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房思琪事件后，她的死、她的事件本身以及她的作品，似乎都成为了一种营销手段。在相似题材的作品营销中，被反复引用。但这种引用有时却是失利的，比如《冬将军来的夏天》，因为号称“房思琪的姊妹篇”而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感，从而一路在豆瓣评分上跌下神坛。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真的不够好，也不尽然，更多时候也许只是它的营销噱头，触碰了很多房思琪读者的底线，让他们感觉到那部因作者本身的故事，收获了太多悲悯情怀的作品，遭到了侵犯。
然而将房思琪作为营销噱头的行为，并不能成为打击一部作品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就如同网络评论所说，“假如一本书因为营销被判死刑，那写作又算什么？营销的陪葬吗？”另一方面就如同《冬将军来的夏天》这本书的编辑所回应的那样，“文案不这样写，又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看这本小说？”
不得不承认，许多读者正是一面受着“房思琪”的吸引，一面又来唾弃这样的卖点。但如若不是房思琪，可能这些读者并没有阅读这本书继而义正言辞地唾弃它的机会。所以说，文案终究是为了推广作品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诋毁或者拒绝一部作品的理由。
而今天我想要介绍的，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生命暗章》，它依然选择了“房思琪”作为营销的卖点，被称为是“与房思琪一样勇敢的作品。”但它的内容却值得我们反思和为之震撼。所以我们姑且放弃因营销而起的成见，不谈房思琪，只来谈谈这本书的作者李怀瑜。
李怀瑜，美籍华人，作家、制作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伦敦大学创意写作文学硕士学位。常年从事创意产业工作。正是这样一位独立现代女性，在29岁时遭遇了一场可怕的袭击，从此成为了她生命里永远也无法抹去的黑暗章节。
李怀瑜多年一直有寻找步道的爱好。在步道上行走，欣赏乡间风景，让她有一种短暂脱离世俗的宁静感。但没成想，对步道的追寻有一天会成为她的噩梦。
2008年，李怀瑜在前往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参加一项庆祝受难日协议十周年的重要活动期间，与往常一样，寻找步道健行。在途中，她遭遇了一名男子的袭击。充满暴力的手段，污秽的言语都让她无法忍受，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那名男子，是个让她毫无戒心的，只有15岁的男孩。
这件事情给李怀瑜的内心造成了严重的创伤，除了事件本身的毁灭性，社会各界的反应、医疗体系无理的漠视、司法系统反复的检查、世人难以分辨的眼光，以及审判时被告律师的恶意诋毁与刁难，都几度让她感觉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但她并不想让这件事彻底毁了她的人生，所以她需要一个疗愈的机会。
她选择把这一切写出来，将性侵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场心理活动，所遭受的每一次温暖以及不公的待遇，以小说的形式，在文学的世界里加以重构，从而使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略带抽离感的角度审视这段过去，获得新生。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生命暗章》。
《生命暗章》整部小说，由两条故事主线交织而成，一条是被害者薇安的故事线，另一条是施暴者钱宁的故事线。这两条故事线，在生命的某个章节，由于一次步道健行，一个公园，一次性侵事件交汇在一起，成为了他们各自人生的转折点。李怀瑜正是用这样的写法帮助自己、其他的受害女性、乃至施暴者及整个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温暖的疗愈。
一、从“女性原罪论”中解脱自己，那真的不是你的错
李怀瑜之所以将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写在《生命暗章》里，以残忍的方式去回忆、分析、呈现那段过去，其中一点就是为了证明“女性原罪论”是一种可怕且可笑的观念。
在性这件事上，女性一直是一个弱者的角色，这不仅在于其生理上的被动地位，更在于社会施予的舆论压力。“女性原罪论”就是其一。
“女性原罪论”最早在《创世纪》中就有所体现。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使自己与丈夫亚当吞食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旨令。夏娃不仅害自己和丈夫被赶出了伊甸园，更使自己获得了生育之苦的惩罚，使丈夫终身饱受劳作之苦。因此可以说，这段神话，似乎将女性描述为了人类堕落以及受苦的根源。
