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善于心安理得的物种，当我们有些许‘无力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 ——黄执忠《奇葩说》
（1）
周末，突然接到久未谋面的初中同学小文的电话。
记忆中的小文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全校男生眼中的公主：母亲是机关干部，父亲是医院院长。长得漂亮，弹得一手好钢琴，经常在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久如此，她还性格温柔，身上没有一丝娇气。大约因为我从小喜欢看闲书，所以她跟谈得来。
然而初三那年，小文突然离家出走了，据说是跟一个网吧的小青年去了南方，此后多年再无音讯。
“你知道我在哪里吗？”小文苦笑了一下：“我给肇庆，给人家孩子当小阿姨。”
“他还好吧？孩子……”我不敢对小文这种人生反差表现出一丝惊讶，竭力保持淡淡的语调，生怕一不小心怕伤害她的自尊。
“他？……从不着家，两个孩子在我妈那里。爸爸中风后，妈妈怪可怜的，我每个月寄点生活费回去。”
小文的声音异常平静，带着一种在生活的滚水里泡过后的淡然。
“他忙着赚钱养家，也许是没空……”我竭力安慰着小文。
“鬼咧！跟些女人……没钱了，就回来问我要生活费。”小文还是声音淡然，那淡然中，似乎带着生无可恋的麻木。
“什么？……还问你要生活费？他……他还算男人吗？”我简直要炸了。
“不然，难道眼睁睁看着他饿死？”小文似乎觉得我的反应过激了。
“小文，这种生活……你怎能忍受？”我无法想象小文养着两个孩子，还要养一个大男人的处境。
“没学历，没技能，还能怎样？十几年都这样熬过来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他老得浪不动了，应该会安分的。”小文叹口气。
“你不能报个电脑学习班什么的？噢……对了，那时你不是爱写东西吗？你为什么不能写文章？”我想起小文初中时的特长，又想起了打工女诗人郑小琼。
“一看你就是在学校呆久了的。我每天买菜，做饭，哄孩子，做清洁，哪里有时间？做事稍微慢了，主人又该发脾气了。再说，十几年没动笔了，我脑子都锈了，也没那心思了。唉，其实，我跟这边的阿姨们一聊，大家都差不多的。我这还不算最坏，有的，还娶二房生子呢，有什么办法，认了呗。”
（2）
跟小文说话时，我忽然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黑暗的无底洞，看不到任何光亮。
最怕的，是一个人，从此不愿意再支配自己的人生，不支配自己的真实感觉，用“无能无力”来麻醉自己，让自己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再动弹，不再折腾。
一个决定要放弃自己的人，努力合理化她的生活的人，带给你的是无尽的“丧”感。
我忽然想起自己生宝宝时接受全身麻醉的情景。麻醉医生将针头插入脊椎，随着麻醉药的缓缓推进，慢慢地，麻木感从腰部向全身扩散，抬不了手，动不了腿，甚至连翻身都不能。
一刹那间，我突然陷入了惶恐：要是这种麻木永远恢复不了，我活着，跟死了，有区别吗？我听到手术刀嘶嘶地划开肚皮，感觉到有人撕开裂口，但是，毫无感觉。这样一个麻木中，我最后，竟然睡过去了。
如今市面上有一种流行鸡汤让人甘之如饴：“好好享受当下吧，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天来！”
每当听到这种话，我就想那则寓言：一人问水手：你爷爷死在哪里？水手说：死在海里。那人又问：你父亲死在哪里？水手说：也是死在海里。那人问：那你怎么还敢做水手？水手没回答却反问：“你爷爷在哪儿死的?”那人说，在床上死的。水手又问，你父亲在哪儿死的? 那人说，也是在床上死的。水手问，那你怎么还敢到床上去呢?
然而，这些话如同那插入我们脊椎的那麻醉针管，力图从此让你“止息”：别动弹了，别折腾了，别幻想了，别……他们反复告诫你：有些东西，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可这“安”，未必总是“安好”。
倘若你留心身边，你会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自我质疑：
“我学中文的，你让我去考会计师，别快玩笑了！”
“不好意思，这个事情，超出我能力。”
“不，不，不，我从未做这个，不行，真不行！
“我都三/四十了，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认命吧”
就如小文那声幽怨的叹息：“离婚？我还能嫁给什么样的人？我知道这种生活不好，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3）
黄执中曾在《奇葩说》中讲道：
“人是一种善于心安理得的物种，当我们有些许‘无力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人，是自为的动物，能主动支配自己的命运和人生。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关注过人的“困境”以及如何突破无能为力的困境的问题。《呐喊·自序》中记述了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立马反驳道：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当今，在生活庞大的压力下，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这种“无能为力”的感慨，他们以“无能为力”的麻醉，将“可能性”置换成了一间间自我囚禁的“铁屋子”，却从来不曾想过，去毁掉这让人绝望的“铁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