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激励着我去写下这篇随笔，然而这些日子就是各种忙，写作时大多是一些印象。如果失误之处，非常欢迎读者指正。

今天主要是谈谈，我对钱穆先生的那份敬意。

中国近代史给人的感觉，大多是落后和屈辱，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大多数的疑问，早已经有先贤思考过。比如，李约瑟难题，韦伯之问，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激发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古代中国为何走向落后。

渐渐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情况：在大约十五世纪之前，即明之前，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人口增长问题上，中西方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就是人口受农业水平的制约。因此，哪里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哪里就更繁荣。但是，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西方的人均GDP开始与古代中国拉开距离，甚至逐渐抛离，社会的发展不再高度依赖于人口数量。结论就是，古中国曾经铸就的辉煌，源于大和多。

其问题的核心，用 “效率”二字，大体可以涵盖。我对这个概念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就是源于钱穆先生的著作。后来，我曾经就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的戍边问题，提出我自己的见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我的旧文。其实，那个问题，钱穆先生讲的就是效率问题，

什么事情的效率，怎么才是有效率，带着这些问题来审视世间的人事物，就变得更加清晰了。比如：

……

为了振兴中华，那个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请来了德先生。对于民主，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这个词提到了23次，以下这段话值得一引。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英对照)(博雅双语名家名作)（外研社出品！史学“一代宗师”钱穆先生专题演讲集）(p.1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Kindle版本.

钱穆先生的意思，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要理性的看待制度的效用，以中华文化为基底去设计一个好制度。现在回头看看，不是很对么？

钱穆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多次提醒读者，要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在他的研究中有意无意的，都反映出他对中华文化的那种感情，当然，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若说前面提到的马克斯·韦伯，在他那篇《以学术为志业》中（calling），就提到学术研究应该是理性和价值中立的，要尽量摆脱自己先赋性的东西，比如制度、文化，避免让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影响到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有人批评钱穆先生的作品，回避、掩盖、粉饰、偷换了旧有制度和文化上的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先生亲历了清朝末期、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些的经历，他才写出了那部争议颇多的《国史大纲》。客观来说，钱穆先生在做学问上，确实有失误的地方。可是，也要看看他得意之处，如果没有那种深沉的情感，又怎么会有那么深入的思索。同样的，不是也有人也批评马克思·韦伯过于理性化地看待社会，忽视了情感、文化和非理性因素在社会行为中的重要性么。

最后,聊一聊钱穆先生的品格，有人对他与当权者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以钱穆先生一个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决定历史潮流的，或许与一个领导人是否连任关系不大。今天回顾历史，是否如此呢？至于有名望的学者接受当权者金钱和住所方面的馈赠，在那个时代并不在少数。而我每当想起他创办新亚书院的那份艰辛，在校歌中的那句：“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时候，就会对他肃然起敬。我坚信在个人出路和文化传承、培养人才之间，他更在意后者。

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识人处事，面对人生重要抉择时，读他的著作于我大有裨益。今日，再次给他献上一朵小花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纷繁的种子，开不同的花。有的种子捉迷藏，哧溜哧溜不见它。有的种子追阳光，花开芬芳满园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