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我们在罗布泊游荡了22天后，终于回到J市，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1、偶遇徒步罗布泊故人
2016年3月的一天，那位曾经与我一起徒步罗布泊的同城媒体副总编W请吃饭，在酒席上，我意外见到了当年罗布泊探险队的队长兼总指挥——W总，这位当年曾叱咤罗布泊的探险者，J市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如今已经年近七旬，退休多年。
W总也没想到会遇上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当初不让你在十级沙尘暴里上大号，你非要去，说是习惯改不了，过去这么多年，习惯改了吗？”
座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今年3月份那会儿，我正在最后决定是不是要跳槽，一方面很不舍，一方面又觉得迟早要走，百爪挠心般的烦恼，简直就像是有几千只小猫在撕扯自己这小小的心脏。
菜咽到嘴里，不知道什么滋味，别人说什么话，我也根本不进脑子，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知道我在罗布泊十级沙尘暴里非要上大号经历的人，全都笑抽了，我也只好讪讪地咧咧嘴，做出一个笑的模样。
吃饭。
我挨着W总坐着，他给我夹菜，夹到我盘字里时，他想招呼我一声，“张……”，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喏喏地接了下去：“张……张老师。”
我顿时一呆。
十几年前，在罗布泊的那段往事，一下子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历历在目。
2、“一饭之恩”
2004年12月，我们去罗布泊探险时，W总是探险队队长兼总指挥。他是军人转业，身上有着军人的刚硬气质，他曾把J市一家濒临倒闭的建筑企业，改造成一家很厉害的大企业。当时他50多岁，酷爱探险和摄影，拍的照片也是一绝。
曾经有一次，一群野骆驼以比我们越野车还快一倍的速度从远处跑过，W总不管不顾往前一跳，抓起相机来就拍——结果只有他拍到了飞奔的野骆驼，但也把脚给崴了。
在罗布泊的22天里，我每天与另一位媒体同行——就是那个长得挺帅的同城媒体副总编W一起，写穿越罗布泊寻找彭加木的稿件，一天一篇。
罗布泊里当然不可能有手机信号，于是我们的写稿模式，就是每天晚上结束寻找后，回到营地，连饭也顾不上吃，先在本子上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写下来，然后通过卫星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报社后方的编辑听，他们记录下来，第二天见报。
那时候，每天在本子上写完当天的稿件，就到晚上九点十点了，我们住的是上百公斤重的大帐篷，很厚，呆在帐篷里打卫星电话，信号非常不好，时断时续听不清，于是我一般都是站在帐篷外面打。
夜里的罗布泊非常冷，零下三十多度，而且越往罗布泊腹地走信号就越不好，每天都要站在帐篷外面断断续续打上一个小时，才能读完稿子。收起电话后，才发现全身都冻僵了，尤其是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连卫星电话都拿不住。
这时候，一般都到晚上11点了。
因为忙着赶稿子顾不上吃晚饭，而且还要到帐篷外面去读，厨师也就把我们给忘了，回来时他早睡下了，帐篷里黑灯瞎火的，于是我常常饿着肚子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刚读完稿子，又快11点了，我哆哆嗦嗦地跺着脚准备回帐篷睡觉，却看见W总端着个碗，朝我走来。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碗，可手已经完全冻僵了，没有知觉，刚接过碗，结果咔嚓一声，碗掉到地上，里面的羊肉炖胡萝卜撒了一地。
在罗布泊，粮食和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要不然也不会20多天不洗脚刷牙洗脸，更何况，人家给我做饭等到这么晚，我怎么能摔了呢?下意识地，我赶紧跪在地上，把碗里的菜捡起来，也顾不上里面搀着的沙子，呼啦啦就给吃了。
在罗布泊遇上沙尘暴是家常便饭，羊肉拌沙子更是餐餐都有，早已把自己的小胃练成了强大的鸡胃。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吃完后把碗递给他。W总接过碗，一句话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每天晚上十点多甚至更晚，别人都睡下了，W总都会等着，估摸着我快读完稿子了，他就悄悄把剩下的饭热一下，等我回帐篷吃。
在罗布泊，我一共写了22篇新闻稿，每天一篇，W总也一直每天夜里给我热着饭。
3、没有什么习惯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在寻找彭加木的十几天里，我们寻找的区域主要是盐壳地，几乎每个人的鞋都给扎烂了，脚也血乎淋拉的。
