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被生生拧断之后，我狠狠地踹了两脚，于此，门上掉落一层呛人的灰屑出来。没人反应，我开始骤升一阵不安，一连几个小时催打着陈默的电话。陈默从工地赶来，喘着粗气，说延安有一阵子抑郁的情绪，想好了写辞呈，八成早有什么变故。
门终于是踢开的，屋内狼藉，没人。延安从前天晚上回来，说是劳累了，想休息，然后一直没去上班。我没留意，曾看着他伏在破桌子上写诗歌的背影，想来他有灵感，便是可以多抒发一些牢骚。于是，昨天没见着延安，我也随他，至于陈默更是忙着顾不上自己，只在前天答复了延安几句就回工地去了。陈默是个劳苦的好人，但此刻告诉我延安抑郁，我大可见到端倪。纵然，看着一块掉落在地上的面包，我不想去清理。注意力随着一张张散落在地上的发霉的纸，渐渐游离开去。纸上有诗歌，还有微微烧灼的痕迹，拾蹠起来整理一下，只瞅着一段段干涩而悲寥的文字错落在此，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他失踪了？”我搭着陈默的沾满灰的肩膀，撇过一张纸去。
“不晓得。”陈默眼神不定，露出一个无奈的态度，“也许，找找看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有自己的想法。”我说着这句话的时候，言语稍有局促，“你看看这首诗，应该是他想表达的。”
“臧城，你清楚我的，我是个搬水泥袋的大老粗，看不懂文辞艳艳的东西。算了，踏实一点，问问房东好了。”陈默表示随性的一面，继续秃噜，“再不济，我们去公安户籍那边问问。”
我想找到延安，是因为从昨天开始打电话予延安，一直没有回复，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喂”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至于其他人，就没有感同身受。延安不去上班，因为之前已经从他工作的车间找过，据他领班的老师傅说，该人已经不来了。所以，我才找了和我们一起租房的陈默。然而陈默说的话和我相悖，说是延安有一种别离于我们的陌生感，想逃避我们。之于逃避什么，他也说不上来，总之，这就是陈默估摸出来的“抑郁”的缘由。我想了想，颜色恐惧，但无可适从，只是无端地把自己置身在一个角落里暗自叹息。也许，我也把自己弄得很忙，走了便是走了，没时间，没信心，也没有心思祈求一些安暖的情绪。可我又是个敏感的人，除了在工作的时候没有烦恼，任何时间点，我的思绪就像一块被杂糅成四方形状的面团，正亲临着在刀口边缘的一阵阵切割。
之后的几天里，陈默继续去了工地扛水泥袋子，说是赚钱要紧。对于陈默而言，也许少了延安，就等于少了一个同租的合伙人。他曾告诉我延安在摆弄自己的文采，文采之下，就是无中生有的摆谱。所谓抑郁的前兆，可以是一些无法相等的语言交流和沟通障碍引起的困惑，所以，我想到了这层关系，陈默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诉诸在别人身上罢了。然而，延安终于有好些日子没有回租房，是死是活，根本不知道。我徒增的一些局促慌乱以及不安的举措，倒成了别人眼中的一些笑料。
我找来房东问问情况，却是给房东一个提醒。房东提前要了房租，那天，陈默不在，我一个人垫付了所有。房东夸我是个识趣之人，可我深觉不识趣又能怎样？在矮檐之下，一间十平米的房子，足够三个北漂的男人挤压一处，十分拥挤，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张桌子。那个时候，延安在工厂当车间工人，我在饭店当厨子，陈默在工地卖苦力，所谓北漂的底层人口，一身脏兮兮的都无法坐上地铁被人高看一眼。所以，我不情愿出门坐车，有骑自行车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去，因为打工的饭店离我不远，直截了当。就如此的，一天下来，我们最喜欢聚在一起，倒不是想共谈理想，而是三个人一起吃饭可以拮据一点，负担也就少一点。吃饭、睡觉，接着再工作，三个人只有延安有夜班，所以他白天睡觉的时候，就有机会少睡一次地板，这也算是短短的小幸福。
房东拿了钱，说我问的问题太幼稚。对他而言，延安是个陌生人，即便我们在此租借了房子两年，然而，他算是认识我吗？从根本上讲，拿完房租就不认识了。
我去了派出所问话的时候，是在上班的那天，说是询问。延安走失了一个星期后的那天下午，因为要做报案的笔录，我再三跟饭店老板请假，却始终得不到一个答复。陈默也是一样，以一副悻悻的态度来到派出所，然而走完一个笔录的流程，相互之间又相安无事地回到原单位工作。此后，警察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延安的一切事情。倒是我，因为一个笔录，差点丢了工作。
也是，谁都害怕工作被丢。只有延安对自己的工作表示那么无所谓。
陈默开始怀疑延安，说延安是因为不想交房租逃跑了，回老家是最有可能的。我并不认同陈默的想法，就再次给延安打了两个电话。和之前一样，无人接听。
“看到没有？他死了吗？不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生活方式罢了。”陈默和我一起吃饭，顺口喝了一杯啤酒。
“不会的。”我说，“如果真为了几百块钱的房租，他也不会和我们共租两年的房子。算起来，我们是一起共赴理想的合伙人吧。”
“算了，别宽慰自己。”陈默冷笑了一下，嘴角掠起一个轻蔑的弧度，“我们都一条命，底层的蝼蚁，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哪有剩余的时间去谈理想。你说说看，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12个小时。”我说。
“不止。除去这些时间，你用来吃饭睡觉的时间，又占据了多少？”陈默不像个沉默者的样子，讪讪地表示，“你我都是老大不小的人，好好安置家庭再是最真实的。”
