激与喜悦，那天我俩胃口特别好，吃掉了一饭盒的馅饼和麻酱糖饼，包括那几颗地葫芦，然后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带着对食物香甜的意犹未尽，我俩索性躺在了草坡上。“今天的馅饼是谁包的啊，感觉和上次我去你家吃的时候味道不太一样。”“我妈。”“哦，那上次呢？”“我爸。”“哦，……还是你爸包的好吃。”“吃不着了。”“为啥？”“我爸走了。”“哦，……那等叔叔回来我再去吃。”“……他不回来了。”“啊？”
在一个十岁小孩的认知里，无法承载对“走了”这个词全部信息的涵盖。那时的我，只是对三爷的爸爸不再回来充满了诧异，并在内心里认真权衡了一下爸爸这个角色的重要程度。我爸好像只负责两件事，揍我和疼我，这两件事并行不悖，每一件他都完成的很尽心尽力。揍我主要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不好，我大部分时间一直稳定在中等的水平，有时偏上，有时偏下，最初的时候，我爸认同了我的智力水平，相安无事。只是有一次，我的脑子突然灵光乍现，考了个第三名，还是期末的大考，那次我爸给我买了一个变形金刚，当年那东西挺贵的，是我爸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在百货商场里买的，是一辆救护车的造型，在车子的顶端有一个黑色的小方框，当你用手轻轻搓动它的时候，它就会显露出汽车人的标志，后来我发现用嘴对着小方框呵气也能实现这个效果，很是神奇。这个汽车人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那辆车的样子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拿着它在班里着实得瑟了一番，还差点被老师没收。但那次收获虚荣心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在我爸的认知里，重新把我的段位定在了前十名这个档上（他还没有彻底冲昏头脑，把我锁定在前三名上）。但此后甭管我再什么用功，那道曾经点燃我的智慧之光再没有亮起来过，于是每次我正常发挥取得的中游排名换来的就是一顿简单粗暴的口头批评外加一顿胖揍。有一次，我摸着红亮的屁股，看着抽屉里的那辆救护车，产生了用榔头砸烂它的冲动，但最终我还是没能下得去手，毕竟它是我曾经学业辉煌过的历史见证，还很贵。其实，除了让我心惊胆战的期末考试，其他时候我爸还是很懂得奖惩结合的，时不时用各种东西刺激和抚慰一下我，有新球鞋、有玩具、还有各种好吃的。而且我觉得我爸已经意识到，我的第三名是再也无法复现的历史偶然，他对我的认同度已经重新调整到了正常水平，这样一来，在不远的将来，只要我正常发挥，就将彻底告别皮肉之苦，我相信，对于20名还是21名，他是没有兴趣和我计较的。所以，对于三爷的爸爸再也不回来这个事情，我从心底觉得三爷很可怜，尽管她爸也经常揍她。我把胳膊交叉着枕在头的下面，看着天上悬浮不动的白云，心想，三爷一定很想她爸。
我把头扭向了三爷，她闭着眼睛，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她闭着眼睛的时候，嘴唇也会闭的很紧，仿佛在一同用力，我想起了那次三爷拉着我的手一同躲在漆黑的楼道里，我偷瞄她的时候，她也是这副表情。因为那次的经历，我开始对她敬以三爷的雅号。
那天是星期天，三爷找我去玩，我家是我妈单位分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像极了英文字母L。在L的长边上有五个门洞，短边上有2个门洞，长短边交汇的地方，也是一个门洞，我家就在这个门洞里。设计师在建造这栋建筑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任何的艺术性，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供人居住的窝，只不过它是楼房形状的，就好像馒头铺子的师傅只会问你要几个馒头，而不会在于你对馒头样式和观感的用户体验。那天我和三爷在楼门前踢着球，一起玩的还有住在这栋楼里的一个小孩，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总是耷拉着鼻涕，而且比我们都小，我总是喊他小鼻涕。那天的天气也和今天一样，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仨一路追着球跑，脚下生风，不时哈哈哈地大笑。