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
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也包括亚洲许多其他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极北极，从地球上任何一点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
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在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二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
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宣战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对比中国和日本，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权力应该被宪法驯服（当然，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
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历史已经发生，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历史。现实仍在变化，吉凶难测，和解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逢凶化吉，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尊重历史，就不会忘记罪恶；尊重现实，就不会活在仇恨里。
在我看来，人性并不疯狂，真正难以计量的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一群人为了抢救几张领袖的照片不惜被淹死，这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纳粹屠杀犹太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关东大地震时日本人杀朝鲜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能让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去杀死另一个孩子的，是意义，不是人性。
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
国民的观念仍然优先于人的观念。
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的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再开战，更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
在那些抗日神剧里，曾经的苦难似乎都变成了喜剧，真所谓“娱乐基本靠抗日”。当作恶者变成了被戏弄的对象，恶就消失了。中国的抗日剧就是这样吊诡的。一方面它在强化仇恨，另一方面又在弱化是非。前者让现实囚禁于历史，后者又陷历史于虚无。
在他看来中国外交的最大问题是“总是留有余地”，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张，所以处处被动。
对我而言，每一次对另一段生命的寻访，都是为了丰富我的内心，寻找我隔世的同路人。
“幸福实现党”的有些主张依旧被很多人理解为疯言疯语。比如他们宣称该党的部分政策是大川隆法从诸葛亮的灵魂里得到的。据说奥姆真理教的头目麻原彰晃也自诩朱元璋转世，因此在1994年还特别到中国拜谒明孝陵。
既然人难免有理想主义的倾向，那么如何让这种理想主义在救起自己的同时又不至于伤害他人？
作为日本的宪政之父，尾崎行雄是最容易让我想起宋教仁的日本人。
西方是一个复数。当迟滞的东方遇上了价值观相离的西方，究竟要学习哪一个西方，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日本的衰落，还要面临“老年人的崛起”。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增加年轻人的负担，还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继续掌握在老年人手中。从代际更替的角度而言，他们的“成功”被大大延后了。与此同时，因为日本仍然保持着“纵式社会”的特征，所以日本年轻人不能像中国年轻人一样横空出世，只能盼着“纵空出世”，以命搏命。
在野岛刚看来，安倍已然做得不错，这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来政坛比较稳定，以前内阁声音不一，现在内阁比较齐心；二来经济略有起色；三来外交上也有些作为，国内的事情他多交给官房长官处理。
三木武夫（1907-1988），在自民党内较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人，并呼吁及早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1975年8月15日，身为首相的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开启了日本首相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
中国古代早在《孙子兵法》之前有部兵书叫《司马法》，里面提到义战，其中一个观点是“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王师的概念。可是人类历史上，哪见得到什么王师呢？日本人当年出兵中国，美其名曰要拯救东亚，却到处杀人放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解放，还是要从内部生长出来。人不自救，何来他救。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需要一定的“民智维新”，要经得住瞒和骗。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对未来的态度。
清朝是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就在哪个地方解决，只要不蔓延到京城来就万事大吉，缺乏一个通盘解决的方案……
