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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30日下午2点半,第十届奥运会开幕典礼在美国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这座仿照古罗马竞技场修建而成的可容纳约10万人的体育场上座无虚席。
入场式上,当第八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进入运动场的时候,全场所有的华人华侨都站了起来,向他们挥手致敬,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很多人热泪盈眶,他们在向全世界宣告:奥运会,中国人来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队伍,小到总共只有六个人:刘长春手持国旗走在最前面,中国代表团领队沈嗣良紧随其后,后面是教练宋君复、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以及时任上海西青体育主任的美籍人士托平。事实上,其他三个人都是找来撑场面的: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望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庞大的代表团队伍,刘长春心里泛起了一股酸楚: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中华大国,却派出了人数最少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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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西郊毗邻海岸的小平岛河口村,从小就活泼好动的他练就了一双好腿脚。
1922年,刘长春13岁,在参加当时关东州举办的一场中日中小学生田径比赛时,竟跑出了100米11秒8、400米57秒的好成绩,一举战胜所有日本选手,从此叫响了“兔子腿”的名声。后来,因为家境贫寒,初中仅仅读了一年的他去了一家工厂做学徒工,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对跑步运动的热爱,仍然经常自己训练并参加比赛。
1927年,18岁的刘长春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又跑出了100米11秒的成绩,也是在同一年,他被正在大连参加比赛的东北大学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发现,并被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带到沈阳,进入东北大学试读,次年被录取为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生。
在东北大学,刘长春受到了重点培养,学校专门聘请名师对他进行了正规化训练,艰苦而科学的训练,使得原本就擅长短跑的刘长春更加如虎添翼,在后来参加的各场比赛中所向披靡。
1929年5月,刘长春参加在沈阳举行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时,一举打破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短跑全国记录。尤其在100米决赛中,跑出了10秒8的成绩,而在前一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百米冠军的成绩正是10秒8。
同年10月,张学良邀请日本、德国一流运动员到沈阳,搞了一场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在这场比赛中,刘长春100米成绩为10秒8,200米成绩为21秒7,虽然两场比赛分别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德国选手彦鲁特拉比尔和雄芝比曼而获得亚军,却战胜了日本著名运动员阿武、河冈健次、吉冈隆德等人,登上了远东短跑之王的宝座。这场比赛后,张学良不惜重金将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留在东北大学当田径赛指导员,对刘长春进行全方位训练。
1930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一个人包揽了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400米成绩更是创下全国运动会新纪录。作为褒奖,身为大会东道主的杭州市政府,将当地一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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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扶植成立伪“满洲国”,日本想借奥运会使世界各国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刘长春便成为了他们的目标,日伪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到当时流亡北平的刘长春,对他许以高官厚禄,逼迫他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被他严词拒绝。
日伪见逼迫不成,便动起了歪点子。1932年2月,伪满洲国各报纷纷刊登了一条令国人震惊的消息:刘长春等人将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消息一经传开,全国民众无不愤慨,抗议浪潮顿时席卷全国。
面对日伪谣言,刘长春很快发表声明:“伪报所传,纯属虚构谎言。我的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忘掉中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宣布不参与此次奥运会。所幸,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足两个月的时候,由时任全国体协董事、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主任的郝更生牵头,张学良私人资助8000银元,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急电奥运会组委会,为刘长春以及当时就读于冯庸大学的中长跑名将于希渭报名。
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身兼校长之职的张学良亲自宣布:“为粉碎日、伪阴谋,扬我民族之精神,本司令定捐赠八千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
消息一出,顿时轰动了大江南北,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中国要派人参加奥运会了!
7月3日,宋君复和刘长春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欢迎。4日,刘长春在上海中华体育场训练,看台上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人群。6日,上海体育界和新闻界举行宴会为他们接风洗尘。7日,上海24个团体2000余人在东亚饭店为刘长春饯行。
7月8日上午,是中国代表团出发的日子,新关码头被数千名欢送的人群挤的水泄不通。遗憾的是,身在大连的于希渭因受到日伪严密监视而未能成行,这意味着代表中国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人了。
上午九点半,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华体育协进会理事长王正廷亲自到场举行授旗仪式并致词刘长春:“我国此次派君参加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之中。”
刘长春肃立接旗,庄严回答:“我此次出席奥运会,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
上午十点,在送行人员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刘长春和宋君复搭乘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港,当晚,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关云长手持大刀、挺立船头单刀赴会的情景。孤帆远影,那一抹背影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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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足足在海上漂行了20多天,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抵达洛杉矶。
当然,在此期间,日本人要是不搞一点小动作那就不是日本人了。
当邮轮行经日本神户港时,有日本记者问道:“二位这次去参加奥运会,代表的是中国,还是满洲国?”刘长春闻言,当即严词正告:“我们是中国人,当然代表中国!”