从很多评论解析中都可以看出，《创世纪》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它以男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社会，审视女性，并将“原罪”强加给女性，从而展现男权视角的征服与统治欲望。这种思想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在女性问题上的观念。性侵就是很明显的一例。
在性侵这一问题上，女性的“原罪”一直没能得以赦免，社会舆论始终将这样的头衔强加在女性身上，衣着暴露、行为不端，似乎是由于女性的引诱才致使性侵事件的发生。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小镇，曾经举办过一场名为 “这是我的错吗?（Is it my fault?）”的展览，展览陈列了多名女性在遭遇性侵当天所穿的衣服，大多是一些普普通通的T恤、休闲运动类服装。这其中很多女性只是在做一些寻常的散步、加班、运动、出游，却不成想遭遇了命运的转折，更无从谈起“刻意引诱”。
在《生命暗章》中，薇安也是如此，在遇到那个孩子时，她正一如往常寻找步道健行，穿的是再正常不过的健行服。她只是用稍微友善且正常的态度，回答了那个孩子几个问题，在发现被跟踪时，放松了警惕，误以为这个小她一半的孩子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并且在遭遇侵犯时，为了保住性命，说了一些言不由衷地刺激男性欲望的话，结果却成为了对方辩护律师诋毁她，以及现场听众质疑她的理由。而在遭遇性侵之前，她明确的拒绝以及抵抗，却被很多人视而不见。
“为什么遭遇性侵的是你而不是别人”这样的问题、言论不断攻击着被害人，让人无从回答。而这其实也正是被害人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将女性从“原罪”中解脱出来，那么性侵始终会成为所有受害女性，乃至整个社会的“难言之隐”。
二、亲爱的姑娘，请别躲在阴影的角落里继续伤害自己
《生命暗章》所揭露的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经历，在这部小说里，她通过诉说自己的遭遇，得到了很多来自周边朋友的反馈，令她惊奇的事，这样的事竟然在如此多亲近的人身上都曾发生过，却几乎没有人说出来。凯洛琳就是其一。
凯洛琳是一位身家不错的姑娘，在她暑期去华盛顿特区实习期间，有一个来往频繁的男生，私交较好。那时，凯洛琳已经有了男朋友，从未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前一秒钟还在一起说笑、玩乐，下一秒钟却把她压制在了床上。
凯洛琳说，“我并没有同意，但为了设法让剩下的夏天可堪忍受，我告诉自己，我和这男生在交往。”于是她整整忍受了这个让人作呕的男生一假期的暴行，直到最后假期结束，还与他吻别。她对于那男生的厌恶以及对于自己行为的厌恶和不解，始终折磨着她，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最终她不得不离开她的男朋友，去接受心理治疗。
为什么如此多的女性，不愿说出自己被性侵的遭遇？其实除了强压在女性身上的“原罪论”以及社会各界的眼光之外，频繁的取证，迎检，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遭遇，都给女性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二次创伤。
薇安在遭遇性侵以后，选择对警察说出实情，出于取证需要，她被迫重复当日性侵发生的全部细节，包括她说了什么，甚至于她被迫换了多少种姿势。不仅如此，为了使证据更加充分，她被要求一次次地穿上那件被撕裂的胸衣，站在摄影师面前，展示她身体的创面，她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各种取证检查以及性病预防的治疗，并在心理咨询室里不停地回忆述说那些痛苦的细节。这些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性侵这样如此私密的事件，就被以这样的形式残忍地公之于众。在所有与案件查办相关的人面前，她被“一览无余”。即使在最后关头，一切早已经水落石出，她仍需要站在原告席，接受辩方律师的刁难，将一切耻辱原原本本的公之于众。
在类似的案件中，受伤害的是女性，遭受质疑、甚至辱骂的也是女性。这正是矛盾点所在，就如同李怀瑜在书中所写的一样，难道这就是我们为了得到正义，而不得不屈从的事？也正是在如此的体制下，许多女性不得不选择逃避，更可怕的是，为了降低遭遇侵犯所带来的屈辱感，一部分女性还会强加给这样的暴行以“合理性”。就像房思琪一样，我觉得我必须要爱他，这样才能让自己活下去。这也正是为什么，有百分之七十的性侵源于熟人作案，却有百分之九十的女性不愿意说出来。
而这正是李怀瑜写下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她想要提醒所有遭遇性侵的女性，错的不是你，勇敢地说出来，去维护自己的正义，哪怕那很难，很痛苦，但至少无须一辈子躲在阴影里，至少可以有重获新生的希望。
三、施暴者也是人，他们理应被以“人”的方式对待
