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主题出版的学术性与普及性

——2020年继续教育培训小结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竞芬

聆听人民出版社辛广老师的《主题出版选题策划与实施》讲座，对比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范军老师的 《主题出版的“意义”与“意思”》，联想起自己工作以来几次与主题出版触电的经历，谈谈自己关于出题出版的一点肤浅认识，也算是对这次培训的一个小结吧。

正好最近一直在看《中国出版通史》，听辛老师讲主题出版的内涵与外延时，我就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主题出版。按照范军老师在文章中写的“主题出版就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辛老师也特别指出我们出版单位归中宣部所管，这就说明了主题出版的性质是一种“宣传活动”。看《出版通史》时，我也感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思想，历朝历代，无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罢，其实都是强调了文化最终还是为政治服务。只是每个朝代所采取的统治思想不一样，比如秦始皇相信法家思想，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相信的是共产主义，所以我们的主题出版应该是与此有关。按照范老师在文章所说，“主题出版源于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开始的相关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其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动员全社会团结一心，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篇章”。出版传播文化，文化服务于政治。

辛老师在讲座中列举的更为具体与详细，他指出，重大政策与工作宣导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十九大精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一带一路；中国经济新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纪念活动有：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共建党10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香港回归……重大活动与突发事件等：G20杭州峰会，北京APEC，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九一一”，非典，国际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点出了主题出版的理论色彩和时政性质，关于时政类图书资质和内容更为严格。其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规范表述，他归纳为：“一总四专”，“一总”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专”分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由此可见，主题出版的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而这种意义如何通过图书出版活动得以有效地呈现，如范老师在《主题出版的“意义”与“意思”》一文中所说，值得探讨。

首先，政治与学术如何达到有机的结合。无论理论思想研究也罢还是时政性质，图书出版都不只是简单的从概念出发，“主题先行”，拼凑填充，为传达思想而制造概念，为服务政治而编造故事。因为主题出版题材重大，意义非凡，宣导性强，官方关注，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力度空前，需求大增，又有团购市场，近年来成为图书出版的重中之重。全国大小出版社看到此类出版物形势大好，极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可能性，于是一拥而上，竞相策划申报有关主题出版的选题，仓促成书，造成主题出版类图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正如范老师在文中指出的“现今有个别不是党史专家者却在短时间内编写出版了关涉党史重要问题的‘鸿篇巨著’，有从来没有研究过军史的人士一夜之间成了重大军事题材领域创作的‘大牛’，但严肃的题材、宏达的叙事中往往错漏摆出，严重失实。”他指出“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论证，都是学术理论性主题出版有效彰显其重大意义必不可少的”。辛老师也在讲座和他写的《主题出版图书策划的六个关系》一文中强调“主题出版图书特别是政策性、理论性较强的时政类图书，作者一定要力求权威与优质。作者的权威性、优秀度是此类图书成功的核心要素”。并举例说人民社出版的《“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与《“四个全面”：新布局、新境界》“发行量都在几十万册，远高于其他版本。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的权威性，这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一个是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两本书一本是官方评论，一本是知名专家的解读，其权威性显而易见，社会影响力与读者接受度自然就大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参加工作之后不久申报的一个选题，《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当时我和总编一起去中央党史研究室拜访第一研究室主任黄修荣老师时谈下的一个选题，当年选题论证通过后，我们就签了合同，160万字，2004年交稿，却因为后来成立综合编辑室之后，当时的分管领导大概是考虑我手头事情太多，建议把这个选题给撤了，当时我给黄老师打电话说这件事觉得非常遗憾，他还笑着安慰我说，没关系的，反正我们还没交稿。后来在集团组织主题出版策划大赛中我又提交了他儿子黄黎撰写的一本书稿《密档深处的那些事——从共产国际解密档案透视中国革命》，30多万字。黄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系《复兴之路》展览项目组的主要成员。这本书合同也签了，书稿也都到了，我又是分身乏术，无奈只好让他转给别的出版社。这两个选题，都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得非常好的选题，非常有理论价值，权威机构，党史研究专家，一手资料，图书如能问世，必然是主题出版中的优秀理论著作，在党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只是很可惜，因为领导缺乏相应的政治敏感度，不够重视，加之我个人在单位人微言轻，又分身乏术，因此失之交臂。

其次，“意义”与“趣味”的关系。也就是主题出版的普及性问题。马克思在致信拉萨尔评述其剧作《济金根》时提出了“席勒式”问题,认为拉萨尔“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样，主题出版类图书应该避免把自己变成单纯的“口号式”宣传工具。也就是说，“意义”不能成为枯燥乏味的抽象概念，而应该包孕丰富思想内涵可以无限生发且富有感性的理念。用范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把抽象的、宏大的‘意义’与具体的、能真切感受到的‘意思水乳交融，二者就会相得益彰，互相生发’”，“把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统一起来”“以故事讲思想”，“在特殊中呈现普遍，在个性中反应共性”他举了商务印书馆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推出的一本很有社会影响的图书《信仰的力量》，还有人民出版社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时推出的《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征故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的《最美中国人》。辛老师也提出主题出版不能认为只有鸿篇巨制才有价值与意义，而从阅读与传播效果角度看，从小而精、微而美上下功夫则更容易取得成功，比如他提到人民社出版的《雷锋画传》，虽然全书才3万字，读者一个小时就能看完，但是照片生动，版式设计精致美观，一问世就从同类题材的图书中脱颖而出，销量超过了20万册，不仅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还得到中央领导表扬，还入选了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广电总局的相关重点推荐项目、农家书屋等。这让我想起自己策划出版的两本小书，《文物背后的历史》和《长征文物背后的故事》，策划的思路就是“看文物讲历史”，“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段历史都有沉重的时代话题”，在欣赏文物重拾历史的过程中回顾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崛起腾飞曲折坎坷的复兴之路。作者是党史研究专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绘图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后，强强联手，图文并茂。《文物背后的历史》一书出来后很快加印，入选农家书屋后更是不断重印，这在我们社是很少见的。这本书就是把意义和趣味结合得天衣无缝，小故事，大历史，以小见大，不忘初心，长征精神代代传。

综上所述，我觉得主题出版类图书要做好，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主题出版的内涵与外延，认识到其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就是要处理好政治与学术，“意义”与“趣味”的关系，让其意义变得有意思，从而得以有效呈现并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