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早上起来打开电脑，满目是对于母亲的祝福，QQ群里更是各种制作精美的祝福图片满天飞。这自然也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来。母亲去世已经五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总很难为逝去的母亲写点东西。过去，母亲葬在老家后面的山坡上，距离近，遇到这种日子可以回家上上坟，捧一束鲜花在坟头。而今，母亲的坟墓已经因为老家拆迁而被迫迁到相对遥远的土地垭公墓，已经很难经常上去了。今天又是母亲节，权把母亲去世两周年写的一篇日志翻出来，作为这个特殊日子对母亲的怀念。
一生乐观豁达的母亲
旧文：母亲逝世两周年
明天是母亲逝世两周年的日子，两年来，没有为母亲写过一点文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一年要写大量的文字，却不曾有一点文字是关于母亲的。每每觉得要为母亲写一点东西，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想说的太多，倒觉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本来才两年的时间，但我却觉得母亲去世已经很久了。在记忆的深处，母亲的形象甚至有点模糊，这或许正是人们常说的有的东西因为记忆太深，伤痕太重想要记起反而忘记和模糊。只有当年代久远，疼痛慢慢减轻时，记忆才开始逐渐的清晰并越来越深刻的浮现在眼前。
母亲是一个勇敢的人。
据母亲讲述，母亲家里有11姊妹，但只成活了9人，她排行第九，家里人都叫她九妹。外爷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只让我的么舅读私塾，所有女儿都是不准读书的。我的大舅继承了家长作风，在我小时候都经常听他讲，“女娃儿读啥子书，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副电影里反派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母亲天生聪颖，躲在私塾的外面偷听么舅上课，居然能把“三字经”背个八九不离十，比我么舅学得都好，只是读的是“望天书”，只会读，不认识字，最终还是个文盲。我至今记得的“三字经”片段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那是一种像“唱”的三字经，是旧时代特有的唱读形式。
据母亲讲，她小时候曾经遭遇日本飞机轰炸达州，别的小朋友都钻到刺笼里，她却大胆的看飞机飞过头顶，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像飞蚂蚁一样。”母亲这样形容日本人的飞机。母亲生于一九三三年，日本飞机轰炸达州应该是40年代的事，想想母亲当时应该是10岁左右。
解放后，母亲刚刚出嫁。她却在妇女干部的宣传下，参加了妇女学习班，接受妇女革命的宣传。我现在仍保留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年轻的母亲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那个年代时髦的双排扣解放装，两女三男的一张合影，五个人仅有一人穿着鞋子，其余都光着脚。我母亲便是那穿着鞋子的秀气女子。正是这次学习，使我母亲毅然反对家长包办的婚姻，和才结婚一年的丈夫离婚，追求自由的婚姻。这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勇气的。
“四清“运动时，我的父亲被工作队关起来，工作队那是都背着“盒子枪”，其他的家属都不敢去，只有我母亲走进工作队，勇敢的和工作队辩论，证明自己丈夫的清白。当时工作队把枪在桌子上“拌得梆梆响”，可是母亲据理力争。也正是因为她的勇敢，我的父亲被工作队解放，并担任生产队长。一直当了几十年。
母亲能言善辩，口齿伶俐，谁惹着了也敢顶，在我们家乡十里八村都很出名。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教育我们“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多“积善行德” 。