中国人对麻烦有两种态度：一是“别给自己找麻烦”，这是久逢乱世形成的避世宪法；二是能麻烦别人就多麻烦，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当中国人讲“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对于忠其实有一种平衡作用，一个爱母亲的人，不一定会去为皇帝打仗。而长子继承制下的日本，孝的观念不如中国深厚，那些离开父母佑护的人更重视的是非血缘团体的忠。在明治封建制被打破以后，这种忠便直接归属于天皇。以天皇为中心的极权体制因此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无数个好消息拼凑成一个巨大的坏消息”。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为表示日本侵华的歉意，他用的是日文“迷惑”一词。而日方译员直接将之译为“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此一表述受到中方的强烈批评，田中意识到翻译出了问题，便解释日文“迷惑”就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中方最终接受了田中的解释。
这世界有两种慈悲，一种是送人食物、予人钱财；另一种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为向世人讲清一两个道理。
众所周知，新闻之所以是新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是小概率事件，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
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往往会从明治维新直接跳到昭和年代的军国主义，却忽略了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大正民主时期。大正民主运动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反对日俄媾和运动至1925年制定普选法的20年间。而石桥湛山当年为推动日本普选，作为副总指挥参与游行，也是在这个时期。与此对应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那时在湖南甚至出现过中国第一位民选省长。只是历史无情，有心栽花花不成，梦想总被雨打风吹去。日本国内的几大民主运动（包括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等）均遭失败；而对外侵略时的屡屡得手，更刺激了日本朝着军国主义道路越冲越远。
与大正民主时期对应的还有“大正教养主义”或“教养派”。重文化而轻政治，这是理解日本的另一条线索。当狂热分子试图把自己奉献给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却对乃木希典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和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深恶痛绝。
武田泰淳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史记世界”没有中心，是一个空间化而非时间化的人际网络。
若要一个民族聪明起来，最好先让每个人享有选择愚蠢的权利。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不是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们试图从人类历史中挣脱出来的一种努力……
individual其本意是‘不能分开的’
从‘不能分开的个人’（individual）这个概念中想出了一个‘分人’（dividual）的概念，提出‘分人主义’（dividualism）。也就是说，在多重人格之间有一个平衡关系。当一个人开始自我否定，如果个人不能分开，那么这个人最终会自杀；而在分人状态下就不一样了。我在学校被人欺负，这个‘分人’我不喜欢，但在家里我受到关爱，这个‘分人’我喜欢。
日本学生对学生运动同样持消极态度，因为日本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差不多都以失败告终。
在日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的记者，特别是自由撰稿记者，很难进行采访。申请加入时要经过冗长及不透明的审核过程，加入后所属媒体需要负担相关费用。除了日本外国特派员外，外籍记者通常难以加入记者俱乐部，更难以在有记者俱乐部的地方进行采访工作。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很多新闻与其说是记者采访出来的，不如说是整理出来的，而日本报纸在处理这些新闻时也不署记者名字。甚至在业界还流行一个潜规则，如果记者在发布新闻时违反协议，比如抢先做了独家报道，他将有可能被记者俱乐部除名，失去采访资格。一份针对《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新闻》、《每日新闻》等四家全国性大型报纸的定量分析表明，在全部新闻报道中，有超过八成的消息来自记者俱乐部。正因为此，该制度被当作日本封闭、排外的象征而广受批评。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记者俱乐部制度“与执政党、官僚、财阀的传统三角权力模式捆绑在一起，其作用是塑造一个协调的民主政治假象”。曾任《朝日周刊》总编的筑紫哲认为这种封闭、特权、专制的制度是导致日本新闻界无能的一大原因。当主流媒体借着记者俱乐部制度争当权力的喉舌，这个国家也就处在危险之中。前几年民主党执政时，这一制度有所松动，而到了现在安倍政府时期，记者俱乐部又被进一步控制。
研究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能局限在新闻里，更不能靠几篇新闻得出任何结论。其一，大多数新闻都是小概率事件；其二，新闻背后有生意，媒体追求可读性；其三，媒体有生产意义的冲动。从这些方面说，不光是普通读者需要有好的媒介素养，研究者也需如此。他必须进入社会更深层的肌理，而不是跟着新闻事件的泡沫走。
作家、记者或游客，在描述异域风情（事实）时往往难掩生产意义（也许是为了证明此行不虚）的冲动，因此文过饰非，如桑塔格所批评的摄影术一样，“掩盖多于揭露”。
日本有个记者叫高野孟，他在《如何阅读世界地图》中将欧亚大陆的地图右转90度，将日本置于世界的底部，就像是一个弹珠游戏箱的球井，罗马、波斯、俄罗斯、印度、中亚、中国等地的文明就都流到了日本。日本瞬间变成了世界文明的容器。
领土主权的目标，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主权本身……说到学习，我希望能够将‘躾’字输入中国。