这样一幅欢乐祥和画面的转折点是在我将球射向冲我招着手的小鼻涕的那个瞬间，球在快速滚动的过程中，被地面上的一颗小石子改变了原本的运行轨迹，小鼻涕有些意外地没有用脚挡到，皮球以一个诡异的弧线直奔不远处大树下的棋摊而去，不偏不倚地砸到了那副木头棋盘上，棋盘是架在一个马扎儿上的，在皮球的撞击下应声落地，圆形的木头棋子散落了一地，有的甚至像个小车轮一样轱辘了很远。下棋的是一个老爷爷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的脚边还放着一个用水果罐头瓶子当成的茶杯，也被皮球一同打翻在地，里面的茶水混合着茶叶流了一地，中年人发出了一声怒吼。皮球撞击棋盘的时候，小鼻涕在原地吓得傻掉了，随着中年人的怒吼，他哇地一声哭了出啦。我在呆立了两秒钟之后，拉着三爷跑向了转角的楼洞。我家在二楼，原本想躲回家里去，结果因为太过紧张直接跑到了三楼，三楼的楼道里没有窗户，也没有灯，总是黑漆漆的，我一直不敢上来。我俩拉着手，索性蹲在了这片黑暗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闭紧了嘴巴，仿佛心脏会跳出来。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偷偷瞄了一下三爷，发现她也是闭着眼睛和嘴巴，我似乎也能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我俩就这样拉着手躲藏在黑暗中，仿佛怒气冲天的中年人正在搜索着罪魁祸首。不知道过了多久，小鼻涕的哭声忽然听不到了，原本平静了一些的心情再度紧张了起来，我嗫嚅地低声问三爷，“小鼻涕会不会被那个叔叔打死了？”三爷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我感觉到她的手心里都是汗，很凉。突然，三爷挣脱了我抓着的手，站了起来，“去哪啊？”我惶恐地问了一句，我怕自己待在这片黑暗里。“去看看小鼻涕。”说完便下了楼，我只得跟在她的后面也一起下了楼。在门洞口，我俩停住了脚步。空地上已经看不到小鼻涕了，远处的棋摊又支了起来，散落的棋子都被捡了回来，中年人和老爷爷依然和刚才一样认真地下着棋，唯一不同的是中年人脚边放着的空了的罐头水杯，还有那只被缉拿归案的皮球，看来小鼻涕应该没有挨揍，估计是跑回家了。三爷站了一会，毅然决然地朝棋摊走了过去，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抓住她的胳膊，我好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脚底下没有动。看着三爷站在棋摊前，和中年人勇敢地说着什么，那一刻，我甚至想闭上眼睛，不忍心去看三爷挨揍的一幕，好在让我心悸的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年人把脚边的皮球塞给了三爷，三爷抱着皮球，朝我走了回来，脸上带着刘胡兰般大义凛然的微笑。要不是在外边，我真想双膝跪倒，给三爷重重地磕上一个响头，表达我内心无比的敬佩之情。我的手在裤子边兴奋地摩挲着，忽然摸到了什么，我笑了一下，想到了如何表达我由衷的心情。我拉着还没有站定的三爷，一溜烟跑进了楼后边的文化站，站在进门处的玻璃柜台前，我掏出了裤子口袋里的小卡片，“阿姨，给我兑两个高粱饴，还有两个栗子羹。”看着戴眼镜阿姨把小卡片拿了过去，我得意洋洋地跟三爷解释说，这是我在文化站玩《太空大战》的奖品，一直没舍得兑。
“哪个好吃？”“都好吃，先吃高粱饴吧，嚼着可带劲呢。”三爷打开了两头卷着的糖纸，里面是一颗被透明糯米纸包裹着的长圆形软糖，颜色微红。“这纸一起吃，放嘴里就化了。”看着三爷要撕掉那层薄纸，我赶忙阻止她。三爷一开始嚼的很小心，随着口腔里的唾液被糖果的香甜和劲道的口感不断刺激出来，三爷高兴地大嚼起来，发出夸张的声音。我也剥开了自己的那颗高粱饴，学着她，大嚼特嚼。我俩面对面，一边嚼一边笑。很快，高粱饴便融化掉了，口腔里是朴素的甜香。现在，我俩的手里只剩下了那颗栗子羹，它被填充在一个结识的塑料皮里，黑乎乎的，顺着锯齿状的开口撕开，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挤出来。我告诉她，留一半在塑料套子里，手不会黏黏的。她小心翼翼地挤压着套子，生怕一不留神便会把那黑乎乎的美味掉落在地上。终于，栗子羹露了出来，三爷满怀期待地咬了一小口，“真甜”，没怎么咀嚼，便化在了嘴里。