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上写作》里开玩笑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开一间孤儿院。
《孽子》的书写和问世绝对超额完成了这个心愿，只不过是在精神意义上的庇护所。这其中不仅容纳了阿青、小玉、老鼠等为社会、家庭所遗弃的少年同志人物，作为他本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他用文学之笔构筑了当时尚且是禁忌话题的同志群体的心灵庇护所，并且启发了无数随后的同性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
现世对于同性题材的接受度已宽松许多，卖腐和基情屡见不鲜，但在70年代尚未解禁的台湾社会来说仍属禁忌。《孽子》的开篇1977年发表在白先勇与一众热爱文学的青年同学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当时的杂志经营困难，经常需要创办人们自己写几篇小说“凑数”，这催生出了《孽子》的开篇。白先勇当时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而这部作品却引发了集体性沉默，谁也料不到这个出版过《寂寞的十七岁》和《台北人》的小有名气的作家，搬出了这个隐藏在暗夜角落中的题材，不要说赞誉了，连批评的声音都鲜有。直到1980年代后期，《孽子》在海外出版大获好评，引入台湾后才再度获得关注。1986年，《孽子》被搬上大荧幕拍成电影。此后，1993年的《霸王别姬》、1996年的《东宫西宫》、1997年的《春光乍泄》、2001年的《蓝宇》以及后来的《美少年之恋》、《春风沉醉的夜晚》等等，刻画同性之爱的电影不断涌现。
2003年《孽子》改编为电视剧在电视台播放，甚有家长寄信到电视台，请求在电视剧末尾打上几行字，告诉孩子，（父母）他们原谅他们了，希望他们回到家里。这部作品在台湾社会已经引起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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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孽子》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白先勇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说，他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法言说的苦楚转换成文字。不足为外人道的痛楚，让人魂牵梦萦的幻影，转换成文字，那么痛苦也许就会消解许多。
小说以被逐出家门的阿青为叙述者，以1970年代的台北新公园为阵地，见证了小玉、老鼠、吴敏、龙子、阿凤等人的迷惘历程和爱恨纠葛。这群同志少年潜伏在至黑至暗的王国里，徘徊在台北潮湿的街道上，惶惶终日。没有神祗，没有法律，没有阳光，公园的一方莲花池无法成为他们永久的庇护所，“青春鸟”的影像集无法捕捉他们的青春炽烈，名叫“安乐乡”的酒吧最终无法让他们安乐。
时常，他们藏匿在台北最阴暗老旧的旅馆里，和陌生客赤裸相对，互相吐露不为外人道的秘密；他们因为同性恋身份，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排斥，被好事者不怀好意地报道。当爱因为性别成为禁忌，当欲望被压抑成为秘密，世界之大，他们的容身之所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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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不仅直面了同性恋者赤裸裸的欲望，更着手探究了他们的父子、母子、兄弟、爱人间的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文章开头，李青的父亲就将他逐出了家门，被家庭放逐，实际上就是同志身份与中国父权体制的冲突。
白先勇在一次采访中说：“《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流浪，沦落为娼。但他们并不放弃，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找父亲，找自己….”。白先勇在《孽子》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大多是从大陆撤离到台湾的军官（当然和自身经历有关），严肃、刻板、不苟言笑，面对“另类”的性取向，更加剧了与儿子间水火不相容的不可协调的矛盾。这里的父亲已然是作为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可逾越的权威意象被深刻讨论和挑战，我相信这其中暗藏着一种无法印证的疑问，如果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在世，对于儿子的取向是何种态度？
不难看出，《孽子》是以传统父亲的口吻来命名的，而“孽”梵语为“karma”，在佛教意义上通“业”，有“造作”之意，是一种命定的、宿命论的东西。白先勇对他们的感情是悲悯的，同情的，同性恋人能走到一起，彼此契合，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第六根手指 ·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写道：
他曾说，“对我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同性恋超越了种族、阶级、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永远是少数，但永远都存在，如果因为是少数，就将这一群人的感情、人性歪曲，这并非文学的宗旨……同性恋也是人，人所有的属性，他们都有，他们对家庭、对爱的渴求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
在白先勇的文学世界里，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而是随着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起伏溯源而下，探索根植在人性中的一点光亮。对于父亲的角色和他们与儿子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也注入了一丝温情，这其中也透着一种理解和达观。比如文中的话，“你以为你的苦难只是你一个人的么？你父亲也在这里与你分担的呢！你愈痛，你父亲更痛！”，作为父亲的无奈和感伤，都暗含着白先勇对传统价值观的宽容和理解。
同样在《第六根手指 ·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白先勇提到：“阿青，也许你现在还暂时不能回家，因为你的父亲正在盛怒之际，隔一些时候，等他平静下来，也许他就会开始想念他的儿子。那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回家去，安慰你的父亲，他这阵子所受的痛苦创伤绝不会再你之下，你应该设法求得他的谅解，这也许不容易做到，但你必须努力，因为你父亲的谅解等于一道赦令，对你日后的成长，实在太重要了。我相信你父亲终究会软下来，接纳你的，因为你到底是他曾经疼爱过，令他骄傲过的孩子。”
严厉中带着温情，不善表达的父亲形象在李安的《喜宴》中也有体现，伟同是一个同性恋者，在美国和恋人过着幸福的日子。但面对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他打算用一场假结婚来让父母安心。伟同以为父亲不会英文，和恋人一次次的交流中，其实父亲早已听出了端倪。一方面伟同瞒着父母，一方面父亲让伟同的恋人保守他已经知道的秘密。一对自以为怀揣着秘密的父子形象，更丰富了这部电影的情感层次。
和李安一样，白先勇的小说也带着中国式的“情”，这个沉甸甸的词，或许来自他与大时代几乎同步变迁的个人经历，历史沉淀的厚重质感、被家国放逐的客居心境、作为同性恋者的边缘人群心态层层推进，将他的作品提炼出了一份悲悯的情怀。
“悲观主义”是人们对白先勇的作品的普遍感受，他做出回应说：我想我不是悲观，而是对人生怀有一分悲感，这也使我对人性更加珍惜。
文✍️/古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