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独立电影发展熟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当年的“七君子事件”。1994年，光腚局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封杀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七名导演。而封杀原因，则是这七名导演当时违反报批程序，私自参加某海外电影节。
据王小帅回忆，当年为了能参展，主办方让一位秃顶高个儿的纯种老外工作人员，冒充王小帅的表哥，开了封“探亲”邀请信偷偷把他带出了国门。那次，是中国独立电影首次在海外电影节如此集中的亮相，而他们所亮相的平台，则是后来被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起步之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简称“IFFR”）。
1971年，影展策划人Hubert Bals在鹿特丹举办了第一届电影节，说是电影节倒不如说是放映礼。首映只有17名观众参加（据说当时放映的是西班牙电影《极乐花园》），场面十分尴尬，开幕式和原本准备的市长致辞由于太过冷清尴尬而被迫取消。
但荷兰人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Hubert 并不在意电影节被别人批评为“太过先锋”，反而更加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小众和新锐。所以这个电影节从创立之日起就被贴上了“独立”、“反叛”、“新锐”、“实验”的标签。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与戛纳、柏林、威尼斯、洛迦诺并称为“欧陆五大影展”。不过它与我们熟悉的电影节有着太多的不同，它并不属于14个国际A类电影节，也不设星光璀璨的红毯或首映仪式，95年开始设立的主竞赛单元最高奖项“金虎奖”，每年不分高下地颁发给三部作品，但要求必须是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不是处女作就不给你颁奖，就是这么任性。
这个电影节也被称为“全世界新锐导演最重要的舞台”，所以这里没有巨星，这里只孕育巨星。我们熟悉的文德斯、法斯宾德、贾木许、娄烨、洪尚秀、朴赞郁，甚至包括如今全世界最瞩目的商业片导演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诺兰，都是起步于这个每年一月在欧洲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举办的电影盛典。
《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这种高分烧脑大片都是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神作
柏林因为观众人数众多，常常被称为最“亲民”的电影节。但鹿特丹电影节能给参与者带来的那种融入感是柏林电影节望尘莫及的。
这就是电影节的主会场，不告诉你，你可能走过了都不知道，所以与其说是一场影展，不如说是电影从业新人的一次茶话会。
最值得一提的是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志愿者运作，每年有800名以上的志愿者分布在嘉宾、放映厅、场刊、后勤等数十个部门。而其中有过半的志愿者都已经为IFFR工作多年，这些普通的荷兰市民，学生，以主人的姿态共同在构建着整个电影节。
志愿者的存在为电影节提供了交融性更强的氛围，同时也为电影节筹办方积累了后备力量。如今IFFR很多全职工作人员，甚至选片人，当年也是从一名志愿者起步，一代代传承着IFFR人的情怀和梦想。而较之更多大型电影节，鹿特丹最为珍贵的，是来自于普通观众与电影人之间的交流。以新生代电影人为主角，则为鹿特丹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平等氛围。没有明星，不设特权，不讲排场，那些参展的年轻导演大多还未沾染电影圈名利场的脾性。他们带着兴奋，忐忑与期待来到鹿特丹，重视并尊重自己的参展经历和在这个过程里遇到的所有人。
娄烨说：“电影不是红毯，不是华贵礼服，不是秀场，也不是市场圈钱工具，不是面子工程……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是一种态度”。46年来，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一直秉持着“电影最大”的理念，在越来越多的电影节日益商业化和噱头化的今天，它还保留着一丝难得的质朴感。
所以快去鹿特丹电影节寻求电影最本真的模样吧，说不定你曾经在会场里一起谈天说地，侃大山的某个人，在未来的某一天就登上了头条，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不记得自己在鹿特丹时的青涩模样，但你一定会有一种“识于微时”的小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