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为何组织编撰《吕氏春秋》？“一字千金”，有何用意？分十二纪、八览、六论，有何考量？

一、怎样一本书

《吕氏春秋》也称《吕览》，为何？缘于司马迁的修辞之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此书，非诸子百家之言，乃秦国官方之语。那么，何以贯个人姓氏？周王室虽亡，诸侯国尚存，名义上仍为周天下。故以吕不韦之名，发嬴政将改朝换代之宣言。

早在秦武王，就将周赧王逐出“成周（东周）”的王宫，而寄居于“王城（西周）”。

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公被迫献“王城”给秦昭襄王（嬴政的爷爷），周赧王郁闷而死。

秦庄襄王（嬴政的爸爸）刚登位，东周公与诸侯密谋伐秦。吕不韦乘机率军灭“成周”，将东周公迁到“阳人聚”，周王室不复存在了。

《史记•吕不韦列传》言：“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今天所见《吕氏春秋》有十余万字，“二十”当为误刻。司马迁只看到表面，没参透吕不韦“舆论先行”之意。十二纪，承接周朝文化遗产；八览，遍观诸侯、公卿、大夫及君子的言行；六论，阐明秦国主张。“一字千金”，造影响，传声誉！

二、吕不韦的“序意”

《吕氏春秋》之十二纪，末有一篇章，称之“序意”。从其所言，出自吕不韦之手。

开头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何谓涒滩？《尔雅•释天》有言：“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此段话意思：秦王政八年的秋天，这一日为甲子，正好是初一。此刻，乃申时，也就是下午3至5点钟，我拟好十二纪的“序意”。为什么写此文？今天早些时候，有一位旧时好友来家，问编撰十二纪的目的。我告之，让嬴政一统天下。旧友知晓“奇货可居”的底细，他心事重，一命呜呼。故写此文，铭记之。

何知旧友一命呜呼？吕不韦写了一件事，以喻之，即：

“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青荓进视梁下。

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荓曰：‘去长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

青荓非乐死也，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让，可谓之友也。”

三、月份名称二合一

周历建子，商历建丑，夏历建寅，也就是“正月”递进相差一个月的时间。周历与商历，各月称：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夏历，各月称：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

《吕氏春秋》十二纪，正式宣布实施夏历。怎见得？各章“一曰”起头，均以夏历称谓月份。如，“一曰，孟春之月”、“一曰，仲春之月”。

同时，可用数字称谓月份。怎见得？各章“一曰”文后，以数字月份为小标题。如，“一曰，孟春之月……”，为“正月纪”；“一曰，仲春之月……”，为“二月纪”。

也就是说，称孟春、仲春等也行，称正月、二月等也行。实际上，停用了周历。

在此，附带说几句，秦汉墓出土的“书”，绝大部分为竹简。显然，平时卷起来放置，为方便查找，将书名或章节标题写在最后一支简。故而，今所见明清刊本，绝大多数仍将章节标题置于文后。

从各章“一曰”内容看，整合了周公《时训》和《月令》。这也就意味着，废除周公《周月》。应该说，这是认识自然规律的倒退行径。何出此言？

周公建子，是以“冬至”所在月份为一年的开端。而“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即南纬23°26'线。哀哉！

四、春夏秋冬及方位

春夏秋冬，称四时，而不称四季。季，三也，用指四时各自第三个月。

《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讲到太阳一年中在四时十二个月所处位置。怎见得？

孟春，日在营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

孟夏，日在毕；仲夏，日在东井；季夏，日在柳。

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

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

实际上，是以恒星为参照物，描述地球公转。当然，先秦人认为是太阳运行轨迹。

同时，讲到晨曦、黄昏可望见的星，用以参定四时十二个月的早晚时间。当然，先秦人不知地球自转，而认为星在移动。“一曰”所言：

孟春，昏参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昏斗中，旦毕中；仲秋，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季秋，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昏娄中，旦氐中。

如此这般，人们仰望天上的星星，就会知道身在哪时哪月、什么时辰了。

时空概念，少不了方位。《吕氏春秋•季夏纪》言：中央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

可见，中央土，上对天上的北极五星，即：太子、帝、庶子、后宫、天枢。

那么，东南西北呢？《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所言：

春，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

夏，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

秋，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

冬，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

八七九六，指哪四个星宿，已不得而知。但指什么方位，借助《素问》，可获知。《素问•金匮真言论》言：

中央黄色，其数五，其臭香；

东方青色，其数八，其臭臊；

南方赤色，其数七，其臭焦；

西方白色，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其数六，其臭腐。

显然，一一对应。这就是：九八七六五，相对西东南北中。

古医书，为什么讲方位？来看《针灸甲乙经》给出的答案，即：

“东方，滨海傍水，其民食鱼。嗜咸鱼者，使人热中。咸者胜血，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臃肿，其治宜砭石。

