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是作家，也因为文学上的成就而被国人熟知并喜欢。，然而他更是历史文物研究者。相对于前一个身份，多数喜欢的他的读者对他后一个身份应该并不知情。他1924年开始文学之路，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与文物研究的情缘，还要从二世纪五十年代说起。1949年以后，他改行文物考古，在文物研究上花费许多的心血。最终成为了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
在《沈从文说文物》系列书籍的服饰篇中，他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自己从文学创作的领悟转到研究历史文物上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变动太大。从他的经历来看，也因为他对历史文物的钟爱才让他如此坚决地开始了对文物研究的工作。
沈从文先生对文物研究工作十分的认真谨慎，所写的相关文章也追求逻辑上的严密与清晰。这也给后世做相关研究的人们一个警示:做学问一定不能敷衍。
在书籍中，作者主要作了与古代服饰相关的研究论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古代服饰进行研究工作，是具有许多重要的意义的。
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对于相关历史题材的画塑或者历史戏道具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清楚古代的服饰穿衣之后，相关历史戏剧才能得到呈现出更好的表演方式。在《古代人的穿衣打扮》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正是因为近年考古学家的努力，“从地下挖出了大量古文物，可做参考的比较，我们才得到新的认识。”因为古代人穿衣服的事情，我们过去所知并不太多。
对古人穿衣打扮进行研究，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相关的制度也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文献知识记录可能存在一些限制，当考古学家发现的文物与文献记录存在出入时，我们便能以文物实体作为基础，参照文献记录，从而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得出不同的观点。有些时候，古代人的穿衣打扮和服饰文化也能恰好地体现出历史文献上的描述。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把等级看得很重要，衣分等级和不同用场，就是等级分明的一个体现。“帝王和大臣，为表示尊贵和威严，祭天礼地和婚丧大事，袍服必更加庄严且照需要分别不同的颜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中处于等级制度上方的人们的穿衣是十分讲究的。
同时，衣服发展和不但和社会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也反映了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在古代人们穿衣打扮上的日益讲究上得以体现。另外，可供人们穿的衣服的数量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缓慢增加。“比如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究竟还是少数，到西周情形便不同了，成王及周公个人，不一定比纣王穿着更奢侈，但是各地大小邦国邦君，穿衣打扮都有了种种不同排场。”
有时，古代服饰也会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出现。参照历史文物来看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仿佛又获得了一次新生。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男子头上戴的冠。“精细的用轻纱薄如蝉翼，华美的用金玉，有的还高高的如一个灯台。”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文章中就提起过这种冠。此种文物的发现，对于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也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结尾，作者提到，用真实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加以综合分析，将进一步充实丰富相关研究者这方面的知识，改正部分推想的错误。这也是对古代服饰进行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