所有暗杀团体里，最有戏剧性的当属1930年由桥本欣五郎(4)建立的樱花会。这是一个有着百余名平民和军官的组织，他们试图像明治维新的先贤一样来一场“昭和维新”，政治目标可谓堂而皇之：审视当前社会形势，我们发现高层领导人道德败坏，政党贪污腐化，资本家和贵族对人民大众漠不关心，农村家庭正在忍饥挨饿，失业和经济萧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我们观察日本的对外关系，发现统治者们为了博取外国势力的欢心，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而且对向外扩张毫无兴趣，这说明明治维新后那个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渴望一个真正基于民众利益，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廉洁政府的出现。我们虽是军人，不应直接参与政治，但我们为国家牺牲的决心会随着时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而愈益彰显。我们将会为了改造统治机构、扩充国家实力而奋斗终生。
罗尔夫·多贝里在《明智生活的艺术》中分析了为什么不该读新闻：“我们的信息很灵通，但知道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200年前发明了一种有毒的知识类型：新闻，即世界各地的消息报道。新闻对于我们精神的影响，就像糖对于身体的影响一样：新闻是可口的，容易消化的，但长期来看却是有害的。”
多贝里列出拒绝新闻的若干理由，其中一条是：
我们的大脑对于骇人听闻的、与人物相关的、喧闹的和变换快的刺激会有极为强烈的反应——而对于抽象的、复杂的、需要解释的信息则有着极为微弱的反应。新闻制作者便利用了这一点。吸引人的故事、显眼的图片和耸人听闻的“事实”会牢牢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就是所有构思缜密的、复杂的、抽象的和不易看透的内容都会自动隐去，尽管这些内容与我们的生活和与对世界的理解更加相关。所以说为新闻消费的结果就是凭借一张错误的危机入场券在大脑中闲逛。花钱去看新闻的人会把大多数话题的重要性完全估计错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
胡适还预言日本侵略中国是带领全日本走上了切腹之路。日本武士切腹时，必须请最好的朋友在背后斫其头，名曰“介错”，而中国正是他们请来的介错者，虽然目前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据说胡适预测“日本切腹，而中国介错”的观点给日本学者造成很大的冲击，后来日本历史学家探讨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及战败时，常引用胡适的这句话。
很多人选择保守或激进，只是想在原有的秩序中为自己占据一个位置。
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因独立而饱满，因节制而坚定，因温和而有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进行着，遇到危机和冲突时，那些中间意见人士与和平主义者，往往会受到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因为他们站在中间地带。
世界虽小，却装得下无尽的阴差阳错。
极端的年代，中国错过了胡适，日本错过了石桥湛山。
大国主义必将导致个人的贫穷，中国人现在富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过去几十年的小国主义。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也能在世界各地流转类似的雕塑，输出的是价值观而不只是几只白加黑的熊猫，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才可以说有了世界性的成就。
整理有关弘一法师的资料，读到他出家前写给日本妻子的诀别信：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
英文里“Wanted”通常是指通缉“坏人”，而真正的民主政治是通缉“好人”。
农村之所以迷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坟挨着村庄”，生者与死者仿佛须臾不分。
非洲有句古话：“一个老人归天，等于烧掉了一座图书馆。”所幸，还有墓园，为那些烧掉的图书馆收集残篇断简。寂静的午后，我耐心地读着一块块碑文。我相信一座好的墓园是可以供人阅读的，而这也是十年前我徘徊于巴黎的几处公墓不忍离去的原因。
藤木TDC的《日本AV影像史》。里面有句话：“淫秽这种东西，只存在于一心要取缔淫秽的警察和检察官，或者与这些警察和检察官志同道合的人们的意念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淫秽……”
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沃·赫恩，祖籍英国，生于希腊，长于柏林，求学于英法，1869年赴美打工，做过邮递员、扫烟囱工，后来做了记者。1890年，赫恩被派到日本工作并于同年娶了日本妻子，五年后加入日本国籍，改名为小泉八云。在《日本魅影》一书中，小泉八云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赞美与同情。他感慨日本在面临有着诱人外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根本。
“日本在处于落后或者走向绝路时会走向‘有终之美’，在集体绝望中放出光辉。‘三一一’大地震发生后，我从酒店地下车库将车开到了大街上，看到一幢幢大楼都在‘吐出’滚滚的人流，每条大街的每条车道上都排满了车，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的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是所有人脚步挪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大部分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肯定都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记得我当时在车里发了地震后的第一条微博。”
“傅雷夫妇自杀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我记得好多人去看了。傅雷夫妇上吊时，特意在凳子下面垫了条被子，大概是怕凳子倒了，砸出声音，影响楼下的人……”