西方，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北方，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炙焫。

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臊，故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

中央，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物者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

五、去害养生

《鬼谷子•持枢》言：“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

先秦人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强调天人合一、春宜养生等。《吕氏春秋•季春纪》之“尽数”，专讲养生，全文如下：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

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

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䁾，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蹶。

轻水所多秃与瘿，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尫与伛人。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

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

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提倡养生，抵制迷信，仅从这一点，即可知秦胜六国矣。

六、饮食文化

辅佐商汤灭夏桀、做了商朝三代相国的伊尹，乃厨师出身。《吕氏春秋•审应览》之“具备”，有言：“伊尹尝居于庖厨矣”。

那么，伊尹厨艺如何？《吕氏春秋•孝行览》之“本味”，讲：汤得到伊尹，先请吃顿大餐，问之感受。伊尹借说味道，而论夺天下。

伊尹说：“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有东西，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当然了，做菜做饭有门道。“凡味之本，水最为始”。哪里水好？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

做菜，讲究去腥、臊、羶。“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獾者臊，草食者羶。臭恶犹美，皆有所以。”怎样具体操作？

“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羶，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哪些食材为上品？“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

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鳣；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馀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

调料，哪些为佳？“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

主食，哪些为佳？“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

果品，哪些为佳？“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

先秦饮食，除讲味道，还讲药膳。在《周礼·天官》中，有“食医”一职，“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齐，看齐之意。“凡食齐眡春时，羹齐眡夏时，酱齐眡秋时，饮齐眡冬时。”

四时，各有所补。“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饭与菜，要搭。“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蓏。”

先秦人的智商，高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人群，不能不说与饮食有关。

七、五谷六畜

《吕氏春秋•孝行览》之“孝行”，有言：“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调，养口之道也。”

六畜指马、牛、羊、猪、狗、鸡。在《尔雅•释畜》中，交代得清楚。五谷，说法不一。《吕氏春秋•士容论》之“审时”，给出的是：黍、稻、麻、菽、麦。其言：

“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饴。”

“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秱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

“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枲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

“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

“得时之麦，秱长而颈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䅵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

原文，在“得时之黍”前，还有一段，即：“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

禾，为何在“五谷”之外？在《韩非子•外储》中，有这样文字：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

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

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由此可见，周朝人宴席，水果与饭菜一块摆上桌，先吃水果后吃饭菜。从孔子之言，“黍者五谷之长也”，禾也就不是五谷了。

“得时之禾”一段文字中，有禾，有粟，有米，怎么理解？皆粮食统称，禾者未脱壳，粟者脱壳，米者已成熟饭了。

八、九州版图

九州，始于大禹治水。此前，为十二州，这见于《虞书•舜典》，即：“肇十有二州”，“流共工于幽州”。

据《夏书•禹贡》，九州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显而易见，十二州的幽州，被合并了。

九州，既是版图，也是政体。王国居中，诸侯国拱卫于四周，建成“联邦制”，持续到周朝。

周穆王在位，作《职方》，重新界定了九州。何以见得？《逸周书•职方解》言：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鸡狗鸟兽，其谷宜稻。

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颖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荧洛，其浸陂溠，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犬，其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庐潍，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

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强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须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

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扬纡，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

总体上，人口男少女多，也说明女人寿命相对长。就名称而言，多了幽州、并州，少了徐州、梁州。只是改名称吗？

《夏书•禹贡》言，“海岱及淮，惟徐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这与“东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所处方位不对。故其他州，虽同名称，但有的所指地理位置，却是不同的。

由此观之，《吕氏春秋•有始览》之“有始”，其讲“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这就有代行“天子”重颁九州的意味了。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九、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之说，最有可能，来自周公。何以见得？

《逸周书•附序》言：“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明确：“静民则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

三皇五帝，后人谥之，精神的寄托，统治的需要。在《周礼•春官》中，有“外史”一职，其职责：“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可见，收集、整理、宣传有关三皇五帝的文字资料，是官方的一项专职工作。

《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讲祭五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这该是正统说法。

太皞，为伏羲氏，虽没直接文字记载，但不会错。少皞，为帝挚，白纸黑字。《左氏春秋•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对昭子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这就清楚了，何来“龙的传人”？何为“炎黄子孙”？

