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石变法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司马光也耗尽了全部气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谢世，这两个人一辈子的斗法也徐徐拉下帷幕。彼时，新上台的反对派正在对变法派反攻倒算，大肆迫害变法人士。但出人意料的是，行将就木的司马光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副宰相吕公著（反对派人士），信中如是说道：
“王安石文章节义都有过人之处，是一个高尚的人，只是性格有些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肯定有小人趁机诋毁。所以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王安石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
不久之后，当朝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厚葬之。
有如此政敌 ，不知道王安石能不能含笑九泉。
我反对的是你的变法，你的政策，你的偏执个性，而不是你的人品。改革本身与道德无光。司马光这一举措，彰显了一个政治家怀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单从这一点论，王安石远远不如。
（二）
王安石有个恩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但是却因为政见不同，二人彼此交恶。
欧阳修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有所不妥，提出反对意见，遭到了王安石的激烈反驳。欧阳修是个犟脾气，到了地方，直接不实施“青苗法”，这让王安石大为恼火。欧阳修还不肯罢休，给神宗上疏要求终止青苗变法，也给王安石写信，要求停止青苗变法。制止未果，而朝廷又有官员参劾他，欧阳修心灰意冷，上书要求早日致仕。按不成文的规定，古代官员七十致仕，而欧阳修其时才六十岁。因此，有官员冯京提议留住欧阳修，不让他过早退休。而对欧阳修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的王安石，则断然否定：“修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听听这段话，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并且给自己的恩师打上“善附流苏”的标签。评价之低劣，言辞之恶毒，为人之偏狭可见一斑。
王安石这种性格也是造成自己事业夭折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
王安石的逻辑与司马光的逻辑决然相反。
我的改革是社会需要的，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所以它就是道德的
所以支持变法的人就是君子。
你们反对变法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败坏社稷，所以就是不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的就是小人。
这样做看似强硬，看似坚定，但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由于所有反对的变法的人都是“小人”，所以都必须赶出朝廷。所以敢于说真话的人都离开了，而朝堂之上趋炎附势的伪君子大行其道。所以王安石具体执行变法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真君子”可用的，只能用真小人。其最后变法的效果可想而知，原本利民的措施被歪曲变形，变成了荼毒四海的恶政。
（四）
今天的人很少用“君子”“小人”这样的词语了。但是这种思维并不是消失了，相反它有很多变形。
比如 ，我爱你
我爱你，所以我做的都是为你好，你就应该听我的
所以，你不听我的，就是不爱我，就是不识好歹，就是不道德的
这叫以爱之名，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变形，叫做“见识”
我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所以你理所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
你不这样认为，只能说明你见识浅藕，思维层次低，愚蠢透顶。
这叫以见识之名，无可奈何
诸如此类的还有坚强与软弱，善良与残忍，谦虚与轻狂等等，仿佛我们的世界就是由一对对“反义词”组成。我们在用这些反义词来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也把对方逼到了一个死角，对方除了激烈反对，别无他法。我们的沟通注定要失败，无奈的我们最终不得不感慨“世人皆醉我独醒”，其实这句话恰恰反应了我们的无知与武断。
真正决定一个人行为方式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思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思维是有高下的，是有宽窄的，是有深浅的。所以人无好坏之分，只有思维方式的不同。
有的时候，我们看得比别人远，思维高于别人。但宽度和深度未必超过别人
有的时候，我们能海乃百川，思维宽于别人。但高度和深度未必超过别人
有的时候，我们思虑深邃，思维深于别人。但宽度和高度未必超过别人
而一个人的思维，也许与家庭环境有关，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与经历阅历和思考密切相关。但它唯独与那一对对反义词毫无关系。
但现实中，由古人的“君子小人道德论”引申出来的类似思维方式仍然大行其道，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恰恰致命地伤害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全面性，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以“道德”之名，又给了别人多少伤害。
如此损人不利己，何不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