日本人仍不死心,日本当地体育组织又给刘长春发了一封电报,信封上只写着“奥林匹克选手队”。刘长春签收之后,发现电文中写着“威尔逊总统号上的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敬祝一路顺风,佳运常临,愿诸君大获全胜”。他立即将电报退回,说:“船上只有中国代表,并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
7月29日下午四点,“威尔逊总统”号终于到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和宋君复刚一下船,早已有数百名华侨在那里等候,接上他们前往唐人街。一路上,美国警察派出4辆摩托车引导护送他们到唐人街,在那里,有无数的华人华侨在翘首以盼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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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三点,刘长春站在100米短跑预赛的跑道起跑线上,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寓意着“白山黑水”,以示不忘东北沦陷的国仇家恨。
此时的刘长春心里充斥着焦虑和不安。从国内出发到现在的一个多月里,他没有进行过正常的训练,20多天的海上漂浮,舟车劳顿,再加上水土不服,刚刚才到达美国两天的他根本来不及恢复体力。而他的那些对手,却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便陆续抵美,进行赛前训练。
比赛的结果即出乎意料之外又好像在预料之中,刘长春的最终成绩是11秒1,小组第5名,无缘决赛。
8月2日举办的200米预赛,重演了百米预赛时的情景,刘长春再次被淘汰。连续的失利让刘长春最终放弃了400米比赛。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刘长春每天都会到奥运赛场观战,仔细观察国外优秀选手的一举一动,“以供国人谋百年之计”。他认识到,“最难者,指导、管理、运动常识是否合理化、组织化。”
然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刘长春的文字并未受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虽然预赛即遭淘汰,刘长春却得到了特别优待。8月12日举办的冠军聚餐会上,他和宋君复也被邀请参加,受到了众人的欢迎。当有人介绍刘长春时,所有参会者都集体起立,一一和他握手,并致以热烈的掌声。
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举办了一场辩论大会,主题为“九一八”事变。这是一次面向世界公布“九一八”真相的好机会,但是,面对主办方的邀请,中国代表团领队沈嗣良和中国驻洛杉矶领事却拒绝了。刘长春和宋君复得知后,自愿承担起这项任务,两人连夜拟定发言稿,由宋君复登台演讲,第一次向全世界澄清了“九一八”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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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21日,刘长春登上“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回国。回国后,刘长春的命运却充满了坎坷。
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创造了100米短跑10秒7的全国最新纪录。
1936年,刘长春再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刘长春最不愿提及的一次比赛。这次南京国民政府倒是派出了多达66人的参赛队伍,却如同闹剧一般,最终以零纪录而收场。这场比赛不过是国民政府粉饰太平之举,不仅没有为此次参赛拨付任何费用,甚至连运动员们回国的路费都没有准备。
后来,刘长春的大腿再次拉伤,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最终在1937年无奈地告别了自己的竞赛生涯。
1938年,刘长春迁居湖南长沙,当年11月,为应对日寇进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采取“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政策,于11月13日凌晨,一把大火将整个长沙城烧成一片废墟,刘长春的家也被焚毁。
此后的十年间,刘长春穷困潦倒,一度靠在饭店打工养家糊口,甚至曾被日本人抓去坐牢。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任教。1979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刘长春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
1983年3月25日,刘长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3岁。而此时,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1984年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刘长春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去上海看看,当年,他正是从上海出发,迈出了中国人奥运征程的第一步。
1984年7月29日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夺金,成为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我们还记得,整整52年前,也是在7月29日,一个中国人,抵达洛杉矶,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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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有句名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
实际上,刘长春1932年参加奥运会,不光是对其本人,对当时的整个中国而言同样意义重大,参与的意义远远大于赛场上的成败。
那一刻,他代表中国人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足以彪炳史册,那一刻,即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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