那么，三皇为谁？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等人为嬴政上尊号，讲：“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况且，司马迁说，先秦诸侯史记都被烧了，“独有《秦记》”。也就是说，《秦始皇本纪》所言，取自《秦记》，有极高可信度。

这样，也就清楚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十、三王五霸

《吕氏春秋•先识览》之“观世”，有言：“王者不四，霸者不六”。可见，三王五霸，有专指，是一个固定词。

先说三王。从《春秋左传》中的引文，可知周王室编有《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这与“孔壁书”相符。由此观之，周王室将尧、舜、禹归为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恃君览》之“召类”，言：“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显然，三王指尧、舜、禹。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勿躬”，又言：“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从中，不难看出，三王顺着五帝下来，乃官方说法。

再说五霸。《吕氏春秋•仲春纪》之“当染”，言：“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显然，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荆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

但要搞清一个问题：五霸与五伯，是一回事吗？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贵公”，言：“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知度”，言：”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

管夷吾，即管子。百里奚，为秦穆公的相国。据此，秦穆公为五伯之一，但他不可能是五霸之一。这是因为，秦穆公在位，与齐桓公，与晋文公，与宋襄公，皆有时间交叉。霸，岂能一山容二虎？

五霸的霸字，当为名词。“齐秦之霸”的霸字，当为形容词。毫无疑问，五霸是五霸，五伯是五伯。

五伯的说法，周定王十八年之前已有。这是因为，《春秋左传•成公二年》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

五霸的说法，当周元王在位时，才出现。这是因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言：“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

十一、邦体衰败

《吕氏春秋•有始览》之“谨听”，有一句话，“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据史载，周朝走向衰败，有三个时间节点：

其一，平王东迁。《吕氏春秋•慎行论》之“无义”，言：“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

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

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悦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

其二，三家分晋。晋国处中原，其不存，周王室危也。据《战国策•赵一》，晋国实权人物知伯，帅赵、韩、魏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休数年，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与。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与。又使人请地于赵，赵襄子不与。于是，知伯邀韩魏伐赵，赵襄子据守晋阳。三个月不能拔，决晋水而灌之。即便如此，赵襄子守晋阳有三年，而暗中争取韩魏反。

周定王十六年，赵韩魏联手大败知伯。结果，知伯身死，未经周定王认可，三家肢解了晋国。

其三，王室分治。《史记•周本纪》言：“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西周。”那么，东西周起于何时？在《韩非子》中，有这样三句话：

“完公子根取东周。”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

“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

由此观之，根、朝、宰三人，为周安王之子。周安王死，朝、宰前后继承了王位，根则占据王国东部，反而独立。

在《史纪•周本纪》中，却没有朝、宰，而有喜、扁。原文：“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不管怎么说，公子根分庭抗礼的行为，加剧了周朝走向灭亡。

十二、商鞅变法

商鞅，遭秦惠公车裂。但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地位相当高。《吕氏春秋•离俗览》之“用民”，有言：“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与管仲相提并论，岂不是霸天下的功臣？

严格说，“商鞅变法”的提法不确切。商鞅只是实施者，秦孝公才是变法者。还有，不只变法，并且更礼。《商君书》开宗明义，其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可见，秦孝公心里清楚，变法更礼不是随便之事，而是动周王室规制礼仪。因此，选准人，敢用人，至关重要。在大臣争辩之中，他看好了商鞅，可谓慧眼识才。

《战国策•秦一》言：“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近亲。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不满变法更礼者，对秦孝公不敢不敬，怨恨都记在商鞅账上。《战国策•秦一》又言：“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傅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公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历史是公正的。今天见到的“商鞅方升”，足见秦始皇对“商鞅变法”的充分肯定。此文物，外壁三面及底部有铭文。其中，底部为：“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十三、诸子百家

《吕氏春秋•审分览》之“不二”，言：“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

按此说，至少陈骈、阳生、王廖、兒良的论说，今天无从所知。由此观之，今天讲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尽言，非全部。

汉朝初期，司马谈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他论其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即：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算得上汉初重臣。从他的言论，不难看出，主张以道家为本，采众家之长，思想共存而互补。只可惜，他的主张，在官僚阶层，逐渐失去了市场。

十四、儒墨之争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贵公”，言：“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由此观之，老子与孔子，二人思想有交叉，不对立。实质上，去“人”，去“荆”，不是讲大公无私的问题。

平常人说话，只是表达一种想法。圣人以事说理，则体现出一种思想。就此事，老子强调人是自然一部分，即人的自然属性；孔子强调人是社会一分子，即人的社会属性。综合言之，人必须依存自然，而改造社会。

