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政体演化的基本脉络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但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群体生活，人类必定需要某种权威结构来协调与约束不同个体的行为。

目前最早有文字可考的国家则是公元前3500—前3000年才出现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的。

国家的分化与演化

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的人类最早国家兴起之后，中东的其他地区、环地中海地区、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出现了亚述帝国、犹太王国、波斯帝国、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古印度国家、从殷商到周的中国古代国家等。

前现代社会的国家演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城邦国家、一般国家、和帝国。国家规模似乎是这三类国家最为显著的差异，城邦国家规模较小，一般国家是中等规模，而帝国往往规模巨大，疆域辽阔，但三者的差异不仅在于规模，还涉及复杂的政治结构问题。

具体而言，三者之中规模最小的是城邦国家，它们一般是以城市为中心，统治其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国家。

公元前9世纪以后，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地区陆续出现了上百个城邦国家，普遍面积不过数十至数百平方公里，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仅有斯巴达、雅典与叙拉古三个城邦。

三者之中规模最大的是帝国。帝国的特征不仅在于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于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和战争来实现疆域扩张，控制与统治异质性较高的不同民族，采取帝国中心区域的直接统治与外围区域的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等。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政治史上第一个帝国是亚述帝国。亚述起源于今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亚述古城，兴起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鼎盛时期直接控制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此后，从中东到欧亚大陆又陆续兴起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包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拜占庭帝国（亦即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许多帝国。奥斯曼帝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传统帝国，而大英帝国则是第一个现代帝国。

处于城邦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就是一般国家。

凡是统治区域超过一个主要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范围，又没有以连续军事征服方式来实现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对地理疆域广大的地区实现统治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属于本书所定义的一般国家。

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说，早期国家中的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并非是泾渭分明的。

政体的分化与演化

如果说国家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多大疆域范围内的领土能够实现纵向一体化的军事征服与政治控制，那么政体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

古典时期兴起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君主国，包括古埃及王朝、苏美尔王朝、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中国的秦汉帝国等。

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典民主制，是由城邦全体男性公民通过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主陪审法庭进行治理的，公职人员则由抽签和选举两种方式产生。

在希腊不远的意大利半岛上，则诞生了古罗马的古典共和政体。古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由民选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共同治理的国家。古罗马共和国的特色在于，贵族通过元老院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蒙古帝国长期实行的都是忽里台大会制度。实际上，这是一种部分意义上的贵族共和制度，即蒙古各王公贵族、部落首领在潜在继承人中间投票选举产生君主。

从古代到中古，人类在政体问题上就出现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分化。

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体在政治演化上显而易见的差异在于中央集权模式与封建主义模式的分化。

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体，这种政体的核心是封君（领主）与封臣（附庸）基于土地而形成一种既包括政治军事权利义务又包括经济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

前现代普遍流行的君主制政体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特别是绝对君主制与有限君主制的分化。

前现代的君主制普遍都是绝对君主制，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在法律上不受约束，君主的命令就是法律。

有限君主制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位于中东的古代犹太人王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的政治发明。在古代犹太人的王国，“国王不是绝对的。国王并不是立法者，但却必须执行他所接受的律法，同时必须遵守它们，虽然这些律法并非他所制定，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受限制的君主’。

真正对人类近现代政治进化产生直接影响的有限君主制是英格兰的政治发明，又称立宪君主制。

现代民主政体首先在英国、美国及西欧和北欧国家落地生根。

现代民主政体经由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静态分析框架

什么是国家？

关于国家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最主流的观点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写道：“国家是一个在特定疆域内成功地宣称拥有合法行使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

国家的组织理论

这一理论把国家视为一个以统治者（ruler）为中心、以军人和文官等统治精英（elites）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组织，被统治者或平民（civilians）则是这个政治组织的外围成员。

韩非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君主怎样通过“法”“术”“势”的综合运用，牢牢地控制政治权力，最终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韩非的学说中，君主居于中心地位，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塑造，最终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君主。

按照韩非的说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在一千多年以后的欧洲，马基雅维利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看到的是意大利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的危机，因而撰述了《君主论》这部千古奇书。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乃是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起点，也是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唯一指望。

1280年前后，后来的奥斯曼一世只是土耳其族人部落的一个首领，他们仅仅控制了瑟于特附近地区（即今天土耳其比莱吉克省的一个镇及其周围）。

从逻辑上说，君主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创建一个高层的政治军事团体。这个团体也许人数不是很多，但这个团体是国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核心成员，是协助君主完成国家构建、进行开疆拓土的核心力量。

仅有一个高层政治军事团队是不够的，君主还需要为他们设计一套权力结构与制度规则，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形成一个能确保命令上传下达的权威系统。

君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离开了强有力的军队，在前现代的国际体系中，君主既无力自保，又无力开疆拓土。

在权威系统与武力系统之外，君主还需要建设一个资源系统。无论是一定规模的官僚机构，还是庞大的军队，都需要一个资源系统来为它们提供财务上和人员上的支持。

君主还需要在这样一个拥有相当规模人口的社会建立一套资源汲取制度，包括获得税收、招募士兵、征发劳役等。

任何国家构建过程都离不开三个系统：权威系统、武力系统与资源系统。这也是支撑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三个主要系统。

国家构建过程也离不开三种政治行为者：统治者、统治精英与被统治者。

统治者关心的是，一方面，他要创造一个有效能的统治精英阶层，这就必然要给他们授予相当的权力和配置相当的资源；另一方面，他要设法维持统治精英阶层对于统治者和国家的政治效忠，这同样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则甚至是观念体系来确保或提高这种忠诚度。

国家创建起来之后，它时时刻刻都需要面对自身的政治生存问题。对一个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言，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叛乱颠覆国家的风险，二是外敌入侵颠覆国家的风险。因此，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创建国家之后，都需要不断地提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能力，特别是其军事能力、政治能力与资源能力。