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上初中。在学校组织的“四人帮”粉碎后的首次考试中，因为绝大多数的题目不会答，百无聊赖也闲得无聊的我就随手试卷的背面写下了一封日后引起轩然大波的“致老师的一封信”，对那次考试的试题难度委婉地提出了异议。就是因为这封信，我成了我们那个乡村学校的“黄帅”，“四人帮”粉碎后的“反潮流英雄”——相当于“四人帮”在我们那个乡村学校的黑爪牙。事发之后的那些天，我们全家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哪一天有警车突然停在我们家门口。那些日子，十三、四岁的我更希望自己是一只老鼠，怕见人，怕见光，总喜欢在黑暗中躲着、藏着。

       还是一次考试解救了我。年底，县里举行初、高中学生文化课竞赛，要求各校组织选拔文化课优秀的学生参加。虽然我一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我的文化课成绩尤其是语文课成绩却一直在年级排前几名，所以，尽管对我能否参加这次竞赛学校领导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因为罗姓校长的坚持，我最终还是幸运地成为参赛学生中的一员。但与其他参赛学生不同的是，我必须在这次竞赛中拿到名次，否则，日后就是考上高中也不许上！这是我那个起初坚决反对我参加竞赛的班主任老师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铁青着脸亲口告诉我的。

      我的母亲在这场儿子闯下的大祸中始终保持着沉默，无论是学校领导、老师的“家访”（实际上是想打探一下我的行为背后有没有更深的内容），还是一些乡邻们火上浇油式的“劝慰”，她始终没有向外人替儿子认个错，也没有向外人解释过一个字，她只是默默地做着她该做的事情。听说我要去参加竞赛，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和欣慰，依然和原来一模一样，该下地干活就下地干活，该回家做饭就回家做饭。只是在临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她早早为我收拾好东西，嘱咐我早些睡觉，说明天一早她会叫醒我。

       第二天，我还在沉沉的梦乡,母亲就唤醒我，说该起来洗脸吃饭了，并轻声告诉我说“下雪了”。我连忙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房门，一股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整个世界一片银白，原来是一夜大雪，此刻雪下得还紧。借着灯光，我看到大雪如撕绵扯絮一般，地上落了足足有半尺厚的积雪。母亲已经打好了洗脸水，坐在灶灶膛前等着我。不经意间，我看到母亲一脸的疲惫，满头青丝不知何时已变成灰白色，一时间，她看上去是那么憔悴，那么衰老，又显得是那样的无力和无助。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天来，母亲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苦苦地支撑着。母亲没有读过书，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她所做的一切，全凭着做母亲的直觉。也许，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觉得在儿子遭遇的这场劫难中，如果做母亲的她顶不住压力，那她的这个儿子有可能一下子垮掉，终生也不会挺起腰杆子做人。母亲的直觉告诉她，儿子要去参加的这次文化课竞赛，或许是儿子重新抬头做人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所以她把这次考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又不能给儿子更多的压力，表面上她竭力不表现出任何异样和不同寻常。现在，见我按时起床，她似乎放下心来。看着坐在灶膛前打盹儿的母亲，我心里揪了一下，我知道，家里没有钟表，我不知道母亲是何时起的床，我也不知道她为了按时叫醒我，是否又是一夜不曾合眼？

       吃完饭，母亲把昨夜就已经收拾停当的书包交给我，说是要送一送我，我没敢拒绝。家里没有手电筒，母亲就提着那盏父亲夜里下田干活时用的马灯，踏着厚厚的积雪，和我一起出了家门。整个世界还在沉沉的睡着，除了母亲和我踩在积雪上“咯儿咯儿”的声音，村子里静悄悄的。雪花落在地上，似乎在瑟瑟地作响；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鸡叫的声音。到了村头，我说：“妈，您回去吧！”母亲又陪着我走了几步，突然停下脚步，把我揽到胸前，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半晌，我才听母亲说：“孩子，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妈相信你能为妈争这一口气！”听了这句话，我觉得鼻子里酸酸的，忙答应了一声，走了。

      踏着茫茫白雪，我走上了对于我后来的人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路。很远了，我停住脚步，回头向村口望去：风雪中，那盏马灯微弱的灯光依稀可辨；朦胧中，我似乎看到了母亲那单薄的身影，还有母亲那充满期待的目光。

      我知道，母亲是想用这星微弱的灯光，为我照亮前行的路。然而，母亲也许不会想到，那个大雪夜中的那盏马灯，会成为儿子的一盏心灯。这盏心灯，会照亮着她的儿子走完他人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