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Virgin Atlantic的事情不断发酵，“种族歧视”这个词又重新被重视。歧视性的话语和空乘的态度固然可恨，但是是不是真的像聚集的人群所说，在欧洲对华人的歧视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racism或者discrimination本身是一个非常严肃且严重的词，我们先不谈种族歧视怎么来，会有什么危害，当前形势如何这样的问题，只来说说作为普通留学生，我看到和经历的欧洲。
可能是我幸运吧，更有可能是我所处的环境相对比较好，我几乎没有经历歧视。对我来说，欧洲人或者说我身边的外国人让我最为害怕的就是夜里喝醉酒之后不停地搭讪。没错，我经历的最大的，如果要说言语骚扰的话，就是在午夜的路上只要有异性走过就会和你聊天搭讪，但是，仅此而已。而我看到的白人，大多还是很友善而且礼貌的。
圣诞假去北欧的时候，有好几次的被帮助的经历都让我印象很深刻，本来想单独写一篇说说我遇到的人，现在还是放在一起说吧。
巴黎北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在巴黎暴恐之后不久，整个巴黎还在高度警戒而且草木皆兵的状态下，北站又是多黑人多穆斯林多难民出入的地方。我们到北站的时候，人流量特别大，而我们其实只是在北站转车去瑞士，并不要出站。下了车跟着人流往外走，我们想象着应该会被带到一个中转区分路看到出口和候车厅，或者到一个大厅又或者直接到门口可以看到指示再走进来，但是我们发现渐渐人流就散了，我们到了一个很像是地铁站口而不是火车站的地方。更难过的是，要进和我们出来方向相反的入口是要刷卡的，显然是地铁卡。正在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巴黎阿姨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要去北站，我们说是，她就让我们跟着她，一路帮我们刷了卡，还很用心的走带行李的大通道，一直带着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站台，她才走。当时我们看到已经到了北站开始登车的火车，真的特别感谢那个阿姨。
我们回到巴黎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又在北站，我们要做欧洲之星回伦敦。欧洲之星的check-in，安检，通道和北站其他的线路是分在不同层在单独的区域。我们两当时正在找欧洲之星在哪，而旁边路过的叔叔听到了eurostar这个词（我们用中文，这是他唯一能听懂的），就停下来问我们是不是要找欧洲之星，告诉我们要到二楼去。其实指示牌我们也看到了，并不难找，但是依然很感谢那个热心的叔叔。但是除了这两个，在北站还有故事，我们等会再说。
有一次我们因为没有零钱，把箱子往locker里一放，心想瑞士很安全我们也很快回来，就没有锁门，结果回来箱子不见了。找到工作人员，是他们帮我们收起来了。还佯装我不知道呢，箱子不见了怎么办呢，我都准备好了要开始解释求助，结果他一副早就料到了的样子，马上领着我们给了箱子，对我们大笑说，被吓到了吧，但是下次不可以哦。还有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时候，我们self-checkin，行李超重了一点点，负责的叔叔还和我们开玩笑说那就不能带了哦，然后一边笑一边刷了卡说，但是这次我帮你。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到站台的路只有楼梯，我的箱子非常重，抬上楼梯的时候一个白发老奶奶在后面帮我抬着箱子。在瑞士上下火车，也都有人帮忙搬我巨大的箱子。
这样的西方人，是绝大多数。
很多同学可能都遇到过在晚上被人对着吼，甚至扔鸡蛋这样的事情。但是鉴于英国人爱喝酒的程度和夜深了大家的状态，这些并不能被算作是歧视的证据。而我能感受到的歧视，或者区别对待，反而，是来自学校来自课堂。我在爱丁堡学政治，谈民主，安全，自由，因此所有的课程为了不引起麻烦为了让大家在一个频道上，都会在在handbook里说这门课是euro-centric，而且有可能会谈到敏感问题，如果你不舒服可以提出来，或者和老师沟通。个人政治立场，学术立场我们给出绝对的包容，，但作为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学社会学的学生，平等尊重，民主自由的确是最基本形成的共识，并且学生来自许许多多的地方，苏格兰本地的，英美，欧陆的，中国印度的，我还有约旦，尼日利亚的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客观和对其他国家文明尊重的态度也是基础。但是我还是在两次课堂上，感受到被侵犯：
一次是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这门课的讨论课上，话题是关于语言与民族主义的形成的关系。在分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得很顺畅也很开心，但是当集中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组里的一个印度裔男生（但是他自己出生在英国了）首先提问，按照中国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文会取代英语成为世界统治性语言吗？问题一问出来，就有好几个同学转过头看着我。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意的是他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而后却如此快速的问出了这个问题。在当时课程的context下，很让人难堪。
还有一次是在一门关于民主实践的课上，临近下课老师问从案例中能看出哪些因素影响了民主实践具体方式的选择，一个美国男生回答说，国家的经济发展，他用了中国举例子。大家自动带入快速激情高傲的年轻美式英语来脑补，他说中国以前80，90年代很穷，很不民主，现在富有一些了，就更民主了，但是因为总体不富有，所以总体不民主。应该说，他的两个说法都对，中国在变富有，中国在变民主，但是他的逻辑和支持论点都是错的。中国的民主进程主要的推动力和阻碍力都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因素，中国的民主发展也不是和经济发展形成正相关的，80，90年代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民主的时期。他自作聪明拿一个错误的说法用一个很“美国人”的口吻说出这个回答，很让人气愤。老师也听出了不对，看了看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然后说，发展和民主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不能一而概之。
当然，这两个经历都可以被看做是学术争议或者课堂讨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我们学政治，一些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都还是在潜意识下有对中国的偏见，这不是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所谓威胁，更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政体的不同带来的隔阂，毕竟在他们眼里，人权民主自由，这些都是不用辩论的问题，而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
看到Virgin Atlantic的事，让我想起了在巴黎北站的另一个遭遇。北站是我见过欧洲唯一一个火车到站要安检的火车站。安检设备是临时的，所以大家就在铁轨旁边排队，慢慢过安检出站。就在我们排队的时候，站在旁边的特警叔叔招呼我们走出队伍过去，要求查看我们的护照，而且把我们的英签和申根签都看了。但是当时他是笑着还给我们，还和我们聊了几句。虽然内容也是关于来法国做什么，要去哪里，在哪儿读书等等，但是看了护照之后一直都笑着说话，就像一个热心的人民警察。可是如今一想，似乎不是很合情理。
就像我们想到穆斯林的时候，的确有一部分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无害的，欧洲人或者西方人也是这样，的确有一部分人带有歧视，但是大多数人都是热心而善良的。我们要去相信一个美好多于丑恶的世界，但是如果真的有丑恶存在，我宁愿它是言语上的，是肢体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