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从西四环的京丰宾馆门口路过时，我猛然想起了杨晓勇——这个已经死去了七年的陕西朋友。
认识杨晓勇是2006年的10月。当时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举办改革论坛活动，他推荐了两个企业家参加，电话打到了办公室是我接的，于是我们就在电话里认识了。活动没开始前的那段时间，因为一些业务上的事，他经常打电话给我。那两个月我们的通话非常频繁，他一口略带陕西味的普通话，我已经非常的熟悉。电话每结束时，他都会说开会时见啊。
但临开会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家里有事来不了，并说过段时间一定去北京看我之类的话。会议结束后，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拉些家常。说实话，那时候我对他并不是很感冒，原因是他很多次打电话说来北京，结果都没有来，甚至有两次给我说了车次和具体到京的时间，害得的我专门等候他，结果他还是爽约了。就这样从2006年的冬天到2007年冬天，一年时间，他说要来北京的话，起码有七八次。后来，他再说我也就不放在心上了。我想，来不来都没有关系，反正只是个电话里认识的所谓朋友。
2007年12月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了北京了，住在京丰宾馆。京丰宾馆我知道，那是总参的一个宾馆。我们在里面开过几次会议。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快，心里嘀咕这个杨晓勇怎么会这样？说了一年要来都没来，这次来了也不事先打个电话，搞突然袭击。
心里虽然不快，放下电话，我还是坐车来到宾馆。在宾馆富丽堂皇的大厅，杨晓勇接到了我。他中等个子，戴着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头发很稀疏，软软地梳到一边，面孔白净，很斯文，唯一不协调的是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破坏整个干净白皙的面孔。他穿着一件浅色的休闲西装，下着深色裤子，锃亮的皮鞋闪耀着大厅的灯光。这是个干练利索的人。
杨晓勇笑容可掬地向我伸出手，他的手指很修长，握住他的手，感觉他的手很柔软，像一个女性的手。随他来到位于10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窗户面朝南开，冬日的太阳暖洋洋的照进屋里，阳光加上暖气，屋里温暖如春。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我们抽着烟喝着他沏的好茶，我们聊了一个上午。他很抱歉地向我解释了几次爽约的原因，原来一年多来，他都在和媳妇办离婚手续。我没有询问原因，只是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他，他无奈地摇摇头。他没说，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一切，他姊妹六个，上面有四个哥一个姐，他是老六。以前在陕西的工人报做记者，后来辞职了在另一家媒体就职。 中午，我们在宾馆旁边的一个饭馆吃饭。点了四个菜，要了瓶“牛二”，隔着窗玻璃看着四环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俩慢慢的喝着。他喝酒很慢，总是我喝完了，拿着空酒杯等他。一小杯酒他要两次喝完，他喝酒的声音很响亮，感觉很香的样子。
喝酒的时候，杨晓勇很健谈，说话时总是忘记吃菜，筷子夹着菜停在半空很久都不往嘴里送。他夹菜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有些发颤，由于颤抖使他夹菜的动作显得很笨拙。
一瓶酒喝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喝完，看看时间不早该走了，我让他吃饭，他摆摆手说不吃了，那一小碗米饭原封不动地放在他面前。后来回想起来，整个吃饭的过程，他不但没有吃饭，就连菜也吃的很少，就那么慢慢的品酒。
离开饭店，他非要让我再去他的房间，我只好又随他上去了。到了房间，他从宾馆房间的柜子里，拿出了给我带的礼物：三条陕西精品“好猫”烟，一副陕西的皮影和兴平市的辣椒面。
我说不要，他一副要发火的样子，我很不好意思的接了东西。走出宾馆，我感觉很羞愧。我们只是初识，我无德无能，无权无势，他也没有需要我的地方，何以这么拿我当回事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带了这么多礼物。在他的心里他真的把我当做朋友了。
那一次，杨晓勇在北京待了两天。每次吃饭他都喝酒，原来他嗜酒。每次我喝完了我的一半，等他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品。他依然喝酒不吃饭，并且每次夹很少的菜吃。尽管喝了酒，他总是坚持结账，如果我要抢先，他很严肃的把我推出很远。
从北京回去后，我们还是经常在电话里联系。他也不时的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寄点陕西的特产，知道我喜欢吃辣椒，每回都寄兴平的辣椒面。兴平市的辣椒生产基地由于地理位置独特，生育期季风较多，因此兴平的线椒色泽红亮，辣味浓郁，很有名气。在国际市场上被誉为“椒中之王”和“一枝独秀”之称。为了怕掺假，每次都是他亲自去买了辣椒角，然后看着打成面才寄给我。
2008年的春天，他又来了一次北京。他还是那样多酒少饭，每吃必喝，吃很少的菜。喝的还是那样慢，有时一瓶二两半的“小牛二”，他都能喝上俩小时。我说他，别喝酒太慢，慢了全部吸收了，对身体不好，并且让他喝酒的时候吃点饭。他眯着眼，笑着说好好。但是喝完了就酒，饭还是一动不动的放在那里。
