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姜先生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儒雅、朴实、周正的样子，使我无法联想到他年轻时票过梅派青衣。
七月的江城，燥热而喧闹。在滨江公园票房的后台，我正百无聊赖的翻阅着当天的报纸。朋友突然蹭了我一下，嗫着嗓子说，看，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姜先生。当年可是唱过梅派青衣的，不过，现在改唱余派老生了。……
当年，汪曾祺老先生在《自得其乐》一文里，也说过自己“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我还觉得甚是有趣，没想到今天真的碰到一位。循着声音望去，果然有位老先生，白衣白裤，在台上很投入地唱，《搜孤救孤》，依稀有些余派的味道。
那会儿，我正迷京剧，滨江公园的京剧票房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场所，每到周末我便会泡在哪里。这会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位喜欢余派的同好，当然不会放过切磋的机会。就这样，与姜老先生认识了。
台下的姜老先生，短发，清矍，利索。双手抄进裤子口袋，笑容可亲又有几丝拘谨腼腆。我们一行从票房里出来，找到公园附近的一处茶馆聊天。姜老先生态度平易谦逊地为我们面前的茶碗不断续上热水，话不多，偶尔听到好笑处也附和地笑一笑。
交往多了，意识到这是位性情温和的老人。待人热情，但又让人感到有所节制，说话也很注意把握分寸。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里，他总是显得稳妥周到，似乎还有某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谨慎。很少看到他过分激动，或者言语中带有锋芒。他年轻时是否就是如此，我不知道，也许是大家族生活环境的熏陶，或者是后来岁月的磨砺。
老先生一个人住在老汉口的里弄里，家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满满的两大柜子书和旧唱片，还有那台老式的唱机。老先生早年在一所大学教书。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得益于他早期英国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但，就是这经历，也给他后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老先生高兴时也会与我谈谈往事，但显然是有所顾虑的，或者说，他似乎仍没有从多年政治运动的余悸中走出来，不愿过多地谈论往昔的一些经历。有时聊天时，我会有意把话题往那上面引，老先生只是微微一笑，话题就转开了，让人始终无法触摸到他的内心深处。
老先生显然是个很认真的人。有一阵子，他对我讲京剧的吐字归音，居然把京剧与英语的发音结合起来，找出其中的共同点，还说现在的很多京剧演员的咬字归音并不科学，说这话的时候一副自负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那段时间，我的工作极为不顺，对人事关系的厌倦，使我产生了跳槽的念头。老先生得知后，只是淡淡地说，这是人生的大事，自己要想清楚了再作决定。还怂恿我把英语重新捡起来，他可以做免费的老师。而我，终究是定力不够，辜负了老先生的好意。
……
可敬可爱的谦恭长者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而我，潜藏在这个琐碎和繁杂的世界里，渐渐忽视了自己生命里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老人。去岁的一个冬日，过江办事，突然想起多年不见的老先生，寻上门去，却被告知，老先生已经逝去了。先是出了一场车祸，子女担心老人年岁大了，不能照顾自己，把老人接到身边，但终究是老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早上坐在学校的班车上，妻子突然问我是不是快到清明了。翻看手机，还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写上这段话，送给姜老先生，愿老人家在天国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