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萨德来说，二十世纪是重生的时代。他先是受到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和超现实派的称赞，后来又有巴塔耶、克罗索斯基（Klossowski）、布朗肖、拉康、福柯这些人，把他的文章当成文学的指针，从各个方面对其展开论述。吉尔•德勒兹却逆此潮流，于1976年写出《扎赫尔-马佐赫介绍》一书，为受到过分轻视的马佐赫张目。在这本书里，乔治•巴塔耶也被看作是支持萨德的作家之一。巴塔耶把萨德的文学和纳粹主义之间根本上的差异做出了明确区分，如此看来巴塔耶好像是受到了德勒兹的肯定评价。
但是，众所周知，在10年后出版的德勒兹与克莱尔•葩内（ClaireParnet）的《对话录》（1977年）中，德勒兹和葩内在谈到英美文学的优越性时，则把巴塔耶看成拘泥于某些“小秘密”的法国作家的代表，批评他像个教皇、司祭、术士一样，爱用“侵犯”这种神学味的概念。在马佐赫论中对巴塔耶的肯定，在《对话录》中对巴塔耶的批评，这两种评价似乎完全相反，但当初的肯定评价跟马佐赫无关，针对的是巴塔耶对萨德的分析，所以可以说当初的肯定跟后来的批评还是有所关联。而这其间的十年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就像二十世纪是萨德重生的时代，对62年去世的巴塔耶来说，从德勒兹的《扎赫尔-马佐赫介绍》到《对话录》的这十年，也为他的重生拉开了序幕。1970年伽利玛出版社开始刊行他的全集，第一卷由米歇尔•福柯作序。于是，巴塔耶这个本来的小众业余作家就得到承认，变成了“这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和思想的世界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德勒兹作出了那些发言。
在《对话录》之后，德勒兹几乎从不提及巴塔耶。虽然偶有提及，也是不置可否的几句轻描淡写。德勒兹对巴塔耶的著作到底有多少涉猎，恕我寡闻不知究竟，但显然德勒兹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关心。也许他们的关系就像水和油一样，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在此，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可能有、应该有怎样的共同点。
文学的语言——受害者的语言、又是儿童的语言
在马佐赫论中，德勒兹这样写道：“乔治•巴塔耶⋯⋯的解释是，萨德的语言本质上是受害者的语言，因此是讲反话的。”实际上，巴塔耶正是在《色情》中收录的萨德论《萨德与常人》一文中，把萨德的语言定义为受害者的语言。而与萨德的语言相对的，就是行刑者所用的语言，权力的语言。就是说，行刑者把自己的暴力行为正当化所用的语言，那些用权力、国家、法律的语言，是用理性讲出来的。萨德的语言与此相反，是本来只会沉默的那些受害者的语言。也就是说，是受害者在描写拷问、讲述暴力。这个行刑者与受害者的对比，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存在：即所谓主流的权力语言和小众的文学语言。
众所周知，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献给小众文学》（1975年）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1980年）中，也做出了主流语言和小众语言的区分，并表示了对后者的肯定。这里的两种语言，并不是说法语和方言这两种母语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对同一种母语的两种用法。就是说，主流语言从语言中提取出常量，而小众语言让语言进入不断的变化。小众的语言用法，就是在语言中犯口吃，就是“在自己的母语当中做一个外国人”，就是把主流语言当成外语来用。
比如，卡夫卡住在布拉格，而且是犹太人，但他在写作时，既不用当地人的捷克语，也不用犹太人通用的意第绪语，用的是德语。德语是当时奥匈帝国的通用语（教育用语），是一国的官方语言、商业语言、文化语言，相对捷克语来说居于主流。虽然卡夫卡用了这个主流语种，但是这布拉格的德语相对于维也纳和德国的德语来说，同样暗含着小众语言的功能。卡夫卡把这暗含的小众性带向更远的地方。他在写作中硬是用德语作标准语言，并创造出这种语言的小众用法，实现了从大众语言到小众语言的生成变化、出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小众文学。那么，这里提出的问题和巴塔耶的文学论会有怎样的交错呢？
巴塔耶在上述《色情》一书出版当年，完成了另一本文学论《文学与恶》（1957年），在此书中如题所示谈了文学与恶的问题。“恶”看似简单，但它并不是与善构成的对立两极之一。其实本来是“善”，构成了善恶的两极对立，并对恶做出谴责，善是丧失力量的道德。与此相对，恶指向力量的巅峰，指向那让反对之物相克相成的“超道德”。就是说，规定善恶的道德准则属于“善”的道德、无力的道德，而“恶”脱离准则，指向至高点。如此就可以说，前者体现在行刑者所用的那种权力的语言之中，而后者则体现在受害者的语言、也就是文学的语言之中。
对这种文学的语言，巴塔耶又是怎样定义的呢？这里我们可以参照《文学与恶》的序言。“文学谓何，我希望能将它慢慢展现出来，但说到底它就是那重现的童年（enfant）。然而，如果说这童年就是关键，那它又蕴含着怎样的真相？揭示其中深意的是卡夫卡的真诚：他在提起行动的必要性之前，先是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力。”所谓文学，就是重现的童年。
就是说，文学语言带来从成人到儿童（enfant）的生成变化。这里生成的不是“成年人”（major）的语言，而正是“未成年”（minor）的语言：背离成年人的支配、行动，像卡夫卡那样“成为儿童”。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定义中，小众文学带来生成变化，而“生成变化总是向弱小一方（minorité）发展的生成变化。”也就是向儿童、向女性、向动物发展的生成变化。而巴塔耶也是这样，把卡夫卡的文学定义为向儿童（弱小一方）发展的生成变化。
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论卡夫卡的文章里，对卡夫卡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评价的：“他活的像个孩子。”卡夫卡说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是表达“想从父亲领地逃走的欲望”，但他不是真的想要逃走，“他想要的是，在这领地之内、像流亡者那样活着。”他不是想逃出父亲的势力圈、在圈外成为新的父亲、形成又一个势力圈，他想做这个圈内的流亡者，做一个孩子。然而他又不是想在圈内推倒父亲，如果他想这样，他自己也就成了大人，成了父亲。所以他不这样，他想一直做个“不需负责的孩子”。这对文学、对语言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的语言，是权力的语言，也就是由常量构成的同质语言、标准化的主流语言。是文学让这种语言产生变调。然而，文学决不会成为新的主流语言。文学不会变成成年人（major）的语言，而是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调和小众化（未成年化）之中。但这里的意思不仅仅是“成为儿童”，这里是说在语言中“成为儿童”、在语言中口吃、像德勒兹所说“在自己的母语中像外国人那样说话”。所以，就像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针对威廉•布莱克和波德莱尔所说，“诗人在世上永远未成年（minor）”，而“让自主的姿态（attitudesouveraine）成为可能的诗意的存在，用的就是一种未成年的姿态（attitudemineure），是儿童的姿态、不求报酬的游戏。”
节译自：江澤健一郎，「バダイユ——マイナー文学論」，『千の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