这次我明显感觉他的眼睛不如一年前了，出了饭店，他轻轻地拉住我的衣角像个盲人。
杨晓勇在北京停了一天就走了。他没说来办什么事，我也没问他。送他走的时候，看着他走向出租车的背影很瘦弱，并且背有些微微的驼。
那次回去后，他的电话明显的少了，打了几次都是酒后打的。有一次，半夜有人打电话，自称是他的朋友，说杨晓勇喝多了睡到马路上，嘴里喊着要给我打电话，朋友只好找到了我的电话，把电话打给了我。电话里他已经说不成话，含糊不清，我也听不清他说什么，最后我让朋友把他送了回去。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他的消息。2008年底，我去西安有事，办完事顺便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在宝鸡，要来接我，我坚持去了宝鸡看他。宝鸡是他三哥和四哥住的地方，他和妻子离婚后，房子给了妻子，他一无所有，已经无家可归，住在三哥家。他三哥在宝鸡铁路机务段工作，四哥经营着一家企业。
到宝鸡，杨晓勇和他四哥接我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杨晓勇的状态更差，身体瘦弱的很。我在宝鸡停了两天。临走的前夜，晚上吃饭，在饭桌上三哥和四哥很不客气的当着我的面指责他，说他贪酒，喝酒没节制。杨晓勇低头不说话，看着两个哥哥毫不留情地责怪，我很不好意思。
吃完饭我俩回宾馆，走在路上杨晓勇紧紧的挽住我的胳膊，小心翼翼的迈步，和一年前相比，他的眼神也更差了。回到了宾馆，他还要拉我出去再喝酒，说是来了都是他哥招待，他没有尽地主之意，心里过意不去。我说咱们是朋友还客气啥，他不行，执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到了一个饭店，他要了三瓶啤酒两个小菜，他先倒了一杯酒放在我跟前，我看他倒酒的手比以前颤抖的更厉害了。他给自己倒好酒端起来，我们俩碰了一下，他说现在就剩我们弟兄俩了，我们好好说说话。可是整个喝酒的过程，他什么也没说，不住地叹气，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却没有说出来。十一点多，他把我送回宾馆，我说你就睡这里，反正两张床。他执意要走，说明天早上八点我陪你吃早饭，然后送你去火车站，说完他就离开了宾馆。
可是第二天一早，他没出现，早饭是他三哥陪我吃的。吃饭的时候，三哥打他的手机是关机。三哥又很不满意地数落着杨晓勇的不是，并且说，你们俩关系好，多劝劝他，别让他再喝酒了，再喝人都没有了。我点头称是。吃过饭，他三哥送我去了火车站，我进了候车室，三哥就走了。候车的时候，我想杨晓勇会打电话，或者会在火车要开的时候赶过来。可一直到十点火车开了，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更没有电话打过来。我给他打也是关机，不知道是在哪里喝醉了，还是有了别的什么急事，那来个电话是应该的吧，我很纳闷。
回到北京后，我又给他打电话，没有打通还是关机，隔了几天又打了一次，依然还是电话冷冰冰地声音，我有点生气。大约一个月后，杨晓勇突然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喊我了一声，沉默了好一会，说了句对不起，再没有类似对不起之后的下文，接着又说在宝鸡建个工作站的事，说完就挂了。
日子就这么流水般过去了。繁杂的生活使我忽略了和杨晓勇的联系，他说建工作站的事也没有了下文。夏天过去的时候，算算我们有三个月没有联系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他，又是关机。
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多月，2009年的10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杨晓勇三哥发来的信息。信息说，杨晓勇两个月前去世了。我立时懵了，赶忙把电话打了过去。
原来，杨晓勇俩个月前在兴平喝完酒后，被一辆面包车碰了一下，当时没什么，司机也没送他去医院。他当天也回到了宝鸡，谁知道三天后，他突然口吐鲜血，被送到医院抢救，一天后就去世了。
杨晓勇三哥最后说的话，让我惊讶震惊和羞愧。说杨晓勇在弥留之际，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家里人挨个问了想跟谁说话，问了好几个他都摇头。三哥猛然想起了我，就问是不是在北京的周主任，他点点头，不久就咽了气。
杨晓勇三哥的口气很低沉，他说，本不打算告诉你，但我想我弟弟生前把你当朋友，临死之前还想着你，我有必要给你说一声。
我紧紧握住电话问，你们怎么不通知我？三哥沉默了会儿，太远了，就是你来了也晚了。
我的心沉重了很多天，一闲下来就想起杨晓勇的样子。杨晓勇就这么走了，很长时间，我甚至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他真切地从我朋友行列里消失了。
朋友不是一段永恒，也许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也许他有很多缺点，但能和你相识这就是缘分，这份缘分使生命变得美丽起来。能有朋友在生命弥留之际惦念着，此生足矣。
其实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花香，芬芳而淡雅；朋友像寒夜里的明灯，让你感觉温暖，没有朋友就像在寒夜里孤行。
今天，我又一次路过和杨晓勇初识的地方，想起这个曾经的朋友，心里依然很难过，很沉重。七年过去了，原以为岁月已经淹没了杨晓勇留给我的点点滴滴。
原来他并没有走远，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写下此拙文，纪念朋友杨晓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