这一天，我们又像往常一样把情绪塞满。接着，空气里拖拽着一条长长的沉默，孤独和冷漠被凝滞了。
夜里，听到有雨声，磅礴而乖戾的雨声冲击着内心的惶恐。朔方已经开春，但我并未觉出春的气象，因为气候异常，很冷。旁屋没有花草，除了一棵不长叶子的树，仿佛在说冬天依旧，春天遥不可及的病象。或者说，和冷雨一样，把自己弄得瑟瑟缩缩的，挤在墙角，始终无法入睡。
陈默打了地铺睡下了，地面很拥挤，也很狼狈，就这样安心打起鼾噜。分贝声很响，或者说他身体疲劳，倒下去就可以睡着。我心有旁骛，倒不是因为陈默的声音，而是因为延安的莫名失踪，让我徒生余悸。
我还记得那些纷乱的稿纸，曾掉落在桌子和地面的遗弃物，差点被陈默当做垃圾打理掉。陈默说屋子本来就狭促，再挤着这一堆无用的诗歌，让人心生晦念。天晓得延安在回忆并思考什么，但他是有思想的，这点无疑肯定。所以，我不会去同情其平凡而庸碌的姿态，只会觉出这一份有睿智的心态，实属不易。我大抵把延安的诗稿收藏了，从以前写的到上个星期莫名失踪的当天，那张我捡拾的新稿，上面有一排触目惊心并让我不忍卒读的文字，透着晦暗的夜光，我仿佛读出了一点滴血的悲戚。
我们是有脊椎的/是遗世独立的骨头/还是混沌卑劣地苟活/清醒着把脊椎打弯/仿佛识时务/而我不甘心把骨头打弯/纵然被磨成齑粉/也会让尘埃站起来。
上面，写着的题目是《脊椎动物》。脊椎？我可能也肤浅了一下，把自己的手指顺着自己的后脑骨再往下的位置抚摸了一把。可能，我的脊椎是先天就直愣的，莽撞不会，但诚实和安分却是两种常生的态度。北京这座城市，我来的并不太久，但要说熟稔一些人，一些建筑，我还是能辨识得开。就这样，我学会让自己摸打滚爬地寻找生存本领，谋生是必需品，不谋生会饿死。谁人都不强求我做北漂，我的心态是不被左右，不被搪塞，于是偏执地闯荡一块陌生的地域，想当然地摆脱那种冷漠和惺假的束缚。如此而言，从老家到北京是一种距离，而从被遗弃的心到被孤独的常驻，不外乎又是一种折磨。所以，读完延安的诗，我突兀地油然生出一种共鸣感。
当然，稿纸有被焚烧的痕迹，但不影响我的阅读。我清晰地揣测他那种失败中又不甘心被遗弃掉的心态在左右着自己的精神。延安是一个温情却又狂躁的文艺青年，我曾经看过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一本二手的《纪伯伦诗集》，就在一家逼仄的市井小书店里。因为下班的时候，延安常去那里占书看，时常不买，就为了略读一下感官上的审美。时间一久，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就掏着钱买了。买了又贵，他到底有些心疼，说是心在淌血。不知道是为了身外之物而淌血，还是为了精神空寂而淌血，这点，我就很疏离。而我能看得清的面目，可能至多也是年过花甲的书店老板那张不会言笑的死人脸，在冷冷清清的门口抽着一口烟，对着豢养的鹦鹉鸟说着一两句人模人样的话头，时而照例其事地收着钱，时而就晒一天太阳撞一天钟。书店老板应该不常看书，也许是年轻时有那么个冲动，但老了就收起了阅读的欲望，装一下叶公好龙的门面，也算是一种生活。
那么，我又想着一些关乎抑郁的事情了。延安到底抑郁过，陈默不曾有过。按照陈默的话说，没心没肺和无病呻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冲突。在工地上要死要活，用身体换得劳动所得，换一口饭吃，肚子填饱，哪容易想得悲伤的事情。陈默的出发点是好的，就像我一样的翻炒食物，在饭店的时候，就迎着一股子油烟味，走出去还得忍受诸多的食客那种挑三拣四的毛病。那些个精神上的飨宴，是奢侈，谁会赠予？不过，延安和我说过，在他的车间里，他只是一只蚂蚱，别人死了，心死了，比蝼蚁还不如。那些个千篇一律的零件和机器声，人变得像机器一样没有思想。每天上班、加班、吃饭、睡觉，在厂里消耗青春，世界被挤压得很小。于是，这便骤升成他创作的冲动，应该说，他的所谓的那段脊骨的支撑点，在潜意识里扎根的便是要探看外面的世界的那一股子不安分。
看了一首诗，但无法窥探出一些意象。延安没有自诩为诗人，但我喜欢把其冠以此名号。因为在打工的岁月里，能又一些对文化上的追同，想必也保留了对社会的看法，至少，不堕落吧。
时常是这样的，我们共租的房间，里头的唯一一张桌子，用来吃饭只是偶尔。大多数时候，被用来写诗，当然，只是延安一个人写诗。故而，我说他是孤独的。十平米的租房，大大小小堆满了脏衣服，要洗，是在晚上，总弄出骨碌碌的聒噪的声音。若是延安上白班回来，弄得乱糟糟的十足厌嫌，大不了会碎碎地说上几句。然后呢，那些杂志，那些所谓的撕下来的废纸，和他身上穿着的沾满了机油味道的工作服一样脏乱，只是文字好歹簇新。坐下来的时候，他尽量让自己沉思一会，把自己和烦躁的世界隔离开去。写下一句，就有一阵子的慌乱，然后修改，圈句子，等油墨吹干，继而把稿纸夹在《纪伯伦诗集》里面去。
延安不是没有投稿过，给一些杂志刊物，或者媒体报纸。不过，都石沉大海了，没有谁看得上吧。他说自己太肤浅，我只好安慰其慢慢来，谁不一定能揣度着欣赏。毕竟编辑也很忙。
陈默好像说过，写诗就是浪费白纸。像白开水一样温吞吞的，亦或者是像浓烈白酒一样灼烧人心的，在高谈阔论的眼睛里，都像是在疯癫。其实，这是陈默说过的最文艺的一句话，即便这句话有些伤人。
这些天，身体劳累，但内心被闲置。工作的时候，又被老板劈头盖脸的骂，说是顾客的盘子里吃出一根头发。我认栽，不仅赔礼道歉，还被扣了工资。按理说，饭店不止我一个厨师，厨师长推卸了，消费者发怒摔盘子，然后老板也随便找了一个好说话的人顶罪。正好是我，在我被鞠躬90度的时候，分明听到同事们嗤笑不断的声音，本想发火，但几秒种后又忍住，只好任由拳头死死拽紧把手心抠出一个红色的印子。
晚上，我没等陈默，一个人去邻居王婶家落座。说实话，那十平米的小房子，压得我喘不过气，就像一只被圈起来圈养的鸡啊，鸭啊，鹅啊……笨拙得无法走出困窘的境地，然后再任由他人宰杀。然而，杀掉的人没有负罪感，食客是胜利者，而死掉的生灵连骨头带渣被扔进了垃圾桶。当然了，去王婶家也是想问问延安的下落，或者说，心情烦闷的时候，就像陈默一样到处蹭饭。陈默是经常去王婶家蹭饭吃，至于“王婶”的称谓，也是陈默带头喊起来了。
