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编辑《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悔悟自己过去全错了，其实他的认识和王阳明是一样的，只是接着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改正。这事深为后世诟病，顾炎武说：“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之前王阳明的弟子们，拿朱子的书挑错，王阳明批评他们说：“这样有心求异，就不对了。” 样说，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既不必“有心求异”，又何必“有心求同”？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未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先生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士德，是王阳明的弟子杨骥，字士德。
杨骥问：“格物的学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都能理解。为什么文公朱熹聪明绝世，却反而不明白呢？”
王阳明说：“朱子精神气魄十分宏大，他早年就下决心要继往开来，所以一向只在考据学问和著书立说上下功夫。如果他先切己自修，那就没有时间读书写书了。到了晚年，德业鼎盛之后，如果他真的担忧大道无法昌明，就像孔子一样，删述《六经》，删繁就简，开示后学，那也不必花费大量精力去考据求索了。朱子呢，早年就写了很多书，到晚年才悔悟，自己功夫做颠倒了。”
杨骥说：“朱子晚年的悔悟，如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治圣学要先确立那道理的根本，不可就着那句话，就去考证校对，我的书，有的地方，定本就定错了’，又说‘虽然读那么多书，又能成什么事’，‘体认大道，和固守书上的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他悔悟之前用功的错误，才去切己自修啊。”
王阳明说：“你说得对，这就是朱子的过人之处，他力量大，一悔悟，马上就转到正道上，可惜不久就去世了，平日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
杨骥引用的朱熹的话，都出自一本书，叫《朱子晚年定论》，但是，这本书是王阳明编辑的，挑选了朱熹和友人的通信中，一些反省自己错误，以及和王阳明思想相契合的文字片段，以证明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是一样的，以及他晚年已经悔悟到自己错了，只是来不及改正。
王阳明因为编辑刻印这本书，为后世所诟病。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肯定不是朱熹自己的定论，朱熹的定论，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孔子删述六经，朱熹的功业，就是删述四书，在他的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据他自己说，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前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确实做到了他自己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熹是一座高山，以王阳明心学的内心强大，在这座高山面前，还是有怯意，或者说有歉意，他在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时撰写序言说：
“我的学说，和朱子的学说相抵触，让我‘恒疚于心’，深感痛苦！甚至怀疑以朱子之贤德，这些道理他还弄不明白吗？等我到南京做官，拿到朱子的书籍和通信，才知道朱子晚年的时候已经明白自己的学说有误，以至于觉得自己自欺欺人之罪，不可救赎。世间所传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都是朱子中年时期，学术思想还没有定论时所作，朱子已经自责自己的错误，只是还来不及改正。
“发现了朱子的心迹后，我既为自己的学说和朱子不相冲突而感到幸运，又高兴朱子能够在我之前就明白这些道理，然而感叹世俗的学者只守着朱子中年未确定的学说，不知道探求他晚年悔悟的学说，争来吵去，扰乱正学，却不知自己已堕入异端了。所以我就采集相关文字，编辑成册，私底下给同学们看，让大家不再怀疑我的学说，那样圣学的昌明也就可以期待了吧！”
王阳明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深为后世诟病，顾炎武说：“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
之前王阳明的弟子们，拿朱子的书挑错，王阳明批评他们说：“这样有心求异，就不对了。我的学说和朱子的不同，只是入门下手的角度不同，但我的心，和朱子的心，未尝不同。”
这样说，就已经很好了。既不必“有心求异”，又何必“有心求同”？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