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三千年饮食文化的传承。
《黄帝内经》里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就是我们吃的稻米、小麦、老玉米、小米和黄米，我们可以把这类食物统称为五谷杂粮；“五果”就包括咱们吃的那些桃、李、栗、杏、枣，这都是果；“五畜”就是咱们吃的肉，猪肉、羊肉、狗肉、鸡肉，这就是五畜，益就是补益的意思。“五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些蔬菜，各式各样的蔬菜，它们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所以，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你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作用的，五菜是起到补充作用的。《黄帝内经》是这么讲的，而且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也是严格地遵循着这种生活规律，来维持着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健康。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形成这一习俗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在不同阶层中，食物的配置比例不尽相同。因此古代有称在位者为“肉食者 。
中国饮食文化的成形时期，以谷物蔬菜为主食。春秋战国时期，自产的谷物菜疏基本都有了，但结构与现在不同，当时早田作业主要是:稷,（最重要）是小米，又称谷子，长时期占主导地位，为五谷之长，好的稷叫梁之精品又叫黄梁。黍,是大黄粘米仅次于稷，又称粟，是脱粒的黍。麦，大麦。菽，是豆类，当时主要是黄豆，黑豆。麻，即麻子。菽和麻都是百姓穷人吃的，麻又叫苴。南方还有稻，古代稻是糯米，普通稻叫粳秫，周以后中原才开始引种稻子，属细粮，较珍贵。菰米， 是一种水生植物茭白的种子，黑色，叫雕胡饭，特别香滑，和碎瓷片一起放在皮袋里揉来脱粒。
汉代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的汉墓中的大画像石上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唐代当时的主食，以面食为主（米饭还是有的啦），或者可以更具体的说，是以饼为主，各种饼多达几十种（其实各种馒头什么的也叫饼，当时的饼包含的类别比现在大多了），在唐代笔记小说《因话录》里就提到「世重饼啖」。在各类史书、小说、诗歌里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饼，比如蒸饼、煎饼、胡饼、汤饼等等。
当时的肉食，以羊肉为主（吃牛肉在名义上还是犯法要被重判的，猪肉虽有但不太多），而羊肉有个问题就是膻味大，所以当时能去膻味的胡椒地位极高，价格也非常贵。什么，你问怎么不吃鸡鸭鹅肉？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在唐朝有的时候，鸡鸭鹅等禽肉，是不算肉的——这里有个小故事，唐初一度禁止御史到地方的时候吃肉，但是唐初名相马周到地方特别喜欢吃鸡肉，然后就被人告状了，唐太宗说：“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
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蒸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於今天的馒头。
开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烧饼又称胡饼，开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稻和粟主要用於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明清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主食：菰米已被彻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作主食，成为菜肴，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蔬菜的种植达到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肉类：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
发展到清代初期时，川菜、鲁菜、粤菜、苏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菜，被称作“四大菜系”。到清末时，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分化形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饮食的“八大菜系”。
除八大菜系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较有影响的菜系，潮州菜，东北菜，本帮菜，赣菜，鄂菜，京菜，津菜，冀菜，豫菜，客家菜，清真菜等菜系 。
民国也是个美食绚烂的时代：八大菜系最终定型、区域之间的美食交流更加频繁、菜品普遍大众化。要说民国美食，则大多与那些鼎鼎大名的民国名流有关。他们好吃、能吃、爱琢磨吃，无论是政坛要人还是文人墨客，都为这舌上味道下足了功夫。
近现代饮食变化。中国传统宴席制出现了改良趋势。国传统的宴席方式是共享一席的会食制，遇有喜庆节日，无不是以大宴宾朋来表示，其特征可用”食前方丈”来概括。这种津液交流的会食制虽然显得热烈隆重，彼此表现得亲密无间，和气一团，但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太不妥当，也很浪费。这种宴会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民族思想的影响，饮食 毕竟是民族心理的一种折射，在这个因素的主导下，卫生也就退居其次了。 与中国的饮食方式不同，西方流行分食制和自助餐。这种饮食方式，卫生节俭是一个方面，同时也是为了社交的需要，如自助餐很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表现了西方对个性的要求，从饮食方式中反映出了在不同文化的熏陶下所形成的不同国民性格。 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自助餐这种饮食方式的传入，中国知识界兴起了改良宴会之风。他们参照中西宴会的规格，组成中西合璧的宴席。历经多次改革，当代中国在许多正式的场合，如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实行了分餐制，有些场合也改为自助餐了。中国传统宴席方式的改变已成为一种不可逆传的趋势。 烹饪更注重科学。中国传统的烹饪方法，比较注重菜肴的整体效果，讲究调和鼎鼐，把味道放在首位，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的具体分析，带有浓郁的中国哲学的调和色彩。一切讲究的整体配合，以菜肴的色香味形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之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饮食的丰富和善于变化。而西方烹饪方法多从理性角度考虑，注重营养和卫生，对味道之美反而不大讲究，呈现出味道单一、营养价值一目了然的特点，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概念。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知识界也开始学习西方，从烹饪原理和食物化学的角度来对其传统烹饪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出现了一批对食物成分和烹饪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著与论文。东西方的烹饪方法正在不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 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就象汉唐时期西域食品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饮食生活一样，近代西方饮食文化的舶来，也引起了中国近现代饮食生活的较大变化，如啤酒、汽水、奶茶、蛋糕以及各类西式快餐，渐渐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另外，西菜中做，中菜西做，中西合璧也为人们所接受，如“铁扒牛肉”、“华洋里脊”、“西法大虾”、“西洋鸭肝”等菜，均是西菜中做、中菜西做的佳品，常出现在20世纪初中国的食单上。可以说，近现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就是融合中西饮食文化精华于一炉的过程中实现的。概而言之，近代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在经过了一段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过程后，正逐渐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正如严昌洪先生《西俗东渐记》所说：“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结果，是外来的许多习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呈现出与祖、父辈完全不同的风貌。”这就使中国传统饮食生活中出现了创新，而创新中又蕴含着传统。就象农作物的近亲繁殖，必然使其原有的优良本性逐渐退化，而远缘杂交，不仅可以保持双方原先所具有的优良本性，还可以提高它的品质。近代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如同这种农作物远缘杂交一样，产生了既有传统特征，又有外来风格，而且也不是它们简单综合的中国近现代饮食文化，在文化形态上完成了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并促进了中国社会更加开放。“在这里，关键是既不盲目排外，又不一概西学，博采域外文化精华以兴我中华，这既是中国饮食文化创造的方法，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