“臧城，吃饭没？”王婶问我，笑得乐呵呵的，把脸上浑圆的褶子挤成一堆。
“没有呢。”我说。
“那坐下一起吃吧，外面的饭菜不干净。”王婶在门外的水龙头出舀了一勺水，转过身，对我客气地说道。
正巧，我看见她的小儿子在餐桌上写作业，书本上沾了一点桌上未曾擦拭掉的酱油渍。王婶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在读大学，一个儿子正在都小学三年级。王婶是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行动和体态一样臃肿，走路仿佛会晃荡，像水瓶。之前听说血压有点高，得吃药。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常有不易，但她和我们三个不一样，至少和延安不一样。王婶喜欢笑，她说如果自己不乐观的话，孩子就不开心了。所谓的开心，就是一间房，一家人在一起。王婶住的也是一间单间房，租的，大概有四十平米。至于她丈夫在朝阳是做搬运的，也是份苦力活，很累，工资也不算高；而王婶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辞去了家政服务的工作，带着小儿子在家，辅导一下功课。
说起来，王婶唯一的得意，便是把女儿供上了大学。我记得几个月前和他们一家吃饭的时候，延安还问起过王婶的理想。王婶说自己哪有什么理想，若说有，孩子的理想便是她的理想。
以前，我时常可以为他们家担任大厨的工作。王婶的小儿子最喜欢吃红烧鲤鱼，我便会走进去忙活一阵，说一切都是我专业，让他们歇息。吃鱼，从刮鳞开始，然后洗漱、油炸、翻炒……他们很乐意，我也算功德圆满。使然，陈默和延安可以坐到一起去，但也未必吃到一起。我常炒菜，也劝架，不至于为了一顿饭不欢而散。其实，延安和陈默的工作时间不一致，也成了彼此作息侵扰的一个缘由。比如说，回来睡觉，一个进出，就把对方吵醒。索性，延安有一段时间在工厂的宿舍，而陈默有一段时间在工地的搭建房里，就这样不搭界，可谓没有敌对的事头了。
王婶辅导了儿子的一道习题，抬起头对我说有一阵子没见到延安，问他去哪了？我说不上来，因为这是我想问的问题。我以为闲聊可以弥补内心的空白，但总三言两语聊不到一起。王婶说人走了肯定是往高处走的，没准去了另一个单位，或许坐火车回老家高就说不定。我想了几分钟，点点头，心里没底，至多想到一些不好的想法，但从中又按压下去。想象当地的治安不糟糕，一个成年人不在身边，也自然有他的念头。不过，我冥想的一段关于诗歌的躁动，也许是出于对延安的情感世界的认同，也许只是想寻问这个曾经的朋友到底归属何地。毕竟，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杳如黄鹤，电话已经变成了空号。
“他不想理你了吧，或者说和我们这些人断绝关系了的。”回到出租房整理衣物的时候，陈默秉承着这个想法，所以他脱口而出。
“那么，他连这些诗歌都不要了吗？”我抖了抖，把随手带着的那张《脊椎动物》的手稿拿出来，然后又拿出几张延安曾经写过的诗歌。
“杂志社又不刊，所以说是白纸。”陈默说。
“我们共处了两年，是朋友吧。”我说。
“也许，你我是的，他有他的知音。”陈默咯吱了一下刚磕破的牙齿，顺然往地上吐了一口血，“别说了，我明天得早起，工地6点开工。”
就这样，我和陈默的一天对话算是结束。无聊时，我开着暗灯，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一些安好的执念。于是，我拆开了几篇诗歌重新对待，有时候，把自己置放在疯子的地位，去解读那些诘屈聱牙的意象，多么无聊，多么无趣。
《脊椎动物》里说：我们是有骨头的，是遗世独立的骨头，还是混沌卑劣的苟活。我以为“骨头”这个意象是陈厚而不失天真的，勾人魂魄，会把人杀死。接着读下去，又沉沉地浮上来，身子骨很轻，是一种背离的姿态。有时候，望着延安在台灯下孤寂而沉默的背影，想起自己也一样悲寥、孤独，以及那种被社会抛离的低端人口的命运，鼓动的青春，是惊悚，是恐怖，是幻灭……
黑暗中，听到风鼓鼓的鼟声，春风卷出寒冷的气味，刮着租屋的羸弱破旧的窗玻璃。窗外，树枝发出的动静是古怪的，如同两栖类的动物沉重的咕噜叹息。而我，时常是有脊椎的原始动物，脊骨凉凉的，仿佛坠入地狱，变成鱼，便是死鱼，便是鱼骨头。
于是，我想到了刚认识延安的时候。两年前，一如我认识陈默，在出租广告的地带，一同迷惘，一同追梦，一同北漂着做着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一开始陈默和我都想当一个演员，他想演小人物，比如说搬水泥的工人；我也想演小人物，比如说规规矩矩的厨师。再不济，就当个能安乐死的死尸，没有痛苦，没有被折腾。那么，认识延安和认识陈默又有何种关联。我以为这是冥冥之中的微妙，事实上，谁的感情都是一种主观偏见。当时，为了救落水的大学失业生，我和陈默都差点没命，结果还没落好被人埋怨一通。那个失业生就是两年前的延安，他想在夜里搞自杀，投河，算是有出息的一种，然而我和陈默毁灭了他的计划。
延安一直说：“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来往的行人都没伸手援助，就你们俩矫情地相当救世主。下等人，痞子，混球……”说完，延安的满手是血，像是用过刀子的口子，划过别人的胸口。哦，或许是他自己磕伤的。
反正，什么骂人的话都有。骂完之后，居然能成为朋友，我们之间，结为朋党，畅谈理想。延安问我，臧城的理想是什么？陈默的理想是什么？我也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陈默自言自语，说吃饱喝足，没有一身臭毛病。当然了，陈默后来说过自己要当大款，当一个可以捐给世界慈善机构几千万元的大款，引得一阵哄笑，还流眼泪。也不知为什么会流泪，说是雾霾中有悲苦。