有多少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确定性而正在或者已经选择了离开。
即使伤心欲碎，勇敢地微笑也是社会责任……微笑培养从童年开始起就是一种职责，并很快成为一种本能。最贫苦的农民，也相信表现个人悲痛或愤怒是没有用的，总是不善意的。因此，尽管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也会忧伤，但是忧伤的自然流露，以及当着长辈或客人控制不住眼泪，都是一种失礼；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乡下妇女，在失态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请原谅我的自私，真是很失礼。”
关于中日为什么没有完成和解：东亚现在的“日本问题”不能仅认为是战后对日本政界、财界清算不彻底，这只是一个“果”。其“因”是战后中韩均未参加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国由于国共内战，大陆易手，导致原为美国盟友的国民政府退居台湾。国民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有随时失守、朝不保夕的焦虑，而控制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间成为美国的敌对国，所以国共两党政府均无法介入美国主导的东亚重建。正如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指出的，在二战后美国指挥的“旧金山体系”下，日本与各国恢复邦交是一种“个别的和平”，而且受苦受难最多的中国、朝鲜和韩国均未受邀出席。这种“个别的和平”不但没有促成全面和解，反而留下未经处理的战争与帝国主义的伤口，甚至为参与军国主义的政治人士重返日本政坛铺路。
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信仰神，是为了逃难，而不是为了侍奉。
日本没有心理医生，也没有毒品，人们绝望的时候得不到慰藉，就容易想到自杀。
高桥英辅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世界自杀率高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小学教育非常严格的国家。这些人很早就对人生有个计划性的东西，一辈子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如果走不通，就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绝望感，扛不住就会一死了之。
当然，在求生的意志与求美的意志之间，不必非要判断出孰高孰低，本质上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求取。
人世间，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的：一是粮食，二是意义。没有粮食，所有人都会饿死；没有意义，一切文明都会轰然坍塌。
据说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石原莞尔正被派驻朝鲜当少尉。在听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后，他带着一小拨士兵到附近的山上对天鸣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中日两国面对欧美列强，在清末民初之际，尚有“难兄难弟”之情。中国一旦革命成功，也意味着饱受白种人欺压的黄种人终于有救了。然而，这种“难兄难弟”的情意，很快随着日本的崛起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弑兄弑父”。当这些狂人开始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时候，也是人类开始遭殃的时候。
壬子孟春留别顺成永井兄 吉田松阴
四海皆兄弟，天涯如比邻。吾生山阳陬，来游东海滨。长刀快马三千里，迂路水城先访君。一见指天吐肝胆，交际何论旧与新。分席三旬吾去矣，皆决奥羽三重云。浩然之气塞天地，华夷何尝有疆畛。一张一弛有国常，张之弛之在其人。澹庵封事愕蒙古，武侯上表泣鬼神。大义至今犹赫赫，丈夫敢望车前尘。见君年少尚气义，白日学剑夜诵文。斗筲小人何足数，勿负堂堂七尺身。吾亦孩提抱斯志，欲将韬略报国恩。东西离合非所意，誓将功名遥相闻。
德川光国作为江户幕府开创者德川家康的孙子，他聘请朱舜水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历史有某种相关性，朱舜水避祸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天皇权力的上升；倘使朱舜水能看到未来，可以预知天皇制和军国主义合流后会把日本人骗进他的故乡中国烧杀掳掠，恐怕也会三思而后行吧。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相关性，不是说是朱舜水直接导致了什么罪恶的结果。这世间由因果律主宰，而因果律恰恰是这世间最大的谜团。
日本社会有一种反政府的倾向，当然主要是反对过去的军国主义。大家觉得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很像，所以全社会都反对。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不挂国旗，不唱国歌，战争来的时候第一个跑。’因为你要是跑了，就没有人参加战争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音乐老师，有一次用钢琴弹奏国歌，在开始之前他很抱歉地说这是学校的意思，他自己是不想弹的。90年代后，日本要做正常国家，的确有所转向。一方面有中国的因素，中国和韩国的崛起刺激了日本。
乡园一别少知音，况又天涯秋色深。
夜夜思朋劳远梦，年年作客损闲心。
光寒万里空中月，声乱千家风外砧。
木叶只今零落尽，人生不啻有浮沉。
“和你说说秋山仁吧，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已经退休了的东海大学教授，算是我的前同僚。他曾经讲过：‘虽然现在中国发展很快，但我还是很怀念80年代应邀去曲阜讲学的情景。那时的大学不像现在这么有钱，但他们对学问的态度是那么热诚。记得下火车后，他们派了一辆马拉的大车来接我。我当时很感动，不但丝毫没觉得不好，反而有一种孔丘周游列国讲学的感觉，觉得这才是曲阜！’”
人世间的美，既不仅在于人，也不仅在于世界，而在于人与世界的具体交往。这实际上是一个意义控制与意义完成的过程，结果如何，不是我和世界单方面决定的。我不能决定世界的本质，但我可以决定我对世界的态度（赋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