我有记忆的日子，老是连年的灾荒。人们总是为吃饱肚子想尽办法。当时流传在我们家乡一代的民谣是“正二月，慢梭梭，三月才是个紧场合。”是说一到正二三月家家户户便断粮饿饭的日子。我是饱尝家中断粮挨饿的艰辛的，世界上能吃的我都吃过，不能吃的也试着吃过。尽管如此，面对一样的饥荒，母亲总是能想些办法让全家人充饥，而且把不多的食物跟邻里乡亲分享。我就经常被派着端一碗红苕给隔壁的人家。那时虽穷，邻里关系却好，有好吃的必然端一碗大家共享。大家都这样，到过年时，桌子上有一半的菜是邻居端来的。
那时河南河北常遭旱灾。那里的人或由村里干部带队或单独到我们那里乞讨。母亲此时每每长吁短叹，用“半升”把家里的粮食匀了拿给乞讨者。我见过母亲舍粮，用“半升”装了，把冒头的用手抹平，觉得不好，又抓起来放回去，想一想又抹平，如此这般折腾了许久，终究还是端给了那些南腔北调的乞讨者。
有“张打铁”、“李打铁” 或远乡的乞讨者甚至工作队下乡需要住宿的，一般也是住在我们家，母亲从来都是把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南来北往的过客。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是和母亲一起去吃喜酒。母亲喜欢给人做媒，说这是做好事。也不要当事人的谢媒钱，只收下新人送的枕巾什么的。母亲每每提起这一生中做了多少媒，都是十分的兴奋，扳起指头细数她一生中成就的美好姻缘。在她看来，能够成就两个人的婚姻，这是最大的好事。因为做媒，如果两口子日后闹矛盾，母亲又成了天然的调解员。我至今记得我小时候一起去参与调解夫妻矛盾的细节。
母亲是一个快乐的人。
母亲喜欢唱歌跳舞。但唱歌并不好，甚至有些跑调。抗美援朝时被抽调到乡上学了点金钱板什么的，把一些快板词甚至记了一生。像什么“美国人派飞机乱炸乱轰，朝鲜的老百姓就大受苦痛，中朝的子弟兵十分英勇，打鬼子保家乡立下大功….”随时哼哼呀呀的。做饭炒菜有时也是念念有词。年轻时带着我跑十几里路去看坝坝电影，生活的重压也不允许她有唱歌跳舞的机会。年纪大了，终于参加了村里的老年宣传队，整日里忙着排练和走村串户演出，其乐无穷。有一回硬拉我给她们宣传队拍个节目。当我带着摄像机到现场时，简直被吓了一跳！我老母亲一人就有四个节目，把个老脸画得像个“花眼猫”。
母亲得了肺癌。经常咳嗽咳血，厉害时她便大骂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她一生做这么多好事还折磨她。病一松下来，她依旧参与演出。直到病得无法坚持。
母亲患了癌症还登上凤凰山
老了又不识字，老是叫我教她唱歌，在地摊上花了钱买来若干复印的歌谱，虽然不识字，却戴个老花镜煞有介事的看着唱。最喜欢唱的当然是解放区的天这样的老歌，也尤其喜欢阎维文唱的“母亲”。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回去看她，那天太阳正好，我们逗她开心，叫她来一段。她便强打精神，拿出她的金钱棍为我们唱了一段，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演出，当着她的儿女们。那后就一直卧床不起，直到生命的最后。
母亲最后一次在儿女们面前打起金钱棍
母亲知道自己不行了，交待后事时强调，老一套的规矩当免且免。不穿寿衣，要穿她平日里喜欢穿的大衣，穿皮鞋。这都是家乡一带死人大忌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愿为她穿了大衣和皮鞋，我甚至为她放大了一张她生前神采奕奕的一张彩色照片做遗照。家乡的乡亲们看彩照漂亮，表示今后老人去世也用彩照，破除旧习。母亲用她的勇敢葬礼也要给后来人带个好头。
母亲就埋在我们家后面的山林里，那是我们祖坟所在地。没有墓碑，杂草迅速的长满了坟头，像一座很老很老的老坟。我一直想给母亲立一块碑，亲手写一幅墓联，但因种种原因耽误了下来。明天已经是她去世两周年的祭日，墓碑依旧没有立起来。我想我要买一束鲜花去她的坟前，不需要香烛纸蜡什么的，因为母亲是一个敢于打破旧礼教的人。我要用文明的方式寄托我们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