老子、孔子死后，主流思想有两家，即儒家和墨家，而发生“儒墨之争”。但是，这与“道”无关。《韩非子•显学》有言：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韩非是说儒墨两家各自内部都分派，儒墨之间还好意思争吗？况且，儒墨无非阐述尧舜话语，但谁又能知尧舜的原话之义！

十五、祁黄羊举荐

小学教材，曾有课文《祁黄羊举荐》。然而，此事，先秦古籍有三个版本，哪为真？哪为假？今天辨别不清。

《吕氏春秋•孟春纪》之“去私”，言：“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春秋左传•襄公三年》言：“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子。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国语•晋语七》言：“祁奚辞于军尉，公问焉，曰：‘孰可？”对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从令，游有乡，处有所，好学而不戏；其壮也，强志而用命，守业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直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其可以贤于也。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此义焉。’后使祁午为军尉。”

三种说法，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另据《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三年，为晋悼公三年，晋悼公为晋平公的父亲。那么，《春秋左传》所言“晋侯”，当为晋悼公。

这样一篇课文，小学的老师们又该怎样传道、授业、解惑？

十六、西门豹治邺

中学教材，曾有课文《西门豹治邺》，取自西汉褚少孙所添加到《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故事之一。

然而，《吕氏春秋•先识览》之“乐成”，说西门豹治邺，但没治漳水。其言：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

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

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说西门豹不知治漳水，可信吗？在《韩非子》中，有二处提及西门豹为邺令，也没说治漳水。不妨摘录一处，如下：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侯不忍，而复与之。

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

先秦没有的史事，西汉人编写的故事，而以“史”的面目纳入教材，不合适吧！

十七、刻舟求剑等典故

今天的中小学教辅读物，常见到“荆人涉澭”、“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这三个典故，同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之“察今”。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先王之法”虽好，却是历史了。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制法”要因时而变。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此典故。在“察今”中。用于说“为法”不可想当然。

毫无疑问，“察今”只是以“事”说“法”，而“事”本身，可有多重寓意。纳入教材或用于辅读材料，交代出处及原本引用的意图，也就不会出纰漏了。

十八、母系社会

巴霍芬《母权论》，提出人类最初由母亲维系群居。后来，摩尔根阐述，而提出“原始的母亲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对此，恩格斯赞同，并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可以说，《吕氏春秋•恃君览》之“恃君”，已提及母系社会，其言：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

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

应该说，能写出“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之人，他的认知要远高于司马迁。何出此言？

司马迁《殷本纪》开头写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周本纪》开头写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著史书之人，若心里不认可，怎会将民间传说写入史书呢？

十九、封建

何谓“封建”？王国之王，为统天下，分封土地给儿子、亲信，而建立诸侯国。《吕氏春秋•审分览》之“慎势”，言：“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

可见，“封建”的本质，就是“家长制”。秦朝以后，虽形式变作“郡县”，但本质未变。通俗讲，不再分家了，在一起过活，一个大家庭。

各个朝代的历史地位，毛主席《沁园春•雪》有所点评。词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点评在下阕。词面，秦朝至元朝，前不提先秦，后不提明清，为什么？“留白”手法。先秦文明，独领风骚，世人有目共睹，没必要自夸。而眀清败家子，不值一提。只可惜，经历秦汉唐宋元，却未能走向工业文明。

此词，作于1936年2月。当月17日，共产党人发布《东征宣言》；当月20日，正式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故而，上阕有词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那么，紧接词句，“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又何意？大河，黄河也。继“东征”，随后“西征”。从此句能读出，当时，毛主席对“西征”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革命总会有牺牲，谨向西征无数英烈，致敬！

二十、异延

《吕氏春秋•慎行论》之“察传”，言：“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并且，举了三个例子。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毫无疑问，“察传”所讲，也就是法国人德里达的“异延”之意。

德里达，“解构主义”创始人。他为讲清楚后人对“经典哲学”的误传，将différence（差异）中的一个不发音的字母e，换作不发音的字母a，生造出一个单词différance（异延。如此，耳听是一个词，眼见却是两个词。以此告之，“经典哲学”所言，未毕是今天学者所认为的意思。

2001年9月，德里达受邀到中国做学术访问。在上海一个午宴，席间，谈到中国有没有哲学。以私人朋友作陪的王元化先生，打圆场，说了这样话：

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入，到魏晋印度佛教“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

对王先生的话，不得不追问，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吗？孔子《论语》中的思想，根植于哪？“文王易学”，不是逻辑吗？“天圆地方”，不是体系吗？德里达若懂汉语、知古文，他就不会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是“认识论”，只是“方法论”。当然了，领悟“异延”，会助力推开先秦文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