后来，朋友之间也争执，甚至打架。陈默和我打架，是因为我听歌的时候唱出了声音，太难听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难听。他劝我别唱，不唱就是圣明，给别人留活路。而陈默和延安打架，是延安从认识不久就开始打起了写文学的主意，一开始陈默第一个大力支持，说是文学能拍电影，能当编剧，能拉动关系走大途。可是，没有了然后，延安的诗歌没有被任何刊物发表，回声寥落，相互之间起了鄙夷。谁也看不惯谁，一个说另一个是文盲，一个说另一个是臭老九。
陈默和我交流过如何挣钱的问题，比如，勤勤恳恳地按部就班，但仿佛越赚越少。据说老板喜欢扣工钱，言谈是按月结算，往往会拖几个月，而且又和当初签订合同的数目不一致。于是，回到租房，陈默喜欢喝闷酒，那瓶廉价的兑了水的二锅头，被他晃荡了三次。他本希冀让自己醉梦一场，却始终愈发清醒。人最大的烦恼，便是无法忘记太多的忧愁事。蘧然之间，陈默会开始堕落，身体上的堕落必然没有，精神上也没有，只是喜欢哀默、或者心死，像行尸走肉地为了钱财而活着罢。我突兀地觉得很正常，我本来也是有血有肉的躯体，可谁也不能按照自己渐趋的理想活着。哪怕卑微，哪怕脊椎断了。
我看到陈默开始买彩票，想劝诫。他不听，说是随便买一张，凑凑运气而已。一如之后的颓唐，陈默也常往垃圾街的小卖部钻营。不说别的，小卖部里赌客很多，大抵是搓麻将的呼卢喝雉，很尽兴，赌钱很小，就当开心寻乐。后来巡防的辅警来过几次，无法出示证件，就假模假样地收拾赌局，想想聊天侃地的话题，顺然地提出一根烟，寻呼寻呼就走了。
其实，陈默很能克制自己。他说赌博就是撒尿，释放以后，就没有什么了。该怎么生活，继续怎么生活。我看到陈默的时候，仿佛在照着自己残损的一块脊骨，人最无助的时候，会否也让自己在颓废的边缘挣揣，谁人也不会来劝导你。在外的生存，只有同甘苦，同娱乐，没有同扶持，也没有了影子。
延安失踪之前，我可能也时常抑郁。比如在上下班往返地骑着自行车的时候，时有心不在焉的情绪。某日的傍晚，还被打开车门跳出来的货车司机踢了几脚，说我占道行驶。我得庆幸他把货车停下了，但不清楚我在非机动车道会占用了他的愤怒和恐慌。总之，他不想轧到我，不想我死亡，不想让自己吃到官司。所以，我从那天起捡回了一条命，享用精神胜利的一天，算是自我解嘲。直至回到租房的时候，还秉着哀伤的性子让延安续写一首诗，以我的经历为由，真实可人。
“为什么要写这个呢？”那天延安告诉我，他的骨子里只有生存的不安和躁动。
“为什么不能写呢？”我说，“我差点就非亲非故的死了，我在非机动车道，被一辆机动车……”
“哦。”延安喝了一口茶，陷入沉思。
延安写了一小段，很顺口。叫做什么《匍匐在地上站起来》，一看题目是个病句，但不影响立意，就如在沉默中爆发的宣泄感一样痛快。可不知为何，那张诗稿我没来得及收藏，就弄丢了。
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奔波在精神世界和物质肉欲的矛盾中，就这样反复折磨着自己。延安的背影一半属于车间，另一半在寂寞之内。他大骂车间资本家剥夺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回来又在纪伯伦的诗歌里读另一个国度的青春和梦想。远方在哪里？写生、拍照、游山玩水写散记，或者用一首诗白描浪漫的情操。可我们不是中产阶级，没有那些文辞，宽恕自己做不到，在蜗居圪蹴十平米的囹圄中，没有腾留“三省吾身”的机会。很晕，很头疼，我跟自己说睡一觉就好了。
睡醒了，等于呈世烦恼。除了梦魇是虚拟，一切都没有被拆除。
延安迷迷糊糊中说过，纪伯伦的诗歌让自己懵懂。正如《沙与沫》中渺小的自己，被遗忘在沙岸上行走，或者踯躅，脚印会被泡沫吹走。我呢，邯郸学步的时候，想尽可能地拾蹠生活的碎片，一如写那些所谓无关痛痒的文字，把自己装进思维的腹中，却浑身都在颤抖。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延安的鼻血簌簌地流落，没有疼痛，没有无力感。那是两年前，延安被我和陈默救起的时候，他的身体外时常沾满了血，像一个斗士一样的血。他曾不以为然，还在伏案写诗的时候悄悄地告诉我，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杀过人，把那个人的肚子都捅破了。然而，他还悻悻地告诉我，那个嘲笑自己的粗鄙之人该死。于此呢，我居然毛骨悚然地捂了捂自己的胸口，觉得那时候的延安偏爱讲冷笑话。比如当时租房的时候，他想为十平米的租房取一个响亮的名字，说是“顾城的刀”妥帖，要装毛笔字贴。我说好，因为我看到过顾晨在新西兰时期留下的资料照片，天真的以为顾城和我一样是个厨师。直到后来延安纠正错误，我才晓得那是一个诗人。
所谓“顾城的刀”消失在萌芽里。因为房东不喜欢租客大肆装饰门面，走过来抱着一只被带了蝴蝶结的茶杯犬，说了一句“要住住，不要住像狗一样滚蛋。”说实话，我很心寒，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朝不保夕的日子确实比狗不如。
延安失踪了。延安的诗歌被遗弃了。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的朋友，这个共同甘苦了两年的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
日子还是照旧，春去夏来，阳光和雨水并存。朝阳市区的街景是一如既往的匆忙、拥扰，并且嘈杂。外来务工的年轻人似乎又来了一拨，看着收租广告边上几个背着沉甸甸的行李包的朴素的青年，用一副迷惘的眼睛注视着身边的人，当然还有我。他们看我的眼神始终如一，和我看着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冷色调。
在空闲的时候，我先去了一趟邮局，给家里寄一件衣服。不多说，是因为邮局寄件便宜。邮局旁边有一家招商银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有各色人等，上层的，中产的，低端的，从停放在门口的交通工具可详见一二。这期间，我看着一个肥胖臃肿的女人出来，她穿着一件稍长的衬衣，是春秋季节穿用的旧衬衣，有掉色的迹象。我走过去，眼熟，张开眉角，顺时地打了一声招呼。
“王婶。”
