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第二届在华传教士大会闭幕后，执行委员会用了一年半时间最终确定了和合本圣经译者。官话译本修订委员会最终确定7名成员：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文书田(George Owen,1843—1914)、富善（Chauncey Goodrich）、海格思（J.R.Hykes，1851—1921）、托马斯·布拉姆菲特（Thomas Bramfitt）、倪维思（J.L.Nevius，1829—1893）、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1891年11月，所有参加三个译本翻译工作的译者齐集上海开会，确定翻译原则，成立几个委员会来处理术语问题，确保三个译本协调一致。
（官话和合本译者与中文助手，从左至右：鲍康宁、刘大成、富善、张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
官话译本委员会制定的工作流程是，先将新约圣经分为几部分，每个译者认领一部分。译者先仔细修订或者翻译各自手头的经文，将其誊写在特制的表格中发给其他译者。其他译者检查核对后，将修改意见写在表格空白栏发还。原译者参考修订意见后，拿出最后译文，提交委员会审定。这样，一篇译文最终定稿至少需要四道工。各位译者平时生活在不同地区，来回交流讨论的成本不菲，而且，每个译者在复审其他译者提交的译文时，所耗费的精力不下重译一次。这就大大延缓了工作进度。
导致翻译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人事变动之外，还有译者们往往身兼数职，有其他事务缠身（比如其他事工、文学创作、教育事工等等），难以专心译经。
另一个原因是，官话和合本修订翻译这项工作难度相当大，因为官话（也称为白话）比文言文更难掌握。这些从事翻译的传教士自身最有发言权了，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这项工作不是简单地修订或做某些简单的解释，而是要将经文翻译成准确、通顺的官话。我们的经历表明，官话比文言文更难处理。整个工作仿似航行在前有锡拉岩礁（Scyllaz），后有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女妖的水域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危险，既恐陷入粗鄙的方言俚语，又怕孤高超远，仿如文言文一般。官话的词汇有限，文法结构缺乏弹性，而文言文所使用的词汇，可依据《康熙字典》（Imperial dictionary），而它的文笔，按洋人所习用者，如同皮球般富有弹性……而官话很难掌握，特别是用它来表达大多数保罗书信中的思想时更是如此了。”
不管怎么困难，毕竟都挺过来了。初期的磨合、讨论、沟通不可少，越到后来，传教士们越有经验，对官话也就驾轻就熟了。当然，这17年时间不可谓短，期间传教士的忍耐和毅力令人钦佩，特别是狄考文和富善，二人在这17年召开的8次工作会议中竟无一次缺席，其侍奉之恪尽其职、兢兢业业令人赞叹。
正是：十五年来译新约，殚精竭虑苦难言。并非吾曹不努力，人齐事易实难全
附录
这八次会议的时间和取得的成果如下：
1898年，完成《使徒行传》翻译。
1899年，审读完《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译文。
1900年12月4日—1901年6月1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修订完毕，准备排印。1901年12月16日到1902年3月31日，修订从《罗马书》到《腓立比书》的保罗书信。1903年10月16日到12月1日，修订的书卷包括《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希伯来书》。
1904年6月18日到9月2日，新约中文译本草稿完成。
1905年5月20日到10月11日，修订圣经译本，使译文统一连贯。最先审定的是四福音书。1906年5月4日到10月12日，完成了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的修订。标点符号的工作呈交给修订委员会主席狄考文处理。
参考文献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cords,held at Shanghai,April 5th to May 8th,1907,278-283.
引文参考了蔡锦图译文。见海恩波著，蔡锦图译，《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