我第一次走沙漠，没经验，就带了一双袜子，连穿了好多天每天也不换袜子，时间长了，血就与袜子粘到了一起，脱也脱不下来。
W总就教我，憋住气，忍住呼吸，猛地一下连皮带血拽下袜子，然后把脚插到沙子里，反复摩擦搓，这叫“沙疗”——你别说，还真管用，脚不但没有感染化脓，反而在沙子里快速止血，还消了炎。
W总的脚也是都被磨破了，他有糖尿病，脚破了很难好，不过W总性格坚强得很，他也是一下扯下袜子，然后把脚埋到沙子里“沙疗”，我们一老一少，经常就这么一边在沙子里摩擦搓着脚，一边大声谈笑，说到开心处，两个人一块哈哈大笑。
然后，他就会去帮我借袜子。“喂，你们带了几双袜子？匀出一双来给大波波……”
靠！我这才发现，人家都是带着十几双袜子进罗布泊，就我带了一双。然后靠穿着百家袜，走出了罗布泊。
在罗布泊，我跟他学会了怎么用一根头发挑破脚泡，怎么用沙子消毒，怎样在沙尘暴里忍住不上大——其实最后这一点我始终也没真学会。
在那次著名的十级沙尘暴里上大号被刮出去几个跟头之后，W总就一个劲地摇头叹气，说：“没有什么习惯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很多习惯，要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社会就是这样。将来你就会明白了。”
后来，我的确明白了。长大后的我只守住最底线和最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底线的东西不能变，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变不变无所谓，而处于中间阶段的很大一块“习惯”，都让位给了环境。
这些天，我学会了很多。
4、一百万啊一百万，可是我不干
从罗布泊出来，我家人来人往，来的都是说客。
先是W总公司里的副董事长、办公室主任、探险队员，然后是我们报社和集团的领导，主题只有一个，W总想认我做干女儿，希望我能叫他一声干爹。
当时他就一个儿子，没在身边。
我知道他是真心的，就我这么一个芙蓉姐姐扩大号，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夜晚跪在盐壳地上捡起带着沙子的饭，那个十级沙尘暴里咕噜噜滚出去还要上大号的野胖丫头。
但是，我接受他的人，却不能接受他的身份。大波波无法容忍别人说一句：“大波波认了一个大老板当干爹耶。”
那样，大波波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啊。
大老板，成为横亘在我们之间，始终无法越过的鸿沟。
单位有人劝我，你认了他吧，好让他给咱们投广告呀。我说，边儿去……
后来，他们说可以往报纸上投一百万广告，换取我跳槽，去他们公司做宣传处长，薪酬可以商量，或者叫他一声干爸。
一百万啊一百万，可是我不干！
那时候的我有新闻理想，而且除了新闻没有别的理想。我靠，请不要以今天的目光杀死十几年前蠢萌的我。
后来，我结婚，W总和探险队队员们都去了，新娘子大波波我穿着一身湖蓝色的晚礼服，袖子一撸，奥，礼服没袖子，那就一脚踩地一脚踩着椅子，跟这帮哥们喝得昏天黑地晕了吧唧。
他就住在我们报社附近，但我们很少见。
再后来，就没了联系……
5、一声“干爸”，迟到了十几年
再见，已是十几年后，在这场事先互相并不知晓的酒席上。听着他迟疑着叫了一声“张老师”，我突然觉得心里一酸。
从罗布泊出来几年后，他就退了休，如今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爱摄影，爱锻炼，爱吃胶东大包子，还是那么一副军人的硬脾气。
此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大老板”那道鸿沟，已经彻底填平，他只是一位普通退休老人，我是事实上的中年妇女，我们一老一少，不，是一老一中之间，再无心理障碍。
饭桌上，我想叫他一声“干爸”，但迟疑很久，还是没叫出来。
终于，酒席结束，有人送我们回家。我跟他并排坐在车后排座位上，谁都没有说话。
终于在快要到达他家时，我鼓足勇气，叫了他一声“干爸。”
他没说话，把头靠在车后座上，半天不说话。
我解释：“当年我不愿意喊你，是因为当时你是个大老板，我不想高攀。”
他点头，说：“我明白，丫头。”
此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经常问候他一下。有一天，他在泉水边拾了几根水草，回家后放到脸盆里，水草竟然开了几朵白色的小花，老头高兴坏了，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没见过的稀罕事，他开心地像个孩子，我在电话那边，也开心了半天。
其实，我大学毕业后就一个人留在J市，这里没有家人没有亲戚，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渴望有人会像家人那样关心关心我，我有苦恼时也可以有人说一说。
但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我有洁癖，我不想掺杂进去任何东西。但求心之坦然，这样交往起来才更自然，心里也更舒服。
一声“干爸”，迟到了十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