“哦，臧城啊。也是过来取钱吶。”她说，嘴角咧开着，笑着。
“不，我刚好经过这里。”我似乎有点尴尬，继续问，“王婶也是过来取钱？”
“我是寄钱。嗨！这不是女儿学校要走红毯，打电话说要买一件礼服，我就舍得把那些钱打过去了。”王婶说，“我不太会办业务，兜了一圈，麻烦了大堂经理。”
“现在这学校……”不知为何，我欲言又止。
王婶走后，我独自一个人在原地徘徊了几分钟。有时候，浪费一段时间并不算可耻，发呆，看街景盲流，在城市的圈地中短短地品悟人生的真谛，似乎挺好。正如这满街的车、人，极少的树和偌大的雾霾，像极了一个世界，而我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细胞，微不足道，自生自灭，没人怜惜。
大部分时间，留下来炒菜、端盘子，过渡在上班的油烟气味中慢慢消磨。就在这一天，我又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当然，不是老板骂我，而是顾客。顾客吃着饭突然把盘子连着饭菜扣到我的头上，一阵痛苦而愤怒的恶心排斥在胸口，让我悲情万分。我真是差一点就疯掉，但那又怎么样呢？回来洗头，擦干净脑袋，继续干活而已。
真正的气急败坏只在余后的小天地里。可不就是撕扯，放弃尊严，然后变成庸碌的状态。但是回到租房的时候，或多或少不一样，被羞辱之后的愤怒，装在脑子里久久不可挥去。于是，我开始扔东西，把盆子摔烂，在衣服上踩几脚，接着就是捶胸顿足，大喊着冤屈不堪的现实。这个时候，我想哭泣都不能，我以为我是一个匍匐在地上的硬汉，但不抵抗的隐忍，无法成功终究是懦夫。回想那首病句连篇的《匍匐在地上站起来》，似乎有些入髓的道理。是吗？因为自己站不起来了，就梦想着能站起来的奢侈；可是站起来的时间段总是屈膝地苟活，为了家人，还是为了自己，我自己都说不清。
我想做一个朗读者，读生命，读悲悯。像一条鱼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啊游，然后死亡……
我又想起了《脊椎动物》的那一段了。
清醒着把脊椎打弯/仿佛识时务/而我不甘心把骨头打弯/纵然被磨成齑粉/也会让尘埃站起来。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也像别人眼中的北岛，顾城，有着《回答》诗歌里的不甘和觉醒，或者说，延安失踪之后，我渐渐地成为他的影子。我从未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着延安的生死，也从未像关心自己的思想一样关心延安的所谓的悲悯。直到我发完火，宣泄掉在饭店里遭遇的种种羞耻的不公之后，我算是走出了精神胜利的缧绁。与此同时，我还在租屋的床底下找到一张写有“父亲”字样的电话号码，旁边，注释着延安的一首短诗。
所以，我不念诗，而是热切地打了一个电话。很陌生，彼此有距离，似乎是因为和延安两年以来的不冷不淡的关系，所以电话那头一直说我打错了电话。我一直告诉其我是延安的朋友，然而对方一直说自己不是延安的父亲。他还说，自己都没结婚，哪来的叫“延安”的儿子。
我不去想那些，而是独自秉烛阅读，努力探寻着诗歌中的意象。或者说“脊椎”是一个孤独的意识，而“动物”又是孤独的意象。这突发地让我想起了歌者窦唯的摇滚《高级动物》，里面念念有词的那么多形容词，很冷酷，又盲从更替，把现实都唱出来了。至于那个小小的书店里抽着烟逗着鸟的老人，已经把一些无用的旧书又搬弄了出来。我去问过了，他说有个经常来看书的小伙子许久未来了，仿佛空落了许多。
纪伯伦把生灵比作囚徒，开始令我不屑。现在我感同身受，或者说那句“关在何处，只是有无窗棂”触及心端，导致我很胸闷。现实太压抑了，我睡不着，只听得外面的风声呜呜咽咽。春天开始远去，朔方的夏天和南方的夏天似乎相同，一样很热，流汗、浸湿衣衫，能挤出怨恨的水分子，热得心浮气躁。我只瞅着那些种在城市边缘的树木，能吸收汽车尾气，于是干涸得像个人，失去了精气神。
过了几天，我又看到陈默下班回来，往小卖部里走进去而发出打麻将的声音。走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炫耀着买了十张彩票，说是肯定能中一个号码。不过他看见我的第一眼，就收起了刚刚还在乐呵的笑容，转而阴沉，说是倒了血霉，看见晦气人就输了。我猜测他指桑骂槐，但又无可奈何。他说他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堕落只是片面之词，只是没有人很容易就负气罢了。
我回到租屋，陈默提了一个酒瓶子，似醉非醉。他走进来二话没说，开始找东西，一个劲地翻找衣服袋子或者床铺的任何角落，却又没能找到什么。我说你要找什么，我帮你找。他说不关我事，使得我不再说话。最令我心生不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陈默看着凌乱在桌子上的几张诗稿，拽过来就一阵冷嘲热讽，用阴阳怪气的调子念出来。然后，还点燃打火机，说是要烧了它们。
“那可是延安写的东西。”我开始吼了。
“那又怎么样，他走了，连房租钱都没分担。烧了它又如何？”陈默一脸无所谓，脸上还留着喝了酒的红晕。
“陈默，他好说歹说也是我们两年来共同的朋友，对吗？”
“那都过去了，人会变的，人心都会变的。”陈默摆了摆手，继续说，“他爱文学？结果连自己的诗歌都不珍惜，倒是你会充老好人，真是可笑。”
我被噎地哑口无言，不知怎么说下去。陈默照例点燃了那些个诗稿，有文字的怨恨，仿佛一下子就成为灰烬。纵然我始终阻拦，也只能令其少糟蹋几张。若不是闻着一股焦烤味的房东跑进来，谁也无法让陈默惊醒。房东劈头盖脸地骂了陈默几句，甚至还扇了他一记耳光。房东说陈默是纵火的浑人，房子着起来，你想陪读赔不起，得坐牢、做苦役、做一辈子的低等人。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陈默没再从租房里面进出过。说是被房东下了逐客令，去了工地的搭建房安逸。可是，租房里面还有陈默的衣物，行李包……他似乎还没拿走。
