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听这么一件事，说有事故发生，有关部门成立了工作组，工作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提出了意见，建议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来事情到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有人认为认为不构成犯罪。工作组收到检察院的反馈后，认为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情况下建议一定要以犯罪处理，但是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 这个结论反馈给工作组之后，工作组觉得明明这个人构成犯罪么，为什么不按犯罪处理？地方检察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循私舞弊了？因为这家企业确实也很有背景，所以可能是有人做了工作。
在这里，不是犯罪侦查部门的工作组，给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提出了“建议”，后者根据法律规定予以分析，构成犯罪的予以立案查处，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予以处理就好了。但是，反倒是提出建议的认为侦查机关会不会弄错了？会不会徇私情了？由此再“建议”侦查机关查处。
这就很有意思了。犯罪不犯罪、该不该查处，究竟该谁说了算？这个问题倒不难，肯定是侦查机关负责查，检察机关负责诉。但如果这些机关得出不构成犯罪不立案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建议”机关到底有没有权力再提出与检察机关相反的“建议”？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的，但是实践中确实就有很多“建议”机关继续“建议”，直到“建议”被采纳为止。
二
这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互不信任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消除？
行政机关发现疑似犯罪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这没有错。但是，行政机关对于相关人员，“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有“干涉司法”之嫌了。
想一想，什么情况下会提出“建议”？是认为构成犯罪了，是认为应予刑事处理。在行政机关这里，就已经给这人定性了。而在法治国家里，犯罪侦查、犯罪起诉、犯罪认定处罚，直到犯罪的执行，均是有不同机关来完成的。唯其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犯罪处理的客观公正，才能维护涉嫌犯罪者的×权。
当然仅有这种设计，并不足以保证处理过程和结果的客观公正，并不足以保证权法互信，更无法保证权对法的干涉。
三
权法的互信，需要一些前提，或者说需要一些机制，需要一些制度上的设计。
首先，这其中所有参与进来的机关，不能有一个共同的非代议机关的上级。有了一个共同的非代议机关的上级，上级的命令就不得不遵守，在上级的命令与法律规定之间，无法保证其一致性，就无法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为什么要说“非代议机关的上级”，因为作为司法机关来说，它不应当有上级，尤其是法院的审判组织。虽然它也是有别的机关产生的，甚至也要对产生它的机关负责，但它一旦产生之后，却是按照另外一套事先设计好的规则来运行。从这一点上看，它又独立于产生它的代议机关。它作为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做出的裁判决定，除依法由实现设计好的另一级法院依法处理外，就连产生它的代议机关也无权要求它更改，更无权直接更改。
其次，保证以上机制按照规则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应当有一套独立的、自由的、不受政府、司法机关等干涉的新闻系统。这套系统应当能够不受干涉地、真实地反应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声音。
独立的新闻系统的重大作用在于，可以将政府及各机关的各种行为曝光于世人面前，人们可以自由讨论政府行为的得与失，而无需担心可能会遭到报复。
而这种曝光，可以让公众将这种行为与政府的法定职责相对比，与政府所公开声明的目标、价值准则、行为模式相对比。对比下来，一致的，无需赞扬，因为那是它的职责。不一致的，予以抨击，促使其自省、改正，甚至督促其辞职，甚至予以弹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