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张居正
01
申时行时代。“强硬派”张居正倒下了，该“和事佬”申时行登场了。
继张居正为首辅的是张四维，其人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看中时机弹劾张居正。
明朝的言官制度着实厉害，前赴后继轮番上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时候也会沦为当权者的工具。
张居正几乎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弹劾他的人如波涛汹涌接连不断，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这位帝师首辅的“狰狞面目”。
万历帝回想起老师对自己的种种不好，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终于下决心清算张居正，顺带地彻底清除了张居正同党。
张居正的罪名是，欺君毒民、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看来张居正确实是个十恶不赦的“罪臣贼子”。
有意思的“丁忧”制度！
02
正值张四维春风得意之时，其父去世，按礼法应该回家丁忧守孝三年，张首辅只好挂冠而去。
古代的丁忧制度设计奇特，不管多大的官遇父母离世必须离职三年，孝道之大礼法之严可见一斑。
张居正因为丁忧夺情的事件，成为文官集团攻击他的口实，大家都认为他贪恋权势口是心非，这也是其人生的一大败笔。
如果应用到现在，对一些贪权恋位之人也是个好事情，官迷们抱定轻伤不下火线打死也不离位子的坚强恒心，如丁忧而使其离开官位，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否则，不知能用什么好办法，能使这些“嗜权如命”之人离开位子，也许达康书记整治庸官的手段最有效，可现实中达康书记这样的硬汉太少了。
“和事佬”申时行平衡“阴阳”！
03
申时行真是命好，张四维丁忧三年后，得了一场大病一命呜呼。
这首辅的桂冠，平白无故地落在了排名最后申时行的头上，随之进入长达八年的申时行时代。
黄仁宇先生提出了文官政治的“阴阳理论”，“阳”为道德伦理，“阴”为私心贪欲，为政的要领就是要平衡“阴阳”。
文官具有双重性格，虽为公仆，实为主人，文人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同时他们也以主人自居，这种“顺从与自主”的双重性格影响其思维和行动方式。
“和事佬”申时行的为政方略就是调和矛盾平衡“阴阳”，这也是接受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得已适时而为之。
这种和稀泥维持现状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官集团需要对立面和斗争的对象，失去了张居正这个有力对手后，他们把矛头指向懒政不作为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罢工了！
04
面对文官的无尽指责，万历皇帝心灰意冷，开始用“冷暴力”对抗。
高级职务空缺，宁可空着也不增补，奏章也不再批复。
官员无奈辞职，既不慰留也不批准，官员忿然挂冠而去，也不追究，置之不理。
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职位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万历一朝进入自然减员的怪圈，万历怠政二十年，中枢瘫痪朝政废弛，几乎沦为“无政府”状态。
万历四十五年，部长级岗位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置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人都跑光了没人干事了，真是千古未有之“无为”状态。
国家管理到这个程度，首辅申时行也毫无办法，皇帝不上朝不理朝政，官员任命留置不批准，一切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位和事佬混不下去了，最终挂冠而去。
万历一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怪诞离奇的一朵奇葩，文官体制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国家治理到了崩溃的边缘，犹如死水一潭。
万历后期，国家名存实亡，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坏到了极点，犹如汪洋里的一条破船随时倾覆。
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
05
皇帝的职责在于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激励。
万历皇帝背道而驰，有意和文官作对，文官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报酬。
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都成了泡影，毕生心力付之东流。
再则，他又把伦理道德看成虚伪的装饰，很多以孔孟之道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觉得一片丹心以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古人曰：“君使臣以诚，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诚相待以徳报徳，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予激励，这样才能换来臣子们的忠心。
像万历帝那样，视臣下如草芥、如敝屣、如寇仇，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文官们对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
万历皇帝自绝于文官们，那么文官们也就弃他而去。
黄仁宇先生“潜水艇夹肉面包”理论
06
反观万历帝的颓废，甚至是失败，非一朝之过，是历史的积弊造成的。
按照黄仁宇先生“潜水艇夹肉面包”理论，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为三层结构，上层为文官集团，下层为广大民众，中间靠伦理道德联系。
上层结构松散而低效，下层结构大而无当，而中间又没有相应的法制体系维系，所以整个社会失去了更新的动力和机能。
在万历十五年之后的三百年里，中华文明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直至发生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结局也许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注定。
明清以来，中华帝国既无尚武之精神，也没有改造社会的宏远。
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以此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