一小口、一小口，她保持着平稳等量的节奏，很快，栗子羹只剩下了一小截。她扬起了头，张大嘴，像是变成了一个大漏斗，双手举到了漏斗口的上方，一使劲，剩下的一小截栗子羹准确地掉了进去，她满意地低下了头，闭着眼睛，享受着这最后的美味。看她吃得高兴，我凑到耳边跟她说，“以后我就叫你三爷吧。”她和我说过，她在家里同辈的孩子中排行老三。“什么？”三爷还在闭着眼咂摸着嘴巴。“我想喊你三爷。”我朝着她耳朵边大声地喊道。她扭过脸来，看着我，咽掉了嘴里的栗子羹，突然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成，以后三爷罩着你。”我嘿嘿地傻乐起来，在我的心中，她特别仗义，当得起这一声“爷”。从那天开始，林木木同学就变成了我口中的“三爷”。
躺在草坡上的时候，我睡着了。梦里，我坐在教室的座位上，三爷转过头来跟我说，“我爸明天烙馅饼，放学去我家吃吧。”“啥馅的？”“猪肉大白菜。”“好，我就爱吃猪肉大白菜馅的。”天黑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硬板床上，流着口水。天很快便亮了起来，我麻利地套上背心，枕头上是一股臭乎乎的哈喇子味。场景再次切换到学校的水房里，我嘴里叼着一小块馒头，趁人不注意把饭盒里的东西都倒到了垃圾桶里，为的是放学后能多吃几口馅饼。那是一个很大的垃圾桶，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我很纳闷，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人放学后要去别人家里吃好东西。如同快进一般，耳边想起了下课的铃声，我背着书包走在去三爷家的路上。三爷的家在向阳路上，这是一条很长的街，我曾经认真数过，从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需要走23分钟，中间要路过11个路灯杆和3个电线杆，还有2个路标牌，分别写着向阳路东和向阳路西，这些路灯杆、电线杆和路标牌上，永远贴着各式各样的小广告，有的是神奇的医术，有的是“办证”这两个汉字的各类书法展示。三爷家的门，就对着一个贴着狂草体“办证”的电线杆。最后一个场景，我并没有吃到香喷喷的猪肉大白菜馅的馅饼，我和三爷坐在小马扎上，她双手托着下巴，面无表情，我则是一脸沮丧地看着她，问她为什么没有馅饼吃，“我爸走了。”她冷漠地说。我急得哭了起来，“那我再也吃不到馅饼了。”我哭得特别伤心，泪水流在脸颊上，很痒。我用手抓着脸颊，醒了过来，看了看手指，是一个小虫子稀烂的黑色印记。草坡上并没有三爷的身影，我站了起来，四下里张望，发现三爷蹲在了荷花池边。“喂。”我冲她大声地喊着，怕她掉进池子里。三爷站起身来冲我招了招手，我收拾起地上的东西，拎着我俩的书包，一路下了草坡。
“那个塔你上去过吗？”我摇摇头。“走，带你上去。”三爷背上自己的书包，朝着凉水塔的方向走了过去。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塔，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它是可以上去的，塔的台阶是木头做的，踩上去吱吱嘎嘎的。塔一共有五层，我俩小心翼翼地爬到了塔顶，站在围栏边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如果认真看，我甚至觉得会看到幸福道农贸自由市场，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围栏并不高，我俩站在边上，胳膊正好可以搭在上面。已经是下午了，阳光已寻不见刺眼的亮度，远处的天际润成了一片绯红，那应该就是晚霞，只是我从没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去欣赏它。如同那副街巷里两个拉长的身影一样，这片炫彩晚霞下两个置身于塔顶围栏的孩童，也应该是摄影家镜头下亦或是画家笔触下的绝妙所在。这时，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应该还会捕捉到这样一段影像：男孩问女孩，我们回去的时候14路车还有吧？女孩告诉男孩，还有，放心吧。男孩又问女孩，你说咱们回去晚了会挨揍吗？女孩告诉男孩，别担心，我罩着你。
这是1990年郁郁葱葱的夏天，那年我十岁，三爷也十岁。（完）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