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非常擅长将无端的念头合理化的动物。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依据事实做出倾向，而是根据倾向寻找事实。这点经常出现在我们身上，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或者试着改。
我在当众或者私下不止一次表明，虽然我的专业是计算机，但我内心更热衷于谈论诸如历史和科学的文科知识。这点也体现在我倾向于在思修课上而不是编程课上积极参与。我的思修老师时常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讨论各种社会事件。有时候她会表扬我思想比其他人乐观。这也许很值得骄傲，但我当时会更多地注意到别的东西。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节思修课是，我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辩论活动。辩论的题目是“现在更容易出贵子还是更难出贵子。”一开始还只是谈论教育和生活水平之类的话题，到后来便扯到各种阶层的利益里去了。
让我大为震惊的是，有一个同学表示，他认为个人利益永远高于集体利益，当今社会很不公平，并且和老师开始了辩论。如果这是一个资历平平、毫无梦想的人，我认为他这么说无可厚非。但事实上，他是第一批递交入党申请的人，还是老师看来的懂得多的学生。他发言说，他经历的种种不公平，让他觉得没必要为别人考虑。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根据倾向寻找事实”。他在课上大谈“经济差距”、“社会歧视”之类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的个人主义。但非常明显，不是因为这些现象他认为个人利益更重要，而是因为他认为个人利益更重要才需要列举这些事实。从党的角度来说，他根本没有了解过任何相关的方针和措施，而只抓着这些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做文章。虽然事后我和老师说，他知识面很广，思维很活跃，但我内心里非常鄙视这类言行矛盾的人。既然站起来只会挑毛病，宣扬不良思想，却没有真正去了解点什么，有什么资格入党？
不过他的一些话倒是让我想起了什么。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容易黯然神伤的人。小时候我最害怕看到的不是怪兽，而是乞丐。我经常和母亲一起去买菜。我们总是能见到大街上，商场里，有人做买卖，有人秀恩爱，也有人两者都做——爱情买卖。但无论多么繁华的都市，总会有阳光难以照到的角落。小巷里，墙角边，有人低声哭泣，有人沿街乞讨，也有人两者都做——哭着乞讨。
每当看到有人在路边行乞，我母亲都会掏出钱包，拿出几个硬币交给我。当蓬头垢面的他们听到身前的破碗里发出咣当的声音——如同救世主的天籁，他们都会大力地磕头，用沾满灰尘的嘴唇蠕动着，说着带些语法错误的感激之辞。小时候，我会挺欣慰看到他们拿到钱，布满血丝的眼里流出的感激——常伴着浑浊的泪水。这会让我感到，他的生活因为我还能维持那么一会儿。
不懂事之前，我总是以为母亲是想用让我行善的方式来告诉我，我们可以这样帮助他们。现在，我才明白，母亲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我们只能这样帮助他们。我曾经和母亲说，我想赚大钱，每天给他们足够的生活下去的费用。她没回答什么，只是慈爱地笑笑。这些“塞钱”的方法的作用不是解决，而是缓解。我给他们一块，也许就能满足他一天不渴死；给他们十块，就能让他一天不饿肚子；给他一百块，他就能活上一星期；给他一千块，他也许还是只能活上一星期——因为他很可能会认为这种好运不会是最后一次。
救济从来不是有效途径，改革才是根本方法。很多人，包括上文的那个同学，因为这些可怜的人的存在，就对国家和社会妄加指责。诚然，我们的确做不到每年在财政预算中支出一部分去养活全国的乞丐，但我们正在努力改革，努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无论是什么政策，其效果都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们的两个“一百年”和最高理想，至今还没实现，但难道仅仅因为这样，就能断言我们目前的奋斗是毫无意义的吗?
一切生活中的小事，我们都能从中获得点什么。很多人整天对世界和社会的各种新闻侃侃而谈，却不具备观察身边的点滴的本领，这是非常消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