我继续浑浑噩噩地度过我生命里的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时辰。我照常走进饭店，穿上白衣服，戴上白帽子，规规矩矩地把自己成为生活的工具。就在我蒙着油烟气味炒菜的时候，手机里突兀地响起一个陌生人的号码，标注着是山西地域。我没拿起来接，开了免提，只听得对方发出的阵阵的詈骂，让我有一阵子没一阵地懵圈。因为炒菜的声音太响，刚开始我还没听清骂的是什么，后来有知晓一二。这么说吧，对方称其是延安的父亲，斥责我们这群浪荡子弟把延安带进沟子里，让延安成为一个不会说人话的人。我在想，延安回老家了？所以在停下工作的时候发了短信给他。他却说，混小子至今未回，死活都不知道。
下班的时候，我回看了陌生号码的一些记录，回想着对方如何知晓我的电话的缘故。也许是我之前打过的那个号码，让延安的父亲有所知情，可当时那个号码和这个山西号码显然不是同一个，那个陌生人早就答复我不知道延安是何许人。
算了，我不去想罢。大概、也许，别人说得对，一时的心血来潮才是常态，孜孜不怠地寻找只会给自己平添烦恼。假如我死了，别人会关心我的死活吗？假如我沉沦了，会有人劝我迷途知返吗？当初被人扣菜盆子和扣工钱的时候，哪有人安慰我，倒是落井下石更多。
这几天，我努力工作，不读诗歌，也不缅怀困顿的现状。想到当初给延安找工作打临工的经历，还历历在目。是的，两年前救起落水的失业生，是我安慰其找了一份临时的餐厅服务员的工作。那时，延安还没去工厂，也没那么多性子去关注文学，曾和我有话说，也是和陈默一开始的梦想一样，是当个大款，建设慈善机构。确实，当初那个问我“梦想是什么”的青年，有一半的生命在问知世界，有一半的生命是在委曲求全。他说他食人间烟火，一辈子也走不出那个偌大的圈子。有海水啊，有珊瑚啊，有小鱼啊，有那些个没有脊椎的动物，柔软得像个水母……可是海洋再大，有无脊椎，也企及不到水天相接的最美的深度。
我发出一阵惶惑的感慨，有时候想发疯，却还得装成一个正常人。
延安最后一次去王婶家蹭晚饭，是在失踪前的两星期。那还是冷寒的春天，和陈默一起，三个人。我负责给王婶家切菜、做料理，做红烧鱼，做红烧鸡块。我的手掌握着刀柄，在俎板上来回地切割动植物的血肉之躯，鸡被杀死了，鱼被杀死了，开膛破肚，成为美味佳肴。然而延安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发呆，亦或者嘴里念念有词，像是絮叨着诸如纪伯伦，叶芝，济慈，拜伦等人说过的名言金句，总之生灵高贵圣洁，人与动物平等，感慨良多。
王婶一直头晕，吃了药片，抑制不住的高血压让她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她告诉我们吃饭不必拘谨，就像在家一样。说实在的，我十分感激王婶，一个像母亲一样照顾并善待着北漂青年的生活，让我容易流泪。我们习惯这些生活，以至于陈默回来之时经常不换掉那身沾满泥灰的衣服，就端起碗筷拿手抓鸡块和鱼肉，导致延安一肚子酸水。延安埋汰陈默不洗手，脏乱差，没有教养。当然，陈默也回击了，说延安在工厂里走出来的模样也好不了多少，一股子机油味道。
这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晚宴，后来我不常做菜，除非陈默和延安不来。终于，延安再也没在王婶家吃过饭，倒是陈默还时有蹭饭吃的举动。可是自从陈默被房东赶出租屋的那天起，我们仨再也没和王婶吃过一顿饭。都说生活过得越来越没意思，熟人渐渐的变成陌生人，陌生人渐渐的再也无法变成熟人。
除了找延安，余下的日子里也找过陈默。陈默在工地的搭建房里没有好日子，回来拿过那几件衣服，然后匆匆地跑走。他不想跟我打招呼，也不给我好脸色。他好赌，甚至不去工地一天，专门在小卖部里逗留；同时，他也把买彩票变成了习惯。我见过他不剪头发把脏辫子留起来的样子，就在这个夏天，这个烦闷而燥热的夏天，空气混浊，透不过气来。
“陈默，我是臧城。”就在前天，我看到他了，于是走过去跟他打招呼。那天陈默就在一个垃圾街的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他抽着劣质的烟，猛吸一口，做出一个颓唐的表情。
他瞥了我一眼，把脏辫子捋了捋，朝地上吐了口水。然后，他走开了。
我天真的以为我们还会是朋友，一起北漂着。有理想倾覆，可以共甘苦。吃苦即便恒久，但快乐可以抚慰伤口。这些天，我回到原地，想找房东退房，却无法找到安身之处。过了夜里11点，租房里很安静，我听得见声音，下雨了，雨点刺穿着树叶的茎，生生的疼。我关好破旧的玻璃窗，还是有雨和声音捎进来，夏天，这聒噪的气氛降下来，有一种沉厚的平静。
三天以后，我接到陈默的电话，电话那头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她是陈默的姐姐，陈默在三天之前的夜里被钢筋砸到腿，已经在私立医院里进行抢救。我本能地撂下电话，和饭店老板打了请假条。我想往医院方向赶，却不知是哪个方向，在哪个病室，在哪个不认识的人群中，问出一个希望来。
我不断地打着电话，才通过护士的引路，找到陈默的姐姐。那是一个面向凝重的女人，脸上有皱纹，还有白头发，手指上结了好几处厚厚的茧，颜色憔悴，看不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你是臧城？”她问。她看见我的时候，正坐在一张病床之侧，脸上除了泪痕，就是一阵酸苦的滋味。而病床上瘫躺的正是陈默，左腿上草率地绑着浅浅的一层纱布，依稀可以透着白色布头看出血色凝块下的那段破裂的腿骨。
陈默的身体很僵硬，我试图靠近他说话，他只张开嘴，没有声音。我转过身，努力使自己不留眼泪，但还是忍不住让眼睛含了沙子。那个之前还和我怏怏不快的青年，转瞬之间成了一个身体病残的人。断了骨头，伤筋挫骨，工地包头推卸了责任，说陈默自己不小心，还没戴安全帽，咎由自取。此次还是两个工友打了急救电话送来的，陈默身上没有钱，也让两个工友暂时垫付。所谓做手术的钱，一时半会凑不出来，于此，陈默的姐姐在一旁唉声叹气。陈默的姐姐也和陈默大抵相同，是个在男人堆里，靠做苦力谋生的女人。我只看着陈默那副被病痛折磨掉的模样，惨白色的嘴唇和咳血的牙齿，掩盖不了几粒止疼药的短暂安慰。
