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茂享自杀事件持续发酵，不断刷屏。网络各种分析文章长篇累牍，大多数骂翟欣欣无良的，也有少部分认为翟欣欣没有责任的。作为一个律师，就这一事件从法律角度谈谈三点个人看法。
一，翟欣欣是否应当为苏茂享的死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网络上的公开信息，苏享茂是因为受到翟欣欣“补偿1000万精神损失加海南房产，否则举报其‘’偷税漏税”，“非法经营”的威胁，最后不堪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
举报也好，控告也罢，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无论苏享茂是否涉嫌偷税漏税、非法经营，只要翟欣欣没有捏造事实，即使是真的向公安机关举报，其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以不满足其要求就举报相要挟，仍有可能构成犯罪。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些赌徒以输钱为由，威胁“庄家”，如不还钱就打110举报其开设赌场。在现实中，这些以不给钱就打110举报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司法机关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回到本案，如果有确实证据证明翟欣欣以满足就举报苏茂享犯罪，从法律来说，翟欣欣的行为就有可能涉嫌敲诈勒索。
二，对于苏茂享的死，翟欣欣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现代民法理论，有过错是承担责任的基础，无过错则无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也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翟欣欣是否需要对苏茂享的死承担责任，最关键的是，对于苏茂享的死翟欣欣是否存在过错，以及翟欣欣的行为与苏茂享的死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从这一事件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翟欣欣的过错是明显的，但问题是这种过错是否足以导致苏茂享的死。这种是否‘’足以‘’的认定，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笔者去年曾代理的一起名誉侵权案件，某医院的院长当着多人的面，辱骂在本院已经工作的了30余年的一名主治医师为“神经病”，如果该主治医师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院长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院长骂主治医师神经病的时候，边上没人或者只是开开玩笑，其行为就不构成侵权。
除此之外，这还要考虑到具体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些人被人骂了一句‘’神经病‘’，可能就要拼命，而换一个人可能就是一笑了之，或者虽然心存芥蒂，但不会因此而自杀。比如翟杨之争中，翟在短信里骂了杨金柱，杨金柱就起诉其名誉侵权；杨金柱骂翟建是“勾兑派”，翟建就要刑事自诉，打算把杨金柱送进高墙里读书。如果换作其他人，可能就一笑了之。
比如本案中，如果不是苏茂享而是换成其他人，可能就不会自杀，或者说自杀的概率很低。也就是说，翟欣欣的行为与苏茂享的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尽管苏茂享死了，但翟欣欣很可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有些人觉得很不理解，你老严前面还说翟欣欣的行为可能涉嫌敲诈勒索，为什么在谈到民事责任时又说翟欣欣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并不矛盾，翟欣欣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是基于她以苏茂享满足其经济要求为要挟；但这种要挟并不必然导致苏茂享的死。
三，翟欣欣聘请的代理律师，是否应当承受道德上的责难？
翟欣欣日前聘请了北京某律师担任其代理人，某律师立即召来网民骂声一片。一个人无论其多么罪大恶极，都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当然翟欣欣目前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还谈不上辩护），这是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任何人在判决有‘’罪‘’之前，在理论上都存在被冤枉之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冤枉者；保护这些“坏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保护每一个不特定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存在被冤枉的可能。因此，在未经审判程序之前，随意辱骂可能侵权，对法治也是有害的。
为委托人利益而战，是每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因此，从这个来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翟欣欣的代理人都不应当遭受道德上的责难。网民对其责骂，肯定并不是因为其担任了翟欣欣的律师，为翟欣欣讲话，而是因为其前一天微博上还号召大家来骂为翟欣欣说话的人（后来某律师将自己的行为解释称是开玩笑），而被嘲笑为“因为钱而改变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