从素媛、到房思琪再到李怀瑜，性侵事件为何屡禁不止？为什么他们会对女性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正是李怀瑜不解并希望能够解开的谜题。而这个谜题，也许就藏在这本书里。
《生命暗章》一经出版，就荣获了非布克奖，足以说明，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原原本本再现了女性遭遇性侵犯的发生、调查、迎检的全过程，更在于它同时展现了侵犯者的思想活动，以及家庭教育生活背景，让社会得以站在侵犯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的发生，从而达到疗愈社会的目的。
心理学家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类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易冲动，有很强的危害性。他们通常是随机犯罪，易受情感支配，害人害己。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尚未明确，但一般认为，这一方面源于先天的大脑缺陷，另一方面就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家庭关怀，教养方式，都会影响孩子对于社会的认知。而钱宁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钱宁是个漂旅儿，一个活在社会边缘，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家庭的孩子。他从来无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取正当的福利待遇，相反，只能以一种蚯蚓的姿态，蜷缩在狭窄阴暗的房车里，苟且偷生。在他们心中，有这样一种反社会的概念，社会不会主动给你你该获得的东西，只能靠你自己去抢夺。所以他们时常偷盗、施暴、说谎，继而被污蔑、嫌弃、厌恶，造成了恶性循环。
但并非所有的漂旅儿都是危害社会的种子，只要他们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和来自家庭的关怀。可惜的是，钱宁并没有这么幸运。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把他给了父亲，而父亲更是时常外出酗酒，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加，只有哥哥在乎他的死活，而也正是哥哥教他偷盗，鼓励他用暴力的手段得到女性。
但在李怀瑜看来，钱宁并非是无药可救的，只是在成长经历与环境中，他被塑造了错误的价值观，厌恶女性，并且熟悉暴力。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指引着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他是可以悔改并有希望悔改的，即使他嘴上说着要弄死那个贱人，他依旧明白，自己似乎做了不该做的事。
社会的整体运转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当皮肤冒出了一个脓包，我们并不能把所有的错都归结于这个脓包，好像只要挖掉它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们必须去反思和挖掘，我们的脏器、血液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对症下药，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而对于这一个个脓包。就像李怀瑜所说的那样，“社会必须以‘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加害者。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怪物’。”从根上清理掉血液和脏器的垃圾，才是避免脓包出现的根本举措，在那之前我们要做的，是给予适当的关怀，给它适时地涂药。
《生命暗章》对于李怀瑜来说，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章节，将她的人生从云端推向了谷底。就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十分钟可以让人免于几近致命的车祸，或遇上一生的挚爱，甚至可能会遇上强奸我们的人。但人生就是如此多的机缘巧合与“刚好”，刚好在那个时段，她出现在了那里，改变了一切。所以既然人生永远不会再像事件生以前，那就选择一种勇敢的姿态，去面对事件发生后的人生。
在这本书里，李怀瑜给了自己温暖，给了施暴者理解，也给了社会及其他受害者勇敢推进改革、推进自我人生的勇气。
“我希望有一天受害者们能以更公开的方式谈论经历，不必因此感到羞耻或遭受批判。同时我也希望有一天各国公家机关能妥善提供受害者需要的协助，并公正的将罪咎与责任加诸于理应背负的人。我愿意相信那天一定会到来，而所有人都有力量参与推动及实现。”
愿这所有的一切，会向她所希望的方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