我拿出自己的工资卡，去银行取出了攒了半年的一万块钱，悉数给了陈默的姐姐。她跪下来，使劲磕头，鼻涕一把一把，和眼泪掺在一起。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以为自己是被贫穷贪食掉理想的一个人，陈默也是，但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才知晓生命过分的渺小。陈默的腿骨需要手术，拖久了，就会成为残废。他是靠做苦力赚钱的人，当失去了生存养家的本能的时候，我们很难透出一口气去忘掉情怀。情怀是什么东西？理想又是什么东西？辛辛苦苦用命和血换来的钱，抵不过一次短短的流血。
手术要安装钢板，给碎掉的骨头嫁接。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一笔费用并不贵，说是进口的药物有点疗效，不进口的药物自然便宜。我问，不进口的药多少钱，也就几万吧。几万块，对于陈默来说就是一年多的不吃不喝的工资。而且，没有得到工地的一分钱的获赔，如果打官司，又要耗费一笔钱和折腾的精力。陈默的姐姐心如死灰，说不想去打官司，只求活着，卑微地活着，像蝼蚁一样活着，治得好要治，治不好也要治。
我怀着一股子悲伤走出医院，只看见天空上一阵酸涩的雾霾笼罩在头上。挥之不去，如同阴影。
陈默的事情让我身心受挫，更难受的是，接连几天，我接到了几个骚扰电话。我不认识，陌生人吧，说是什么延安的七大姑大大姨，让我寄钱什么的，我不答复，还结结实实地被要挟了一通。过了今天，我工作已然不顺心，老板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迟早得完蛋。我点点头，笑着，皮笑肉不笑地笑着，就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干活。我想把任何的不公允忘得一干二净，企图用忙碌的烦躁盖过闲暇的情绪，这样，我就不太会失望。
我照常买了一条鲤鱼过去，去王婶家。我本是略有高兴地回去，却碰到王婶一家正搬出一堆子家具往返来去。这天，我碰到了王婶的搬运工丈夫，还有从未蒙面过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读大学的女儿，长得干净，脸上涂着粉妆，还有一抹涂红的嘴唇，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总之，很漂亮，就是少了一点书卷气。
我问王婶，但欲言又止。王婶无奈地朝我一笑，明白地告诉我，就在几天后，准备搬到另一处地方去，不过还在同一个城市，不远。虽然不远，但我觉得仿佛有些遥不可及，至少，我会觉得被空间压榨的距离感，总是会慢慢冲淡彼此熟络的感情。那么，我买的那条鲤鱼，使然作为最后一顿晚餐来结束这段所谓的邻里亲情。
我开始把鲤鱼放在水槽里，鱼变得稍稍的自由，能游动一会儿。但顷刻间，刀子穿过鱼鳞，还有鼓鼓的肚皮。它会挣扎一段时间，眼睛滚圆地凸出来，嘴里不断地呼着悲怆的气息。鱼和牛、羊、猪、家禽不一样，它们在死亡的边缘中能嘶吼着喊出来，发出最后的悲哀。而鱼没有声带，失去了人间最后的呐喊。世界很冷清，有人却很热闹。有食客告诉我，屠宰场的工人和饭店的厨师是最没有人道主义的，因为专杀动物供彼此享用。脊椎动物杀死脊椎动物，所谓的食物链的高贵，大多也是自欺欺人。
红烧鲤鱼做好了，餐具放在桌子上，散出暖暖的热气。王婶和丈夫顾自聊着家常，更多地时候，给他们的女儿夹着好吃的菜。我很安静，不知为何说不上一两句话，甚至想流眼泪。王婶并没有问起陈默，我本想告诉其陈默受伤住院的那档子事情。但想了想不得破坏气氛，就把想说的话噎回去了。
“对了，臧城，你的那个朋友呢？”王婶在收拾碗筷的时候问我，我突兀地觉得一阵尴尬，“就是那个陈默。”
“他……他……”我努力使自己不留眼泪，话头说到一半，说不下去。
“对了，妈。过几天我生日，我和同学要去聚餐搞个生日party。”王婶的女儿从屋子里跑出来，打断了我的话，王婶很开心地笑，就再也没问及陈默这个名字。所以，气氛还是他们的。所谓陈默的事情，况乎延安的失踪，已经渐渐远去。
夏夜，天气似乎变凉，人们走出外面，而我却躲进火柴盒大小的屋子里，暗自颓废地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那张《脊椎动物》的诗稿拿出来阅读一遍，然后死死地记住一些刻骨铭心的句子……
我们是有脊椎的/是遗世独立的骨头/还是混沌卑劣地苟活/清醒着把脊椎打弯/仿佛识时务/而我不甘心把骨头打弯/纵然被磨成齑粉/也会让尘埃站起来。
接着，我开始等着。等着这个夏天过去，等着秋天的到了。
北京，北漂。我继续行走，开始彳亍，往前，往贫瘠的水泥路上走去。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做一个简短的回访笔录。简而言之，大抵是延安的消息有了短短的眉目。
“臧城先生，延安这个人已经被销户了。”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就坐在他的对面痴痴地发呆。
“什么？”我回答。
“也就是说，延安已经死了。不过，他在两年前已经去世，就是这样。”
“两年前？”我惊愕，流出一滴汗，心里泛着嘀咕。心想，会不会是他们搞错了，但又没有问下去如何如何。两年以来，我认识延安，到延安失踪之前，我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如果他两年前就死了，那么这两年我认识的人难道会不是延安？从一个春天走完，到一个冬天过去，所有关于延安的诗稿，我保留至今……肯定，是他们弄错了。延安哪会那么容易死去。
我道了一声感谢。然而，那里依然安静，像死灰一样的安静。所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就在走之前，我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坐在地上，没人理会，于是悄悄地问身边的人，说是儿子被货车撞死了，坐在冰凉的地上一整天，撵也撵不走，就任由其这样了。
老人没有眼泪，面沉沉的，一直未说话。我离开，来不及怜悯这一切。走出外面，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颗粒物，觉得呼吸困难。
我去了租屋的周围逛一圈，准备光顾那些熟识的人。可是，打了招呼，他们说不认识我。路边，垃圾街的电线杆子又贴了诸多的小广告，还有碎石头、被野蛮生长的红蓼，迎着风，一直纷乱。呼——呼——，觉得夏风过去以后，秋风像刺刀一样疼，刮破粗糙的脸颊，都能割出悲伤。
我想着去找房东，我想告诉他，我没有找到一些共租的合伙人，实在入不敷出。可是，一连找了房东几次，都未见踪影。他们说，房东去国外旅游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
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想着去打一些电话。电话那边是期期艾艾的声音，或者说，开心的是一滴血，失落的是全部。我走过那间延安常去光顾的小小的书店，还是老样子，似乎一个人都没有来，只有守店的老大爷。我悄悄地走进去，看着那些陈旧的二手书上簇新的页角，有一些触及心底的矛盾油然升起。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总归而言，很伤感吧。
我没有跟守店的书屋老板说天侃地，只是看到一本《纪伯伦诗集》，就买了。给了他三十块钱，他摸着口袋找了我一张褶皱的十元，说旧书值不了原价。就这样，他继续逗鸟，而我继续朝着外面的世界走去。
走了一段路，我还是准备去租屋，那个只有十平米大小的逼仄的空间。我疲态地拧巴着钥匙，差点就拧成一个麻花。走进屋子的时候，迎面多了一层灰尘，也多了一个人。我一阵惶惑，同时也溢于言表地开心，只是面孔不流露出表情。毕竟，我看见陈默了，他剪了一个板寸，很阳刚，只是他身边的一幅木拐杖和缠着纱布的伤腿依然醒目。
“臧城。”他说，很简单、平淡。
“陈默，回来了。”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同时，他把手靠下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回来。”他告诉我，眼睛里挤出一丝暗光，“明天，我回老家去。”
“你的腿好些了吗？”我问，“有没有得到赔偿？”
“这些都不重要。”他说，“总之，我要回去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陈默。你真的要走？”
“是的。”
我无奈地自哂，倒是不觉悲凉，只是觉得自己可笑。我开始打扫屋子，屋子里一片灰尘，像狗窝，很呛。打扫完后，拿出一些延安的诗稿给陈默看。或者说，我想着把那张《脊椎动物》给陈默阅读，即便陈默担悸这些，若是想要把它烧了，也是无妨。
我告诉陈默一件亲身经历的怪事。就在给王婶做最后一餐晚宴的那天，我听到鲤鱼嘴里咕噜噜的微弱的气息声，如人的喘息，像是在向我求命。那条鱼说，它是一个诗人，是一条有鱼性的人转化而来的生命，不可剥夺他成为美味。可是，我还是杀了它，切断了它的脊骨，饱腹了肚子。食客哪有什么悲悯啊，只会说，哦，这道菜好不好吃，而不会说这只鸡和这条鱼流血的时候痛不痛苦。或者反话一句，五谷杂粮，食物生存，鱼不也吃着虾米，虾米也吃着微生物。
陈默笑着说，我出现了幻听，估计和延安一样得了抑郁症了。经常朗读不是一件好事，陈默还说，那些写诗歌的家伙，总是自欺欺人，终于是走不出自己的心境的。
“嗯。”我认可他，就点点头。
“臧城，我问你一件事。”陈默试着把木拐杖别过来，靠近着我，“你说，假如鱼统治了这个世界，当我们人成了一道美味佳肴的时候，它们会不会像怜悯一个诗人一样怜悯我们呢？”
我大抵陷入了沉思，或者一阵惶恐。倏然间，就没心没肺地笑了。我回答说，那不会，那一切都不会到来。
其实，那一天，我和陈默聊了很多。我突然觉得要分别了，彼此之间就把什么都敞开了谈，没有什么顾及。他把自己的悲伤说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到他的腿，以及他的姐姐和姐夫离婚的事情。谈到这些，我开始沉默了。我的沉默可能只代表着我自己，波及在别人身上，大多不可而至。想象因为给陈默动手术的几万块钱，就让陈默的姐夫和姐姐闹得不可开交，几万块钱，足够是姐姐一两年的工资，悉数给了陈默。所以，姐姐的孩子的学费成了一个问题，闹离婚，成了最后的悲剧。
我后来问陈默，要照顾好家里人，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可陈默说，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不然连房租都交不起。
这是我跟陈默最后一天的对话，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包括他的电话，再也没有打通过。
在此之后的几天，我最后去了一趟饭店，老板突然给了我一个笑脸。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不用来上班了。说实话，我已经猜到了大概，于是交还了厨师白衣，收拾好行囊，像一个被撵出监狱的人一样去逃命。但我不是什么救世主，只是一个不会舍得自己的平凡人。或者说庸庸碌碌吧，所谓的平凡世界，只是给庸碌的生活找了了美好的借口。那些树啊，草啊，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还是老样子，只是换着季节在改变一些形态而已。
秋天终于是到了，我开始要走了。我慢慢地步行，从大路徘徊到街道，偶尔也小跑着。一个人，看着风景中轻松的自己，像一个抑郁症患者一样，数着自己的那一根根脊骨，跟数着一片片枯黄的落叶一样，纷纷乱乱。风一吹，仿佛就散了。
——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